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之後，女性參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武則天與她開創的時代

西元 705 年 2 月，女皇武曌臥病上陽宮，宰臣張柬之等人趁機發動政變，誅殺受到女皇寵愛而掌握權勢的張易之兄弟，又逼迫女皇退位為太上皇，皇太子提早登基，是為中宗；同年 12 月太上皇駕崩，結束一代女皇跌宕起伏、壯闊傳奇的人生。

武曌從 660 年開始代理高宗處理政務，後來更創建武周王朝、正式稱帝，成為名實兼備的國家統治者，前後掌握政治權力長達 45 年，如此長時間統治一個帝國，在世界史上亦屬少見。

關於武曌其人其政的研究非常多，這篇小文章想談談後武曌時代一個引人側目的政治現象：女性群體預政。

日月當空

現今慣稱女皇為「武則天」，其實是後世取其諡號而稱，並非本名。女皇新創字體自名為「曌」（讀作「照」），寓以「日月當空」之義；凸顯她的地位正如天空之上受人仰望的日與月，是萬民之母也是父。這個名字具體展現了她的氣魄與雄心。

自武曌登上后位，其行事涉及許多與女性議題相關的舉措，雖然主要為了提升或彰顯自己的政治威勢，卻也同時提升了女性地位、創造了更多女性參預政治活動的空間。

例如在公開、盛大的禪禮儀式中，由武曌與其他婦女分別擔任亞獻、終獻、禮生等角色，乃史無前例之創舉。又如禮制主張「父至尊」、「家無二尊」，刻意壓低母親的服喪禮；武曌將父在為母服的喪期從一年延長為三年，當時不少人便認為提高為母服喪，形同提高了「女性」地位。

除了在象徵性的禮儀層面提升女性地位，武曌的統治更在政治文化與制度層面創造女性預政的更多可能性。

例如她曾改變後宮「內官」名號，並將其職分定位從皇帝伴侶轉變為輔佐皇后治內的「內廷官僚」；後來內官名號雖然復舊，內官作為皇后官僚之性質仍然延續，故13歲的上官婉兒在高宗後宮被封為五品「才人」，實際上擔當輔佐武后處理政務的工作。

武曌從皇后預政到御宇天下，也曾汲引一批官員妻母入宮協理政務，雖然因史料留存極少，大多難以確認她們入宮後的名位，但大臣裴行儉的神道碑中明確敘述其妻庫狄氏入宮「拜為御正」，留下珍貴線索，證實武曌的宮廷曾創立新的女性職官。現存官志、政典皆未記載其制，應是史官認為女性任官乃離經背道，刻意刪落不記。

女皇即位後，後宮內文學館的規模一度擴充，教育宮人的老師從儒學者一人擔任學士，增加到內教博士十八人，包括「經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書、算、碁各一人」。師資的擴充，反映教育宮人需求的增長，教育內涵的「士人化」，也凸顯宮人職務的轉變趨向。

雖然整體而言，女主當政增加了女性參預政務的機會，但武曌似乎並未刻意提倡女性預政、創建制度化的女性任官管道。像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雖自武曌當政時期開始參預國事謀議，但女皇並未授予她們明確的政治職位與獨立權力；在女皇的嚴厲統治下，她們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謹慎而節制地使用權力。

高居帝位的武曌正如當空日月，眾人仰望，凌厲耀眼的光芒令其他星辰黯淡無光。

群星爭輝

饒富興味的是，日月殞落之後，天空方見點點繁星閃耀爭輝。更多女性積極競逐權力發生在後女皇時代。

中宗即位後，嫡妻韋氏被立為皇后；她仿效武曌行事，懸幔臨朝，與皇帝丈夫共治天下，即便中宗並未如同當年的高宗身染頑疾，帝后共治卻彷彿理所當然。中宗朝的公主們，不論是皇帝的姊妹或女兒，皆取得開府設官的權力。

雖然公主府的規制一般仍較親王府為低，但開府設官形同制度上承認公主的預政權，有利於公主連結官僚，組成自己的政治勢力，無疑進一步擴大了公主參預政治的能量，其中太平公主更是取得與親王同等的開府規格。

自武曌時代便輔佐政務的上官婉兒，在中宗即位後被擢升為二品昭容，專掌皇帝詔命。武周時期，上官婉兒曾為女皇掌理詔制，但女皇並未專任女官，依然敕命朝中大臣如蘇味道、韋承慶等人入禁中待詔。入禁中待詔屬於沒有品秩的使職，由皇帝親自選授，多由宰相或中書舍人等高官任之，其工作除了草詔，也參與國政決策，可視為皇帝最親信的臣子。

中宗時期，婉兒位居昭容，卻完全取代朝廷大臣入禁中草詔之職，反映她所帶名號雖屬妃嬪（內官），卻是中宗最親信的輔臣，女性內官與朝官的權職界限愈發模糊。從武曌主政到中宗朝，婉兒的角色從皇后的女官，經歷女皇的女官（不排除曾改任新創職位），進而成為男帝的女官，政治身分逐漸趨近於外朝官員。

上官婉兒作為中宗最親近的輔臣，其身分定位似乎是以昭容所帶之二品，直接視同朝廷二品官。一個重要證據是，後來死於反韋政變的婉兒，在睿宗時期獲得追復，贈諡「惠文」。唐代規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方由朝廷贈予諡號；上官婉兒位居「昭容」卻獲得諡號，反映婉兒的內官二品被直接視同朝官二品。

上官婉兒以昭容名位專掌禁中待詔之職，其內官品階比照外朝官品給予待遇，顯示當時預政女性的名位已經與官僚制度接合起來；女性跨過官僚制度的性別藩籬，也被視為朝廷官員對待。

後宮也有一群宮人涉入政治頗深，宮廷政變之際她們的向背抉擇可能影響成敗；在中宗即位後，一些宮人獲得了褒賞，甚至授予她們命婦爵位，大幅提升身分地位。這些不因夫、子而封的命婦後來又進一步獲得部分官僚特權，包括葬禮可使用原本只有五品以上京官才可配備的鼓吹軍樂，以及比照職事官之待遇讓子孫用蔭等。

後者尤其重要，因為子孫可由此獲得敘階任官、減免罪刑、免除課役等特權，用蔭實乃統治階級複製身分、延續家族利益之重要制度；而預政女性比照官僚用蔭，昭示母親也可成為政治特權的來源，充分認肯女性在政治領域的獨立人格，同時也釋放出預政女性被視為官僚的訊息。

後武曌時代，對政治權力感到興趣的不只有皇后、公主，還包括一群命婦、宮人。武曌長期統治並且最終成為皇帝這件事，可能改變、啟發了至少兩代人對於女性參預政治的想像。

中宗之女安樂公主曾自請立為「皇太女」，她的自信來自既然武曌可以成為天子，她身為天子之女，當然也可以！皇帝不是男人專屬的名位，女人也可以成為國家元首；女性預政、成為官僚、掌握政治權柄，也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

在後武曌時代，不只女性中有人這麼想，也有不少男性程度不一地願意接受女性預政。

中宗和睿宗兩兄弟就是一生受到武曌影響、願意接受女性預政的代表人物。中宗生於 656 年，睿宗生於 662 年，從他們懂事以來，母后一直幫助著父皇統治國家；不論是兄長被廢、自己成為皇儲、登基為帝又很快被母后廢位，終至母后改朝換代成為皇帝，母親一直是強大的存在。中宗時期雖然男主當朝，女性預政程度卻未見退縮，在許多方面反而走得更遠更深。

反韋政變後即位的睿宗，也仍然支持妹妹太平公主參預政務，並且追復上官婉兒二品官的身分，重續反韋政變後一度中斷的女性預政。我們雖然無從得知歷史人物的內心曲折，但從中宗、睿宗對自己妻子、妹妹、女兒，甚至宮人群體參預政治的反應，可以判斷他們並未反對女性預政，甚至願意支持。

當然，性別並非區分政治黨派的依據，眾多預政女性在爭取制度性的參政管道上或許利益一致，但在政治權力的爭逐上仍可能彼此為敵。

在中宗後期，韋后與安樂公主最主要的政敵便是聯合了睿宗（時為相王）、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的陣營。韋后、太平公主、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等地位較高的預政女性周遭，紛紛集結了支持她們的男性官僚；雖然也有反對女性預政的聲音，但相對而言當時的政治風氣對於女性預政是較為開放而友善的。

後女皇時代，更多女性奮力拓展預政空間，加上男主、男性官僚的支持擁護，女性預政勢力更加奔放蓬勃地生長，進一步鬆動政治體制的性別藩籬。後武曌時代的女性預政局面，同時存在著與皇帝並治天下的皇后，開府置僚、權如親王的公主，以及取得官僚特權與待遇的女官，可謂政治制度與文化出現重大變化的時期。

烈日灼身

710 年中宗暴崩，韋后、安樂公主一派與相王、太平公主、上官婉兒陣營爆發嚴重的權力衝突。

相王之子李隆基（玄宗）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致使韋后與安樂公主死於亂兵之下；然而李隆基卻又背叛盟友，趁機想剷除其他女性預政勢力。

他帶兵入宮除了殺韋后、安樂公主，同時也斬殺來迎盟軍的上官婉兒及其他預政宮人；他不僅派兵收捕韋氏親族同黨，也一併誅殺、流放武氏族人，將武曌掌權以來累積數十年的武氏勢力幾乎剷除殆盡；他更不惜觸怒同一陣線的太平公主，風急火燎地廢除公主開府制度。李隆基這些行動明顯為了杜絕女性預政，睿宗即位後馬上恢復公主開府，支持太平公主預政，後來又為上官婉兒昭雪、恢復其政治地位，顯示父子倆對於女性預政的態度截然不同。

李隆基因為政變之功被立為皇太子，太平公主也在睿宗支持下積極參預朝政，成為李隆基最大的政敵。713 年李隆基藉口太平公主「謀逆」，率兵討伐、收捕其黨，迫使睿宗交出所有政治權力；後武曌時代百花齊放的女性預政盛景，自此如煙花散盡一去不返。

傳統史書對中宗、睿宗朝的歷史描述充斥著偏見、扭曲與刻意的改寫、遺忘。例如中宗自認「子襲母政」，繼續尊崇武曌乃中宗的立場，上官婉兒草詔多推尊武氏，不過是為皇帝代言；但《舊唐書》卻將之歸因於上官婉兒與武三思私通，將「推尊武氏」視為個人品德敗壞導致的罪惡。

又如史書將中宗暴崩歸因於韋后、安樂公主的毒殺；當代史家已考辨其中矛盾，認為此乃李隆基（玄宗）等人發動政變、誅殺韋后與安樂公主時羅織其上的罪名，以示政變之名正言順。

同時代的官僚多肯定上官婉兒推動文治之功，但唐代《實錄》、《國史》卻刻意淡化婉兒功績及睿宗朝平反婉兒等事，將玄宗因婉兒之死可能招致的負評消弭於無形，更將睿宗下詔為婉兒編纂文集移植到玄宗身上，塑造其惜才重文之形象。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認為中宗未讓安樂公主成為「皇太女」，乃出自基本的「常識」判斷，而非聽了宰相魏元忠力諫才知道踩煞車，因為「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司馬光顯然無法想像中宗可能將女性當政作為選項。

玄宗趁亂斬殺上官婉兒，放在中宗、睿宗時期對女性參政較為友善的政治氛圍中，可能招致殘殺忠良、背叛盟友的批判，但是從後世否定女性參政的角度看來，斬殺婉兒、阻止女性參政卻被視為理所當然、毫無過失。

因此縱然史書的編纂免不了「成王敗寇」，贏家總是第一時間掌握詮釋歷史的權力，但這段曲折歷史長期蒙塵的關鍵，更在於傳統史家大多站在正統保守文化的立場，將男性獨占政治領域視為天經地義，將反對女性預政視為理所當然。

轉頭看當代世界。去年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宣布不再參選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黨魁，在第四任總理任期結束後（至 2021 年），她將告別政壇。梅克爾自 2005 年起領導基民黨執政至今長達 13 年；德文的「總理」原為陽性名詞「Kanzler」，梅克爾上台後，才出現陰性名詞「Kanzlerin」，專指女性總理。

德國世界報（Die Welt）訪問青少年對於未來德國總理的性別想像（「德國是否已準備好迎接男總理？」Ist Deutschland schon bereit für eine männliche Kanzlerin? ），不少受訪者自懂事以來幾乎沒聽過陽性名詞「Kanzler」，在德國年輕人的印象裡，總理好像理所當然是女性，紛紛表示女性應該比男性更適合擔任總理一職。

這則新聞讓我聯想到武曌，以及在她長期統治之後曾經出現的女性預政「盛況」。武曌與梅克爾身處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自然相差十萬八千里，只是借今思古，或許也會帶來一些啟示吧。

當代不少民主國家透過普選制度選出了女性政治領袖，多少可視為性別平權在自由民主社會取得的果實。然而無可諱言，更多時候、更多國家的領導人還是男性居多；認為男性更適合擔任領導者的偏見，仍以廣泛的形式潛伏在日常文化與眾人心中。成長於「梅克爾時代」的德國青少年認為男性不適合擔任總理，這則新聞以它揭示出來的「反向」性別歧視，提醒我們思考政治乃至各個領域的性別偏見。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