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瑞貝卡．岡佩茲（Rebecca Gomperts）如此熟稔於利用海洋法的漏洞。這名來自荷蘭的醫生暨「海上婦女」（Women on Waves）創辦人乘著一艘經改裝的醫療船，帶著一支由志工醫生組成的國際團隊，橫渡到世界上將墮胎視作犯罪行為的地方提供墮胎服務。從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岡佩茲經常參與這些祕密執行的任務，已多次造訪瓜地馬拉、愛爾蘭、波蘭、摩洛哥以及一些其他國家的外海，遊走在各國與國際法的危險邊緣。
當一個國家的法律禁止墮胎，那項法律的效力只會延伸到該國海域的邊界，也就是從岸邊算起的十二浬。在第十三浬處，國際海域的起點，在岡佩茲的船上執行墮胎就屬合法，因為該船是奧地利籍，墮胎是被允許的行為。
海洋，以及海洋法中投機的怪相，依照岡佩茲的話來說，使得她得以協助婦女「給予自己許可」進行墮胎。更廣義而言，對於岡佩茲和其他許多女性來說，「海上婦女」的目標在於把一件關乎個人健康的事「去醫療化」。藉由將乘客帶到海上，岡佩茲說她是試圖移除橫亙在女性和她們對於自我身體的掌控權之間的中介者，也就是醫生（包括她自己）與國家。如同一名觀察者所描述的，岡佩茲的做法是利用海洋來幫助女性「跨越陸地、法律和許可」。
在報導海洋上的嚴重傷害罪行時，我曾經發現許多壞人並非蓄意違反法律。大多數時候，他們的目標是要賺更多錢，而不論那麼做可能對於漁工造成的後果，以及對於海洋健康的傷害。然而，在我所遇到的人當中，還有一小群人抱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利用海洋法的漏洞做為一項祕密武器來推動他們所關心的議程。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認同他們在一項議題上所抱持的立場，也沒有人能否定這些倡議者與運動人士很清楚自己的信念。
2017 年四月，在我搭上岡佩茲的「阿德萊德號」（Adelaide）之前，我的報導大多是著重在海洋上的罪行悲劇。此刻在墨西哥外海，一群團隊為了規避陸地上的不幸，把受害人帶到海上。我報導這個故事的部分動機在於需要一點休息。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在法外之海較黑暗的角落登上幾十艘船之後，我的內心已然疲憊不堪。我渴望看到一則新的故事，而裡頭的主人翁是不同的類型。在「阿德萊德號」謹慎的行蹤之中，也提醒了我們有些法律是如何地獨斷、近乎愚蠢，但卻對於許多人的生命造成實質後果。善於利用這種法律的漏洞，岡佩茲已經讓不少執法的國家氣餒不已。
「阿德萊德號」於 2002 年在法國建造而成，屬於分段式單桅帆船（fractional sloop）。船身內部以亮藍色裝飾，放滿坐墊，令人感到舒適。當船帆全開時，可以航行得很快，但是當我們試圖離開墨西哥海域時，風朝向著我們吹來，只得仰賴一部二十九匹馬力的柴油引擎前進。
幾個月以來，我強力請求岡佩茲讓我加入她的某一段航程。她說，男人通常是不被允許上船的。「這會讓女性感到不舒服。」她告訴我。岡佩茲的船在墨西哥時，船長塞斯．畢爾登（Seth Bearden）是唯一例外，因為他已經經過審查，而且先前在陸地上就為團隊工作過，協助調查船隻。最終，岡佩茲允許我在墨西哥的伊斯塔帕（Ixtapa）港口登船，條件是我必須保護船上婦女的身分。
臉上有雀斑、皮膚白皙，銳利的綠色眼眸與烏黑秀髮，岡佩茲的體格猶如一名長跑選手。她總是東奔西跑，似乎從不感到疲憊，經常一邊在手機上打字，一邊跟身旁的人說話，內容往往是關於下一次任務的後勤安排，或是上一次的任務結果。雖然外表充滿活力，她同時也帶有喜怒無常的複雜感，以及歷經風霜的超然態度。岡佩茲總是同時做著幾件事情，很少將注意力專注在任何一件事上頭，而只是飛快地以眼神接觸。她回應手機來電的聲音很粗魯，彷彿隨時都是凌晨三點。當我說話支支吾吾，以優柔寡斷且岔開的問題迂迴時，她會毫無耐心地打斷，並問道：「所以你在問我這件事是否是一場作秀罷了？」
岡佩茲在即將抵達某處之前，通常會事先通知當地媒體，因為她的目標之一是要激起辯論。然而，這趟從伊斯塔帕出發的航程本來是要祕密進行的，因為岡佩茲想要避免重蹈兩個星期前在瓜地馬拉的覆轍。當初由於團隊的計畫遭人通風報信，瓜地馬拉政府派出警力與海軍前往岡佩茲停泊的碼頭。瓜國政府阻止「海上婦女」團隊登船，把他們驅逐出境，並且宣稱他們對於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這種事情對於這個組織來說並不罕見，他們很少得到拜訪國的溫暖歡迎。在愛爾蘭，他們面臨炸彈威脅；在波蘭，岡佩茲在港口被抗議人士丟擲雞蛋與潑灑紅色油漆；在摩洛哥，她差點被一名憤怒的暴徒挑釁；在西班牙，反對者試圖拖走她的船，而岡佩茲阻止他們的方式是切斷他們的繩索。
批評墮胎的言論指控岡佩茲是在經營一艘「死亡之船」。他們聲稱她的組織暗中破壞國家主權，同時精心策劃一場駭人的戲碼，折磨心靈脆弱的婦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岡佩茲的看法則不同。「我們只是以單純且有創意的方式」利用法律來提供「減少傷害」的服務，並且讓女性得以掌控自己的生命。
禁令不會讓墮胎行為消失，而只是使之地下化。
她這麼對我說。
墨西哥的墮胎禁令
墨西哥一直是羅馬天主教的大本營。自從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以來，數十名墨西哥女子被家人、醫院員工或是其他人舉報曾經墮胎，因而遭到論罪。墮胎在這個國家還是非法行為，但是估計每年有一百萬名女性以祕密途徑進行墮胎手術。根據生育健康研究中心葛特馬赫協會（Guttmacher Institute）的研究顯示，通常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這類地下墮胎行為會導致併發症，包括感染、子宮破裂、大量出血，或是子宮頸穿孔。
在墨西哥的一些地方，任何沒能生下健康寶寶的孕期都會引起人們對於媽媽的懷疑。幾百名婦女曾經因為墮胎沒處理好，在尋求醫療協助之後遭到監禁。醫院必須向警方通報任何可疑的墮胎行為，就如同他們對於槍傷患者的處置。在某些州，例如維拉克魯斯（Veracruz），則要求對於有墮胎嫌疑的女性進行非特定的「教育」手段。
2007 年四月，墨西哥市將墮胎除罪化，允許婦女在懷孕頭十二週之內可自由地結束孕期。這項決定在全國引發強烈反彈，三十一個州之中至少有半數通過憲法修正案，宣稱生命起源於受孕那一刻。
在登上「阿德萊德號」之前，我讀到了一名婦女派翠西亞．門德茲（Patricia Mendez）的案例。她在 2015 年二十歲之時進行了墮胎。門德茲後來描述警方與偵探如何被召集到醫院病房，而她則被迫簽署文件。院方甚至將胎兒抱到她的面前說，「親他，妳殺了他。」她回憶護士這麼對她說道。男友的家人為胎兒舉行了葬禮，而門德茲被要求出席。
偽裝成藝術作品的海洋診所
岡佩茲出生於蘇利南（她的父親來自前荷蘭殖民地），她在三歲時搬至母親的家鄉荷蘭。她的成長歲月多半是在菲立辛根（Vlissingen）度過，她在那兒會與家人航行至北海，也是當時愛上了船。
1980 年代中期，岡佩茲進入阿姆斯特丹的一間醫學院就讀，同時也在上一些藝術課程。她的專長是裝置藝術，利用影片探索女性身體，以及女性身體和生育之間的關係。在完成醫學訓練之後，她曾經有數年在綠色和平的「彩虹戰士二號」（Rainbow Warrior II）做為隨船醫生。那段期間，她認識了一名曾經被強暴的女性，施暴者是一名本應協助她墮胎的男子。岡佩茲也在南美認識了一名十八歲少女，辛苦地拉拔三名年幼的弟妹。岡佩茲說，那名少女的媽媽在祕密墮胎時不幸過世。
「她們的故事將這些原本對我來說只是數據的事物擬人化了。」她說道，並解釋她為何開始籌錢租用一艘船，將船艙改造成海上墮胎診所。她聯絡了過去在藝術學校的朋友，包括一位知名的荷蘭藝術家喬普．馮萊蕭（Joep van Lieshout）來協助她設計與打造診所。
2011 年，就在岡佩茲預計離開愛爾蘭展開第一趟航程前不久，荷蘭交通部威脅撤銷她的船隻許可證。雖然墮胎在荷蘭是合法的，經營診所卻必須符合某些要求。岡佩茲給荷蘭當局傳真了一份證書，上頭說明該診所是一份藝術作品，名為 A-Portable；據此，她聲稱該診所不必遵循某些海洋法規。於是這艘船獲准航行，而馮萊蕭日後在威尼斯雙年展舉辦展覽時，便展出他的設計圖與診所的模型。
岡佩茲最初計畫要在她的船上執行墮胎手術，但是無法克服許可證與後勤安排的問題，所以她的團隊維持用藥物做內科方式流產。其他人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想法，但沒有人真的付諸實現。包括一位名叫納瑪．莫蘭（Na’ama Moran）的以色列企業家，她多年來試圖創建一家公司，在距離美國海岸十三浬之處停泊一艘船，提供廉價醫療服務，如此一來，就不必受到美國刑法或醫療執照法規的規範。雖然莫蘭沒能湊足創業資本，人們對於這種服務的需求卻是真實的。每年有超過一百萬名美國人前往其他國家如墨西哥、南非與泰國，進行整形、髖關節置換、心臟瓣膜修補與抽脂手術等。
在「阿德萊德號」返回港口時，我到甲板下方去找岡佩茲。她觀察到，雖然較富有的婦女尋求墮胎時，可以搭機到另一個接受合法墮胎的國家去進行，這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卻不是一個選項。「我們不能帶她們到奧地利，但是我們可以把一點奧地利帶給她們。」一名來自愛爾蘭的志工艾米爾．史帕克斯（Eimear Sparks）插話說道。
岡佩茲回顧她在近年來收到過的一些苦惱電郵與來電。一名摩洛哥女性寫道，她想要喝漂白水以終止孕期；另一名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國女兵遭到強暴，但是她不能在營地附近墮胎。一名英國女子受到男友暴力對待，她說如果男友發現她懷孕就會揍她，因此她要想辦法墮胎。
我問岡佩茲是否認為自己的行為違法。我預期她會肯定地回覆，並且猜想她的解釋會類似《梅岡城故事》結尾的走廊那一幕，讀者看到兩套正義系統交錯，並且相信合法的行為不總是正義的行為。
然而，這不是岡佩茲的答案。「我們沒有違法；我們只是以對我們有利的方式利用法律。」她說道，並且表示她認為自己更像是一名藝術家。尋找合法的漏洞是一種藝術，她補充道，而且是一種激起公眾辯論同時保護就醫者隱私的藝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無庸置疑地，「海上婦女」所做的事情帶有某種戲劇性。而岡佩茲很自在地擅於上台表演。
這個組織最成功的挑釁之舉發生在岡佩茲於 2004 年前往葡萄牙時。該團隊試圖靠岸，卻遭到葡萄牙政府拒絕，並派出兩艘軍艦阻擋他們的去路。這件事接著引發媒體關注，岡佩茲被邀請至葡國的電視台為「海上婦女」辯護。然而，她只是利用這個機會解釋如何以米索前列醇終止孕期。雖然墮胎在葡萄牙是非法的，但米索前列醇在當地藥局就能買到。岡佩茲在幾十萬名觀眾面前大膽指出這件事。這場對岡佩茲的訪問被視為葡萄牙於 2007 年將墮胎合法化的全國性公投之催化劑。
「在許多地方，女性甚至不知道有這種藥丸的存在，而且它們並不昂貴。」當我問起那次她在葡萄牙電視上的大膽舉動時，岡佩茲說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球每年有超過兩百萬名女性進行「不安全」的墮胎行為，其中大約有四萬七千人會因此喪命。
在我的報導生涯中，我曾經看過政府花費少得多的心力查緝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規範。而且，岡佩茲不像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船長那般在海洋保育區非法捕魚，也不像是容許奴役漁工的船公司，她並沒有犯法，只是利用了法律的漏洞。她如此公然地行動，又是做為一名女性與外國人，才是最有可能導致政府如此反應的因素。就像是「木犀草號」的故事，政府的反應多半是基於政治考量，而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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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步步驚險萬分的紀實報導裡，更著重陳述那些浩如煙海的、未加制止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傷亡。這些犯罪行為從人口販運到毒品貿易，再到環境污染，全部涉及。雖然現在全球經濟比以往更依賴四百多萬艘漁船、小貨船，以及十萬艘運載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全球商品的大型商船，然而，法外之海是真實的，就像它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狀態，而直到我們開始正視這項真實之前，我們可能始終忘了馴服或是保護這片邊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