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彼岸的天空：謝文達從「王道樂土」到「祖國」的客卿生活

名動公卿之後：謝文達人生轉折點

1920 年的鄉土飛行表演，讓謝文達在官民之間獲得了有如「超級巨星」般的知名度。臺灣總督府認為他是殖民地青年的模範，田健治郎總督甚至發起了募款活動，希望能替他建造一架新飛機。知識份子則從他的表演中，看到臺灣人也能駕馭當時世界上最高科技的機器的可能性。

這意味著只要接受良好教育或訓練，臺灣人絲毫不弱於世界上其他民族。在這個時間點上，謝文達的飛行經歷替他找到一個絕妙的政治平衡點。

然而，作為殖民地之子，謝文達在與林獻堂、蔡培火、謝春木與蔣渭水等人的交流中，對於殖民統治的問題開始有了初步認識。在他進行表演的 1920 年，也正好是臺灣社會運動如火如荼之際。

1921 年 10 月 17 日，林獻堂等人更在大稻埕靜修高等女學校舉行「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文協以「助長臺灣文化」為目的，希望透過知識普及來提昇民眾知識。和文協幾乎同時，林獻堂、林呈祿等還發起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這是殖民地臺灣時期，次數最多，延續性也最久的政治運動，活動範圍更從臺灣橫跨到日本東京。巧合的是，臺灣文化協會在靜修集會的日子，正好是謝文達一年前在臺中舉行「鄉土飛行表演」的日子。顯然，他們刻意將謝文達於駕駛飛機和「文明」進行了連結。文明、自治、科學，三者在知識份子中成為密不可分的共識。

1920 年代初期，社會運動的重心已由東京回到臺灣，運動的主要路線也從「同化」轉向「自治」路。在臺灣文化協會設立一年多後，在 1923 年 1 月，蔡培火、林呈祿等知識份子向臺北北警察署申請設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但遭到官方否決。他們因而轉向東京的早稻田警察署申請，後獲得許可成立。

不論是文協或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都幾乎涵蓋當時多數的臺灣知識份子。大家想法一致，希望能提升臺灣人在政治上的不同等。即便有「治警事件」發生，部分人士鋃鐺入獄，卻不妨礙他們追求政治權利的決心。正因為謝文達到過日本，呼吸過「大正民主」下的自由空氣，對於總督府當時宣稱的「內臺融合」有深刻體會。這類看似「一視同仁」的背後，其實是差別待遇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不僅如此，1923 年 2 月，正當議會設置運動請願委員來到東京，正要向帝國議會進行請願之際，謝文達駕駛著飛機，從東京天空飄下了支持運動的傳單。傳單上寫著「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來了！」「臺灣人呻吟於專制政治下已三十年！」「總督獨裁是立憲國日本之恥」「給臺灣人議會吧！」，拋送傳單一下子讓請願運動為民眾所知。謝文達這驚天一拋，將請願運動帶上了高潮。

大膽西進：追求那如夢般的理想國 

在東京發送傳單，雖讓請願運動能見度大大提高，卻讓總督府相當不滿。田總督將謝文達找來質問，雙方最後不歡而散，讓他興起了離去的念頭。正好在此時，謝家經營的舊式糖廍每況愈下，經濟能力大不如前。在難以忍受家族冷嘲熱諷之下，父親謝春池決定舉家搬離臺灣，到中國東北去投靠兄弟。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下，謝文達也隨著父親離開故鄉。 

謝春池到東北時，暫時投靠他的弟弟謝秋涫。謝秋涫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前往關東州擔任醫生，後在長春開設「百川醫院」。謝春池另一位弟弟謝秋濤也是醫生，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在日本老師推薦下，前往張作霖為首奉系東北邊防軍擔任軍醫。謝在擔任奉天省公署衛生科長任內，因研究傑出還獲得「盛京科學賞」。

除他之外，還有一位臺灣人王洛也得過獎。謝春池的小弟謝秋汀在兩位醫生哥哥幫助下，也到東北發展，於山海關中學完成教育。三位弟弟都在東北工作，當謝春池被迫離開臺灣之際，當然選擇東北作為他的棲身之所。

1920 年代初期的中國東北，許多地方早已由日本勢力控制。例如在遼東半島上有著日本從俄國取得的關東州行政區。在東北鐵道上，原來由俄國修建的「中東鐵路」，該鐵路從長春至旅順段也被日本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所控制。在取得東北控制之際，日本嘗試從本土或其他殖民地招募民眾移住定居。

在臺灣的漢人，即便已經經歷日本數十年統治，內心仍對清朝有所認同。中華民國的成立後更讓臺灣人注意到那曾經的「祖國」有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動。臺灣總督府當然也注意到這一點，在 1911 年底「辛亥革命」爆發時，總督府中央還特別要求警察注意革命可能帶來島內不穩局勢。

謝春池父親謝道隆曾參與「臺灣民主國」，謝家後代對「清朝／中國」的好感自不在話下，加上臺灣人擁有漢語與日語的雙重優勢。當日本需要移民時，臺灣無疑是相當出色的開拓先鋒。特別是以醫術專業前往東北者為數眾多，除謝家兄弟開設的醫院外，更有臺中袁錦昌開設的「錦昌醫院」、彰化陳章哲開設的「仁濟醫院」、臺南簡南仁的「仁和醫院」。

不僅如此，連愛新覺羅･溥儀「御醫」黃子正也是臺灣大稻埕人，牙醫邱昌麟亦是。根據統計，1910 年代到 1945 年間，一共有超過兩百位臺灣人到滿洲行醫。若納入牙醫，則實際行醫人數更多。

1932 年，在日本關東軍主導下，滿洲國於日軍控制的東北成立。滿洲國強調要創造一個「王道樂土」國家，由溥儀擔任執政。兩年後，溥儀即位成為皇帝。滿洲國以「蘭花」作為皇室象徵，和以「菊花」為主的大日本帝國相輔相成。滿洲國體制上是以天皇制為主的獨立國家，但是在防衛力量上，滿洲國高唱「不養兵主義」，把防衛委任關東軍。

同時，在滿洲國日人、中國人、蒙古人三類官員當中，雖然日本系者不是人數最多，卻都掌握關鍵職位。這個被研究者形容有如希臘神話中怪獸「奇美拉」（chimera，嵌合體）的特異國家，雖然充滿了日本軍系色彩，卻因前清遜帝之故，對中國人與臺灣人具有一定號召力。

相較於臺灣人在臺灣遭到的差別對待，日人與臺人在滿洲國比較接近一種合作的狀態。加上臺灣人在任職時雖被歸納於「日系」，卻又可標註自己原籍（如廣東、福建），能夠被視為中國人而保有彈性。 

滿洲國設有「大同學院」作為高等官培育訓練所，新竹出身的謝介石，曾當到滿洲國外交部長。他在 1930 年代以「外交總長」身份返回新竹時可說全島轟動，並受到臺灣總督府接待外國官員之高規格待遇。

1932 年至 1945 年十餘年間，有 29 位臺灣人接受大同學院的培訓，日後也大多取得高等官資格。在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間，在島內擔任奏任官（屬高等官體系）者不過 27人，僅佔島內奏任官總數的 1.3%。從這樣懸殊的比例來看，不難理解何以臺灣人要前往冰天雪地的東北討生活。正如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所說，臺灣人前往東北，主要是求取一個平等的工作機會。 

擺盪在「中國」與「日本」的飛行員

謝文達在父親抵達東北後，沒多久也來到東北。謝文達寫了一封信給《臺灣日日新報》，表明因病無法繼續飛行事業，算是給關心他的人與總督府簡短的交代。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突然「倒戈」反叛當時總統曹錕，並將部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控制北京。國民軍系取得直系的空軍飛機與裝備整備成空軍。謝文達在朋友介紹下加入國民第二軍，協助籌設航空隊，也是他替中國政權效力的第一步。

但是此舉受到日本注意，一度利用謝文達回到日本時將其逮捕，但最終以罪證不足釋放。回到中國的謝文達，在 1925 年進行偵察飛行任務時遭遇機械故障，不得已迫降。這也是他首度於中國遭遇死劫。

他替國民軍服務的時間很短，不久國民軍在直系、奉系夾擊下潰敗。謝文達在忙亂間靈機一動，跑至當地日本領事館尋求庇護，和僑民一同疏散至廣州。來到廣州的謝文達，在國民政府主導的國民革命軍航空學校擔任教官。他在校服務時，曾教過日後擔任過「中華民國空軍官校」校長、中華民國空軍副總司令的毛邦初。之後在他遭遇危難之際，毛也幫了謝文達一把。 

謝文達有心在國民政府有一番作為，但他在蔣介石北伐最初僅是參謀，並未直接參加戰役，直到後期才加入飛行作戰，之後國民政府進行的「中原大戰」或其他戰役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在日本參加飛行表演時結識了朝鮮人安昌男，並成為好友。安氏以讓朝鮮獨立作為其志業，也和謝文達一樣來到中國投效閻錫山。兩個殖民地青年，不約而同以中國作為他們事業發展之地。謝文達雖一度寫信邀請安昌男加入國民政府，卻遭到好友婉拒，此後只能「各為其主」。 

1929 年，謝文達與 26 人駕駛飛機要從漢口前往廣州，因天候關係，除謝以外其餘所有人均以天氣為藉口返航。抵達廣州後謝文達隨即加入攻擊桂林的行動，但就是這次活動，讓他第二次與死神失之交臂。大難不死後，他不僅軍職連升數級，一度受到蔣介石注意，只是身體也因爲重傷而無法負擔長時間飛行。

他大難不死的消息連《臺灣民報》都有過報導。在廣為人知的「一二八戰役」中，國民政府航空署一度要安排他擔任密襲「加賀號」軍艦任務，儘管最後未能成行，但可看出他飛行技術仍受到長官肯定。

謝文達雖然相當出色，但他是臺灣人，又曾在北洋系下做事的經歷引起了特務對他的注意。三民主義力行社（藍衣社）一度對他進行「忠誠測試」。他雖然通過測試，但政府高層始終無法除去對他的猜疑心。1936 年，航空署高層要他辦理無期限的長假，這個「無薪假」，讓他二度陷入困境。他在 1925 年曾致函給臺中州警察署放棄日本國籍，倘若遭到國民政府冷凍，幾乎可說斷了生路。他一度在租界販售汽車相關零件維生，身分一度由飛官轉為商人。

1938 年某日，謝文達返抵家門口時被幾位神祕的日方人員帶走，軟禁了三天。第三天一早他又被憲兵帶往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海軍武官府，在那裡等他的是日本就認識的海軍大佐須賀彥次郎。須賀以故人身分要他到新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上海特別市擔任傅筱庵（傅宗耀）市長的秘書長，並告訴他若不答應，陸軍就會以「反日份子」名義將他逮捕。替海軍或維新政府工作是海軍向陸軍交換下的保命代價。

正在他猶豫之時，須賀彥次郎拿出一份「臺灣漢奸名冊」，謝赫然名列第二。這讓謝不禁淚如泉湧，原來他熱愛的「祖國」竟然這樣看他。幾經協調，謝文達最後答應在北京警察廳擔任秘書，並簽署一份「悔過書」。

從 1925 年放棄日本國籍，經過十餘年，謝文達再度回到日本這一方。就在他任職警方聯絡員半年，在須賀牽線下，某日他與當時「滿洲國航空株式會社」總裁兒玉常雄見面。兒玉和臺灣有相當深厚的關係。他的父親兒玉源太郎擔任第四任臺灣總督，他和手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任期間，是臺灣殖民統治由動盪到穩定的重要時期，二哥兒玉友雄擔任過臺灣軍司令官。

今天晚上的碰面，是兒玉希望謝能加入由日方與維新政府共同設立的「中華航空株式會社」上海支社副社長。1939 年 2 月謝文達抵達上海不久，國民黨要角，在中國政界有「美男子」之稱的汪精衛來到上海，準備籌組新政府。汪的到來意味著國民黨的分裂。

中日爆發戰爭後隔年，隨著日軍步步進逼，汪精衛和蔣介石對立日益明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 1938 年底陸續發表了「亞洲新秩序」與「對華聲明」，要求國民政府接受這些條件。汪精衛認為中國沒有能力抵抗日本，希望能以和談代替對抗，蔣介石則反對。

1938 年 12 月，汪精衛發表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豔電」。電報中提及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汪精衛認為如此可讓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原先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就在這局勢下，汪精衛授權心腹周佛海與日方進行談判，日方代表須賀彥次郎要求謝文達充當翻譯，謝也因此見證了歷史的一刻。在汪政權的航空署成立後，在雙方對署長人選無法取得共識下，一度協議由謝出任署長。但謝知道他身份敏感，又沒有心腹，出任只會引發更多嫉妒與人事問題，因此堅持不接受。也因為這個決定，讓他免於日後遭到蔣介石國民政府清算的命運。

夾縫中的臺灣人：跨越多重政權的一生 

從謝文達來到中國發展來看，很難用「順遂」或「一帆風順」這樣的詞彙形容他。從他加入馮玉祥國民軍到汪政權，因為他傑出的飛行技術、經驗與具備流利雙語能力，讓他屢屢受到注目。但也正因臺灣人的敏感身份，讓他在不同中國政權中都難以成為真正的核心人物。謝文達與蔣介石見面的次數相當有限，和汪精衛更是只有一面之緣。欲委任他重責大任的，大多是想要利用他的日本軍方。

如同謝文達的堂妹謝久子說的：「大爺（指謝春池）只有一個兒子謝文達，他後來從臺灣搭飛機投降蔣委員長時，很出名，但卻被中國人懷疑他實際上是為日本人做事。但一直沒有他是間諜的證明，後來蔣委員長也不敢用他」。[1]謝久子雖然對謝文達的經歷不見得的完全清楚，但她卻點出謝無論如何傑出，在中國領導者眼中始終只是一介客卿的身份。 

他的中國經歷，為同時期前往中國發展的臺灣人之縮影，在欠缺「人脈」之下，只能以專業技術者的身份在夾縫中求生存。一旦中、日雙方發生衝突，卻又是首當其衝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但因為謝文達為人海派又擅長結交朋友，讓他在最危險的時刻化險為夷。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後，蔣介石國民政府一度要追究他離開空軍之事。所幸在大名鼎鼎劉啟光將軍的妹夫謝百齡與畫家好友呂春成幫助下具結保證。航空學校時期學生毛邦初也幫助其化解軍方對他的猜忌。千辛萬苦回到臺灣後，謝在好友「半山」臺灣省參議會黃朝琴議長邀請下於議會工作。以當時黃朝琴在國民黨中的關係，雖不是核心人物，也已足夠保護謝文達一家安全無虞。

綜觀謝文達的一生，在他飛行表演時，幸運地遇上了日本政局較為穩定的時期。當時日本對內以政黨政治為核心，對外以政策運用，不以軍事力量征服為原則，對各國盡量維持和諧關係。讓各種產業均有穩定時間可以發展，也促成了國內航空技術的提升。

隨著邁入 1930 年代，開始進入準軍事體制，飛機與飛行員慢慢因作戰需要成為敏感的軍事機密，也讓謝文達自由遨翔於天空的夢想越來越遠。特別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急速惡化的關係逼迫他必須選邊站，稍有一步差池，就是萬劫不復的深淵。他與安昌男一樣，本是懷抱著追求飛行與自由的理想踏上飛行員之路，但其中充滿了太多不可預測的變數。

謝文達的飛行經歷，可說見證了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中後期中日關係的變化。這位翱翔於中國、日本與臺灣三片天空的飛行員，到頭來，卻也成為戰爭與政治角力下的一顆棋子。

[1]許雪姬訪問，藍瑩如紀錄，〈謝久子女士訪問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