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過二二八軍警追捕，卻仍然心痛而亡：文藝青年吳天賞之死

1947 年的 3 月，本該吹拂著和煦暖風的春日，臺灣島上卻做起了洪水。大稻埕的那聲槍響，徹底擊碎了臺灣人的祖國夢。市街上一時喧騰，卻在軍隊登陸後又隨即幻滅，本應湛藍的基隆港邊也染上腥紅的血色。在那個特別漫長的寒春，吳天賞在得知自己成了通緝對象後，展開了他的逃亡。

雖然當時肅殺的氛圍讓吳天賞早有預感，但接獲消息時依舊驚惶不已，畢竟他並非如此熱衷於政治，又何以出現在通緝名單之上？

他先是躲藏在二林的親戚家，接著到臺中鄉下的教友家暫住，幾天後又北上至郭馬西牧師家，再暫住在陳炘位於今日南京西路的住家，投靠其弟陳遜章，最後轉往畫家李石樵位於今日新生南路上的畫室躲藏，直至事件餘波暫歇。

那年初夏，吳天賞僥倖逃過軍警追捕，但卻換得了一身的疲憊與消磨，返家後終日將自己深鎖於臥房內。同年六月底，因其受邀參與文友張我軍的惜別會，他才久違地踏出房門。那天他一如往昔地喝了幾口小酒，宴席結束後還悠悠地步行至第二市場買了串香蕉。原以為生活就要回到常軌，但隔日清晨，其妻前往臥房確認時，才發現他已早沒了心跳。原來吳天賞已在那天夜裡溘然長逝，此時的他不過僅僅 39 歲。當日家人哭吼「天賞死啊！」那撕心裂肺的喊叫，時隔七十多年依然仍深深烙印在其子吳良也的腦海中。

在其逝世數年後，畫家李石樵為追憶故友，憑藉著記憶畫下他的肖像，以此寬慰家屬，這幅畫就一直由吳天賞家族所收藏著。2022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手完成的話——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特展，此幅肖像畫也才重現於世人面前。
 

李石樵畫筆下的吳天賞西裝筆挺、表情溫柔斯文，投射著李石樵對故友的思念情緒。略帶微笑的表情，像是在訴說著對於未來理想的憧憬，而他若有所思的眼神，則彷彿仍在思考著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只可惜當時的他，已經無法再回應這個社會。
  倘若看到「1947」這個關鍵的年份，不難猜測吳天賞被捲入二二八事件，可是他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又為何在壯年時驟逝？一直都是家族間難以放下的疑問。然而，這幅畫的展出也意外牽引出一趟家族歷史的追尋之旅。
 

踏上文藝青年之路

吳天賞出生於 1909 年，是日治時期《臺灣新民報》的記者，在戰後也擔任《臺灣新生報》臺中分社的主任。不過比起記者的身份，他更熱衷於從事文學創作與藝術評論，張星建、張文環、巫永福、李石樵等文藝界人士都與他交往甚深。
  成長於教會世家的他，自幼沈浸在信仰與藝術的氣息中。或許是受到這樣的氛圍薰陶，在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時期，吳天賞就對於文學、繪畫、音樂有著極高的興趣。與他同期的臺中師範學生，還有翁鬧、楊逸舟、吳坤煌、張錫卿等人，後來也都各自在藝文界嶄露頭角。當時的臺中師範可說是臺灣藝術與新文學的搖籃。
 
1932 年，吳天賞辭去教職，選擇前往東京繼續深造。起初是為學習聲樂，後來又轉入青山學院英文科，並積極接觸美術、戲劇、音樂、文學等藝文活動，也曾進入熊剛美彥畫塾學習繪畫技巧，這些經歷都為其後來的藝術鑑賞品味打下深厚基礎。臺中師範的學弟江燦琳就曾回憶，剛到東京不久的吳天賞，像是打開了眼界，不斷熱情地寫信分享在東京的各項見聞，並順帶將新刊寄回臺灣供後輩學習。他後來在《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雜誌上，陸續投稿小說及詩文，《フォルモサ》編輯曾形容吳天賞「確實是藝術家風貌」，倘若「能始終一貫保持超人，則將來可期望的作家」。
 
然而，隨著 1930 年代臺日兩地的政治運動受到日本當局的壓制，無處施展的知識份子開始轉以文化作為據點。以張深切為首的文藝人士，因而於 1934 年成立臺灣文藝聯盟，以向大眾推廣臺灣文藝宗旨。當時吳坤煌、巫永福、顏水龍等臺灣留學生們也在東京成立支部，吳天賞自然沒在這樣的盛會中缺席。他除多次參與文藝聯盟的座談會外，還積極將藝術評賞整理成文字，投稿至《臺灣文藝》雜誌，與臺灣文化界分享在東京的所見所聞，以行動厚實著臺灣文化。
  吳天賞雖然醉心於藝術之中，看似是浪漫的文藝青年，不過他始終與社會保持著亦近亦遠的距離。他並非那種勤於參與政治活動，或公開批判、談論社會的文化人士。他的創作題材也往往不屬於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曾因為創作觀念追求美的「純粹性」，而曾受呂赫若、吳新榮等作家抨擊。呂赫若曾甚至指稱他是個「虛無主義者」。
 
可要說吳天賞是個不關心社會的人嗎？那可絕對不是。他對臺灣社會的關懷，始終體現在他的行動之上，並且在文藝活動上站穩他的戰鬥位置。當他還在臺中師範就讀時，舍監小山重郎曾使用「清國奴」痛斥使用臺語交談的學生，學生們因此起而抗爭。據楊逸舟回憶，吳天賞正是主要起頭的學生之一。
 
隨著太平洋戰爭愈發緊繃，日本統治者愈加大力鼓吹「大東亞演劇」以此進行戰爭宣傳時，吳天賞卻選擇每日報導由富有臺灣鄉土色彩的〈閹雞〉排練過程，而該劇由《臺灣文學》雜誌成員所組成「厚生演劇研究會」所出演。據張文環回憶，吳天賞還遭到興南日報主筆質問，為何不撰寫自家「演劇挺身隊」的報導，而他的行動早已說明他這樣做的理由。
  然而，吳天賞認為倘若對於畫作不加以品評，畫家就不會進步，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吳天賞也積極地參與臺灣藝文界的藝評活動。事實上，這也是為了讓臺灣培育畫家成長的環境更加健全，並持續鞭策畫家前進，希望有朝一日能與日本內地相較。
 
在第六回府展與李石樵的對談中，吳天賞曾說語重心長地說：
 

無論是不是戰爭畫，創作絕對需要魄力認真的態度，表現出時代精神才行。⋯⋯在臺灣還看不到絕對令觀眾動容、感動、認同的大作。

吳天賞這番批評並非刻意貶低臺灣藝壇，而是對於臺灣藝壇與摯友李石樵予以最真切的盼望，希望創作者們能夠追求更高的境界。因此他告訴李石樵：「你的畫作技巧已相當成熟，希望你能把握機會，全心全意地投入，一定能創作出令我們們感動的大作。」顯然地，李石樵將好友的忠告牢記在心，他也才在後來創作出〈合唱〉、〈市場口〉、〈建設〉及〈田家樂〉等多幅帶有社會批判的人物群像畫，皆為李石樵在近代美術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可當 1942 年底日本在臺畫家立石鐵臣，針對臺灣畫家提出過於嚴苛的批評時，吳天賞卻立刻跳出來聲援臺灣畫家，以此捍衛臺灣畫家的立場，並且批判立石審美過度標準偏頗，甚至質疑立石是受人情包袱的影響。顯露出其對於文藝的戰鬥性格，以及對於臺灣的民族意識。
 

青天白日高高照，世界和平了？

1945 年 8 月，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戰敗，隨著殖民體制的瓦解，多數人對於「祖國」抱持著高度期待，而吳天賞亦是如此。那年 10 月，臺灣各地都高掛青天白日旗，誠心熱烈地歡迎祖國軍到來。據吳天賞的女兒吳真希於回憶，當時家裡的小孩子都會唱《臺灣光復歌》，「青天白日高高照，世界和平了」的旋律至今依然記得如何哼唱。
 
至於臺中藝文界人士，也在銀行家陳炘的號召下，於臺灣信託臺中支店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希望在國民政府尚未來臺以前協助維護秩序，吳天賞則擔任右總務部委員。
 
可惜，臺灣人迎接地並非和平的世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行政長官公署數次因法治敗壞、文化衝突、統治失當以及省級隔閡等因素，接連與臺灣人民發生衝突，最終因 1947 年 2 月 27 日的緝菸事件，引起全島起而抗爭。
 

特務羅織的證據，成為被迫逃亡的理由

然而，始終於政治活動保持距離的吳天賞，究竟是如何捲入二二八事件？當二二八發生後，事件消息隨廣播擴散到臺中，文藝界人士眼見事態嚴重，自然沒有置身事外。3 月 1 日一早，包含張深切、莊垂勝、葉榮鐘、吳天賞以及楊逵等文藝界人士就在臺中中央書局二樓成立「輿論調查所」，在《和平日報》記者鍾逸人的協助下，他們很快地就製作數千張「輿論調查卡」至市街、車站發放。
 
雖然表面上說是希望調查民眾對事件的看法，但這群文藝人士的目的或許更在藉著提問，刺激民眾思考、討論二二八事件問題的本質。輿論調查卡上共計 10 則提問，包含：

「取締香菸攤販，是不是需要帶槍？」
「軍警對身無寸鐵的人民，是不是可以隨便殺傷？」
「傳說民眾打『阿山』（外省人）有點越軌，原因何在？須要如何防止？」

這些提問可說是鏗鏘有力，直指事件的問題核心，抨擊著那些忽視政府濫用公權力在先的輿論。不過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就算是叛亂嗎？以今日的角度思考大概會覺得是天方夜譚，可在當時卻能成為入罪的理由。就算邏輯思緒再怎樣縝密，這群知識青年們也還是沒能料及往後的發展。事實上，無論從檔案或口述歷史中所看見的，吳天賞於二二八事件的參與程度非常有限，多半是與其文友們共同行動，稱不上什麼主謀，更遑論「行動首魁」或「出任共黨電訊部長」。
  不過在臺中地區廣為流傳的輿論調查卡，也落入特務的手中。在特務其中一份密報中，吳天賞與張星建二人皆被冠上「擔任叛變職務」的罪名，罪行都是「主張暴動，推開市民大會、民意測驗，調查所主持者」，或許正是因為這些特務誇大的事證，而使得吳天賞名列通緝名單。然而，這張調查卡也被收藏在特務密報的檔案中，因此意外地留存下來。

那年三月下旬，吳天賞接獲其遭到通緝的消息，展開了他的逃亡。
 

一幅畫的展出，揭開文藝青年吳天賞逃亡之謎

在數年以前，吳天賞家族的子女們對於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幾乎一無所悉，僅在父執輩的轉述或報章中，略聞父親曾被列入黑名單的事。直至 2022 年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因李石樵畫展的籌辦，因而聯繫上吳天賞的家屬。起初僅是要確認畫作的展出與授權，但卻在策展的過程中意外地揭開家族不為人知的歷史——吳天賞的名字確實出現在情治報告之中，這樣的結果對於家屬來說無比震驚。

吳天賞確切的死因在家屬之間有許多揣測，難以直接證明與二二八事件相關，因此過去在認定其是否為二二事件受難者時面臨許多困境。吳天賞在以前僅列於「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之中。然而，隨著檔案史料的出土，與家族間鍥而不捨地追尋，終於得以重新確認吳天賞於二二八事件受難的事實。在二二八基金會的協助下，今年度的二二八紀念中樞儀式上也將由蔡英文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給吳天賞家屬，以此撫慰受難者家屬過去七十多年來父親缺席的遺憾。
  然而，當吳天賞的次女吳朱實看到這些檔案時，又不免產生疑問：究竟是誰提供給當局這些黑名單？執行單位又怎樣羅織犯罪內容？事到如今，加害者依舊並未對這起事件付出應有的責任。有些疑問尚能從檔案中仔細推敲，窺見一些輪廓，但他也知道更多疑惑可能不會有答案。只是當一家人談起父親吳天賞時，還是會不停想起當初與父親相處的種種，以及他的溫柔與寬厚，溫暖的記憶也隨之湧上心頭。

二二八事件至今雖然已經 77 個年頭，但始終不是過去式，許多受難者家屬，時至今日仍然承受著失去至親的苦痛。然而，今日得以重新認定吳天賞為受難者，也意味著仍有許多歷史真相埋沒在檔案海之中，尚待著我們努力追尋，努力去揭開更多我們應當知道，而被迫遺忘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