澳洲19世紀爆發的淘金熱，意外掀起了白澳政策的序幕

到澳洲打工度假，已經成為台灣新世代的一種現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親友曾經加入這個行列，高峰時期，每年至少有 2 萬台灣青年背包客飛越半個地球，前進這個「遠得要命袋鼠王國」。

澳洲向來以高品質低工時的生活聞名於世，前幾年昆士蘭觀光局以「全世界最棒的工作」行銷手法，向全世界青年招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與此同時，卻對中東、南太平洋偷渡客難民，祭出高規格的打壓手段，說是西方諸國中態度最強硬者也不為過。

很難想像，這個盛產可愛無尾熊、以自然風光、人民友善著稱的國家，在百年前，曾經擬訂「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與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並列，高唱官方種族主義，讓其他先進國家頗為感冒。

這不光彩的過去，居然跟黃澄澄的金條有關。

究竟是什麼樣的發展脈絡，讓這個曾經飽受母國壓榨的經濟殖民地，以種族之名，掀起保護主義？讓我們話說從頭，來看看 1851 年，也就是大清咸豐元年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件。

那一年，澳洲還只是個地理名詞，那裡有的，只是澳洲大陸上的大英子民，以及統治他們的各殖民地總督府。

「新金山」淘金狂潮

1851 年 5 月初，雪梨晨驅報刊出了轟動全澳洲的爆炸性消息，新南威爾斯殖民地的橘鎮（Orange）附近，發現豐富的金礦藏量。

哈格雷夫斯（Edward Hargraves）這個將消息放給媒體的發現者，曾經在 1849 年遠渡加州淘金，學習到新式尋礦技術。他還將找到的金礦所在地，命名為「Ophir」，也就是聖經當中，索羅門王寶藏所在之處。

耐人尋味的是，報紙上甚至連詳細地點都有，不出一週，大批各行各業的民眾，放下手邊工作，湧入媒體藏寶圖所指之處，人人都想挖到黃金、一夜致富。

為何哈格雷夫斯選擇公開秘密呢？

19 世紀的英國法律規定，屬於貴金屬的金銀礦，一旦發現，所有權與開發權都屬皇家所有，所以即使找到金礦也只能通報政府，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分一杯羹。

再說，當時人們就相信新南威爾斯總督府早就知道哪裡有金礦，卻遲遲按兵不動，將消息壓下，甚至沒有上報倫敦。最主要的考量，就是澳洲嚴重缺乏年輕男性勞動力。1848 年北美加州地區開始的淘金潮就是前車之鑑，短短兩年內就磁吸澳洲上萬人離境，每個人都想著一夜致富，攔也攔不住，要知道當時雪梨人口還不到 4 萬呢！

當局深怕金礦消息走漏之後，從此以後就沒人要做工了，殖民地的榨取式經濟將遭到毀滅性打擊。

也有一說是認為，食古不化的殖民地官方不想讓流放變成一種獎勵、破壞既有的帝國秩序。英國殖民地官僚體系，向來以降低風險與成本為最高指導原則，用最少的人來管理「化外之地」。萬一黃金消息走漏，將大幅提高統治成本，更糟一點，還可能引來敵國勢力。

哈格雷夫刻意昭告天下，就是想在澳洲複製美國模式，看準官方人力無法阻止大批湧入民眾、也不可能向遠在天邊的倫敦求救。

果不其然，雪梨的新南威爾斯總督府不得以只好頒布命令，允許民眾自由淘金，但必須事先繳納「金礦開採許可費」，對皇家以示尊重。

新南威爾斯的淘金熱，意外緩解了加州淘金熱以來，人力流失的狀況，卻引爆了各個殖民地的狂熱，不到 4 個月，連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克呂納（Clunes）和 巴拉瑞特（Ballarat），也傳出發現金礦。

同年 11 月，維多利亞殖民地總督拉籌伯（Charles La Trobe）向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格雷（Sir George Grey）送出的緊急報告當中提到：

維多利亞發現的金礦距離城鎮比較近，結果在墨爾本、季隆（Geelong）的廣大郊區，短短三個禮拜，許多男性居民消失得無影無蹤。棉花田荒蕪了，房舍出租了，商業全面停擺，甚至連學校也關門了。想聘僱勞工難如登天，這種情況下，任何契約都不再有人遵守

有趣的是，因為水手們都跑去淘金了，船隻被捨棄在碼頭，總督府開不出直航的船，所以連這份緊急報告都是隔年，1852年 4 月份才送抵倫敦。

這一年，恰好是大清帝國的咸豐二年，澳洲發現黃金的消息，很快傳到了華南地區，大批投機商人與招工開始大批招募三年為期的華工。

1849 年，全澳洲農場主首次計畫性輸入華人契約勞工，累計也不過才 390 人，但從 1852 年下半年後的十年，每年湧入各個礦區的華工居然平均高達 4 萬人，而 1852 年當時的墨爾本總人口還不到 3 萬人，可以想像究竟是何等盛況。這些華工主要來自廣東，墨爾本也因此被華人稱為「新金山」，與加州的舊金山遙相呼應。

影片為歷史文化紀錄片《大金山》（影像來源：Culture Victoria）
 

從數據來看，單是從 1856 到 1857 的一年間，華人便從澳洲運了 11 萬兩（盎司）、時價約 50 萬英鎊的黃金回到清國，令人眼紅。再加上不懂白人礦工的潛規則，例如先找到新礦要先豎起旗子標示、或是採礦技術差異、不理解水資源在澳洲的珍貴、喜歡集體行動等等，都引起了白人開採者的憤怒，於是連年的排華衝突就爆發了。

1855 年一份官方礦區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能窺見白人心中的不滿：

中國人滿足于通過最粗糙的採礦方式，獲取最細小的收穫。在反復淘洗舊礦坑時，他們用起水來，毫不考慮會不會浪費，甚至無視被保護、用來飲用的水資源。結果，由於他們無法、或者不願意理解金礦管理方，或者周圍礦工的意見，惹出了許多口角

1854 年，維多利亞的本迪戈（Bendigo），爆發了最早有紀錄的排華事件。歐裔與美裔的礦工在一處金礦附近集結，宣示驅離該地約 4000 名華人，引發肢體衝突。三年後的 1857 年，當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如火如荼的開戰時，澳洲卻發生了「巴克蘭谷暴動」（The Buckland Valley Riot），白人礦工群起攻擊，打死 3 名華工，數十人受傷，導致維多利亞總督府不得不派兵介入。

1858 年，維多利亞地區的聖公會華人傳教士張卓雄，希望透過倫敦來施壓偏袒白人礦工的總督府。於是他代表當地華人社群，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陳情信給英國下議院，其中一段是這麼陳述的：

在中國，我們永遠無法擺脫貧困，恰在此時我們高興地聽說英國的一個殖民地發現了金礦……我們祈求議院同情窮苦人，不要強行索取我們的財富，那麼所有中國人將快樂並永遠尊敬總督和立法者，當我們回到家鄉後也會讚揚這樣的統治者

這封信引起了帝都的注意，卻沒有在第一時間發揮積極作用。

很快的，又發生了另一件更有名的礦區衝突：新南威爾斯的「藍濱灘暴動」(Lambing Flat Riots) 。
 

藍濱灘暴動從 1860 年 12 月一直延燒到隔年 6 月，最嚴重的一波衝突在 1861 年 6 月 30 日達到巔峰，兩三千名華工遭遇白人暴徒洗劫，房屋直接被焚燒，華人礦工甚至集體拋棄駐紮地外逃。事後，這些施暴者辯稱，是因為華人奪走水源才不得以至此。

由於「藍濱灘暴動」規模過大，1861 年 3 月到 6 月，當地政府直接派兵進駐，新南威爾斯總督府的反應則是，火速在當年 11 月通過「限華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861）嚴格限制入境華工人數。

對華工來說，只要哪個發現金礦的殖民地規矩比較寬鬆，自然就會往哪裡跑。殖民地官方則視之為潛在的不可控因素，提心吊膽，深怕種族衝突的不定時炸彈，哪一天就被引爆。

各總督府之間的溝通不良，也間接導致各殖民地的立法競賽。習於榨取式經濟的總督府，對於最根本的礦區管理問題，並沒有提出解決之道。沒想到，這樣一拖就整整拖了 30 年。

白色的明天

1888 年，6 月 12 日，時間是下午 2 點，澳洲，雪梨。

時間正值大英帝國橫掃全球的殖民盛世，才蓋好不到 5 年的雪梨市政廳，門口熙熙攘攘，黑壓壓一片，不時有記者穿梭其中。

從澳洲六大總督府趕來的官方代表陸續抵達。現場冠蓋雲集，連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路過此地的市井小民，也紛紛張羅打聽。原來，再過半小時，議政廳就要討論一件攸關國際的重要大事。

這天，歷史悠久的雪梨晨驅報的重要版面，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字眼「『中國人問題』殖民地會議」（Intercoloni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1850 年代澳洲淘金熱潮以來，礦區的種族衝突時有所聞，經歷幾次英國與大清帝國的戰爭之後，甚至連坊間也曾謠傳，大清將會利用快速增加的移民，來控制人數本來就不多的澳洲社會。為了平抑民怨、減少引發國際糾紛的風險，澳洲六大殖民地總督府，破天荒地齊聚一堂，針對單一國家的移民問題商討辦法。

那時候的人們多半不曉得，或許連與會者自己也沒意識到，這場盛會，將影響澳洲往後超過百年的歷史軌跡。它既是白澳政策的原爆點，也可說是創造「澳洲人認同」的起始點。

議政廳內的掌聲響起，大門一開，以往高不可攀的總督府大爺們，臉上掛著說不出的疲憊。經歷了 4 天馬拉松式的殖民地大會師，會場上的激辯展現了英式議會的嘲諷、幽默，當然也少不了澳洲式的直白。

儘管互有歧見，六大殖民地最終還是就立法方針達成共識。由出身維多利亞總督府、有公共工程部長經驗的的代表艾爾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起草，並保留了部分新南威爾斯總督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在會中所提出的嚴苛內容。

接下來各個殖民地的立法當局，將慢慢統一方向，朝這幾個大原則邁進：

1. 各殖民地確信，進一步禁止中國移民，攸關澳洲人民基本福祉


2. 本會共識，需要大英帝國政府追認，並採取進一步外交動作，搭配澳洲各殖民地立法一致，才能有效執行


3. 本會考慮派出一位澳洲全權代表，向大英帝國政府表達意見，以敦促帝國當局採取進一步外交動作


4. 各殖民地立法要點：
   
   
   1. 適用於全體華人，並訂定具體細則
   
   
   2. 中國移民抵達澳洲各港口的人數，必須要明確設定上限，無論船隻類型，船重每 500 噸，只能配有 1 位中國人入港名額
   
   
   3. 在各殖民地總督府之間，沒有特殊安排的情況之下，華人旅客不得進行跨殖民地的移動，否則將視為違法

條件到底有多嚴苛？無論在時間或空間的緯度來說，這都是前所未有。

原先 1854 時的規定是船重每 5 噸限搭載 1 名中國人，到了 1857 年則是調為每 10 噸 1 人，因此就當時商船噸位的實際情況來說，本來每船的中國船員就很少超過 5 人，最新規定等於是表明除了有能力經營大型船隻的船隊以外，一概不許擔保任何中國人入境。

更令人感到訝異的規定是，每次跨殖民地移動、單次進出澳洲，華人都必須申請「華人豁免證」（Chinese Exemption Certificates） 、繳交 100 英鎊的費用，換算成今天的價格，大約就是 6000 到7000 澳幣左右，對於需要出外打拼的人來說，根本是天價。在那個澳洲大陸上沒多少城鎮的年代，也意味著華人一旦入境，就形同要牢牢禁錮在特定的土地上。

以上規定還開宗明義就表明「適用於所有華人」，也就是說，在殖民地政府沒有特殊安排的狀況下，連澳洲出生的華人也得乖乖照辦。然而，在這場以中國人為名的會議上，卻完全沒有任何華裔代表列席，也沒有任何來自華人族群的請願書被宣讀。

理所當然的意外

其實，早在這場會議之前，倫敦就發出嚴重警告，認為澳洲總督們持續針對華人祭出禁令，不僅破壞帝國內部的和諧，也藐視帝國法律位階。因為英國人想要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擔心清政府以此政策為藉口作梗。站在倫敦的角度來看，萬萬沒想到殖民地政府居然會為了「蠅頭小利」不顧大局。

1888 年 6 月 1 日的報紙，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報導了這些尖銳的意見；英國下議院議員海頓（John Henniker Heaton）早在「『中國人問題』殖民地會議」前就向媒體放話，稱「中國人問題」正讓英澳關係變得緊張，更別說可能再次引起清英兩國之間的齟齬。

位高權重的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諾士佛子爵（Henry Thurstan Holland）甚至烙下重話，質疑澳洲各殖民地政府，總督諸公這是想要在澳洲創造另一個美國嗎？ 藉此暗示澳洲當局不要自找麻煩，當時的美洲大陸，因為黑奴問題爆發的南北戰爭才剛剛落幕 20 多年，前車之鑑不遠矣！

真正的癥結點在於，在國際法地位上，由清國與大英簽訂的條約，名義上能讓澳洲的華人拒絕遵守法律位階低一等的殖民地法律，但是天高皇帝遠，實際執行的情形，只要能及時封鎖消息，就不是倫敦和北京真正關心的了。

因此，站在澳洲各總督府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結果就算不是必然，也出於無奈。

他們的邏輯是：既然倫敦無法增派治安人力，上頭只是空口說白話，要殖民政府「相忍為國」，又真的無力社會衝突惡化的情況下，乾脆就阻止「引起衝突」的源頭──華人移民，把矛頭指向社會中少數的外來者，許多官民之間的緊張議題自然「迎刃而解」。

而此一概念隨著年代議題不同，後來的投射主體也曾轉變為「亞洲移民」、「中東移民」或「南太移民」。

1888年著名的「中國人問題」會議過後不久，雪梨當時最顯赫的清國商人梅光達，可能是為了討好當地政府，或是迫於無奈，正式同意接受官方的說法，更無權無勢的華人，自然鴉雀無聲。

然而，在墨爾本，情況卻有所不同。

會議結果公布兩周後的 6月 28 日，維多利亞華人居民委員會（The Victorian Chinese Residents Committee）召開會議，之前曾寫過陳情書給英國下議院的傳教士張卓雄，再度代表當地華人社群，寫了一份態度堅決的陳情書給維多利亞總督府，抗議歧視性法令、並暗示不排除通知北京或是清國駐倫敦大使，並且將此內容公告維多利亞居民周知，要公眾評評理。

信件內容以不卑不亢的方式抗議：第一，無論是在澳華人百姓還是可能潛入澳洲的流民，從來就不是大清朝廷會主動關心的議題，第二，澳洲當時並不是清國人民的移民熱點，這項法案實際上受害的是早就在澳洲定居的華人，並且表示擔心這個趨勢會為澳洲的未來種下惡果。

這兩大重點正好凸顯了這個「禁華令」只是個「攻擊稻草人」的歧視性法案。

尋找自我的時代

19 世紀，澳洲從罪犯流放地，轉型成經濟殖地，已經隨著英國本土的工業化，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淘金熱發生的時機點，恰巧成為催化劑，發現金礦解決了澳洲長期缺乏的勞動人口吸引力，也提供了產業擴張所需資金。光是墨爾本，1850 年到 1860 年的十年間，人口足足成長了 3 倍，達到 12.5 萬人的規模。

事實上，英國當局在 1830 年代，就逐漸興起「系統性殖民理論」，越來越多官僚認為，應該減少向澳洲流放囚犯，以廉價土地與補助，吸引底層的英國民眾移居澳洲，不但能「淨化」英國，降低革命爆發的機會，還能補充殖民地勞動力、滿足母國對初級產業的供給需求，邏輯類似於日治時期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

澳洲民眾自然也察覺到這種大變動，來自母國的衝擊，讓整個澳洲社會開始思考自我定位、與「內地」的異同等等，經濟、身份焦慮感與地處亞洲，遠離母國的不安全感，最終讓澳洲在 20 世紀初，建立聯邦國家之際，走上了藉著否定他者，來定義我輩的道路。

張卓雄的先見之明，一語成讖。

發展至此，「白澳政策」的基本樣貌，儼然成形。距離這個辭彙真正登上官方歷史舞台，剩下不到 20 年。

不過，那又是另一段令人神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