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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活魚生吃的挑戰、機智應對臺獨議題,更自創獨家密碼速記訪談──吳介民研究員與他的中國田野札記

政治社會學家的田野之眼
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吳介民走訪中國各地,訪談數百位中國民工、地方幹部、台商。數十年的透視觀察,醞釀而成重要著作《尋租中國》,也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二十五年磨一劍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外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吳介民走訪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他想著或許哪一天,能以更具文學性與後設反思的筆觸,寫下那些照片裡外的省察與體悟,那是一個年少時歷經鞋廠童工、自助餐幫廚與水餃師傅,而後才成為一位政治社會學者,所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圖為吳介民(右)到河南遂平田調,包了一台改裝三輪車,當時遂平縣城只有這條大街。
圖│吳介民

社會學田野的飲食日常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富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的吳介民,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介,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依靠大量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民工的工資、福利與一般勞工區隔,長期遭受體制剝削。吳介民隨同一對民工情侶返鄉,中堂貼著兩幅春聯,隱含了政治標語,「四化」即意指四個現代化,對聯中間則有毛澤東等人的圖像。
圖│吳介民

田野中的「政治」:蛇肉沙西米、活魚生吃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1995 年,吳介民(右一)跟黎安友(右四)訪問四川巴中深山村落,與村民合照。吳介民回憶,前往村落的途中,車子一路盤旋山路,一邊是山壁、一邊是山崖,一行人歷經夜半迷路、拋錨,驚險萬分。
圖│吳介民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你們台灣人搞台獨!」急智化解敏感時刻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台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台灣人搞台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台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中國鄉村牆上經常可見大幅標語,吳介民笑稱:「你得反著看。」「存款光榮」意指要求「強迫儲蓄」,圖中為典型的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到沿海工廠打工,村裡就剩下老人、幼兒。
圖│吳介民

每日一班的長途客運,固定從村子來回四川的縣城。社會學田野如何以此為觀察線索?吳介民解析,招牌背後便可能看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的跡象,意即村內有固定人口往返縣城打工,足以每日派送一班客運。他們通常是相互介紹,長途移動到城內當民工。
圖│吳介民

田野調查準則:跟牢你的領路人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吳介民拍下的路邊菸攤,琳瑯滿目的當地香菸品牌,但從包裝設計上可看出不少皆仿自世界知名廠牌。
圖│吳介民

簡碼速記,帶走關鍵數據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台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吳介民長期田調的一個東莞村落,周遭是高檔商業區,包圍著原本的老舊村區。村裡可見中國現代化付出的各式成本,廢水排放、土地汙染、廢棄垃圾。在當地田調,他被禁止拍照。
圖│吳介民

中國崛起的背後點滴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台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1994 年的中國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台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台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過去文革時代,小學數學課本、畢業證書、街頭標語,無處不有毛語錄的最高指示。
圖│吳介民收集翻拍

1995 年 9 月 4 日,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偏遠小鎮上,卻目睹工人正用白漆抹去牆上的毛語錄,彷彿也見到一個時代的消逝終結。
圖│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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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採訪撰文 龔雋幃
美術設計 林洵安
刊登專欄 研之有物
刊登日期 2021-05-10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