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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朝鮮籍日本兵,竟成為印尼獨立戰爭中的英雄?被兩國設碑紀念的梁七星

陳勇健 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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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 10 月,日本帝國正式併吞朝鮮半島,開啟了韓國[1]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相比臺灣的日治時代的總督,朝鮮總督皆由軍人出任和採取高壓手段統治,雖然中間曾有過寬鬆的文化統治階段,但 1937 年後,由於大規模戰事的全面爆發,朝鮮第 8 代總督南次郎(1874-1955)開始加快步伐,推廣「內鮮一體」的皇民化運動,強迫社會各層面的同化政策與軍事動員,徵募朝鮮人入伍充當特別志願兵。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隨之爆發,朝鮮的志願兵者逐年增加,這些志願兵大多被派往滿洲國和中國戰場,因而被戲諷為「二(本)鬼子」,但其中也有不少被遣南洋,一些士兵竟也在當地名垂青史,受人讚頌。


 

日軍經南方作戰後成功佔領南洋各殖民國家,卻也急需處理龐大數量的敵軍和平民俘虜。1942 年 7 月至 8 月,日軍在臺灣和朝鮮正式編制俘虜營,並編制軍官和人事派往泰國、馬來亞和爪哇島等各地俘虜營。


爪哇島的俘虜收容所(Source: 作者製圖)

當年 9 月,1400 名朝鮮軍屬[2]從釜山出發,從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Jakarta)北部的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海岸登陸,接著被派往爪哇島的雅加達、萬隆(Bandung)、芝拉扎(Cilacap)、雙膠漢(Ambarawa)、泗水(Surabaya)、任抹(Djember)和瑪琅(Malang)等地擔任俘虜營監視員。


1944 年,120 名在雙膠漢戰俘營的朝鮮軍屬深知戰爭已陷入頹勢,他們不滿日人長期的歧視對待已久,開始秘密組織「韓國獨立青年軍」,並號召全營的 200 名朝鮮籍監視員響應叛變。

隔年 1 月 4 日,3 名拒絕被調往新加坡而被嚴懲的軍屬 Sun Yang-Sup、Min Yeing-Hak 和 No Byung-Han 藉機襲擊上級,與其他監視員乘勢發起叛亂,卻不敵日軍而慘遭鎮壓。該事件也導致 12 名日本軍人,以及 2 名當地土著兵補[3]喪命。


事後有 12 名被懷疑是叛亂組織的成員被逮捕,其中被指為煽動者的以上 3 人在扣留中死亡(日方說詞是「自殺」),其餘則遭到處決。這段經歷被稱為「雙膠漢叛變」。


過去,雙膠漢叛變一事鮮少被外界知曉,經過印尼大學(UI)韓語文學系學者 Rostineu 近年發掘才漸為人知。韓國人對雙膠漢的認識,只限於當地戰虜營的慰安所。據了解,曾有 23 名朝鮮籍女子徵召至爪哇島,和其餘慰安婦一樣,戰後歸國飽受心靈創傷和民間鄙視。


 

這個插曲,被認為是激起印尼獨立戰爭前兆──勿里達起義(Blitar Revolt)的導火線。

勿里達起義的起因同樣也是出於日軍在當地的暴政和強徵勞役,以及對土著的差別對待和歧視,該起叛變策劃了接近半年之久,由土著義勇隊「鄉土防衛軍」(PETA)勿里達營的小團長蘇比亞迪(Supriadi,1923-?)所帶領起義,最終於 1942 年 2 月 14 日爆發,但事發後很快就被剿平。該起義可說是直接撼動佔領當局的思維,逐步促使日方實踐對印尼獨立的許諾。


獨立革命時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發佈《終戰詔書》宣告投降。駐雅加達在勤武官、海軍少將前田精(1898-1977)與印尼達成和平共識,將依序移交政權,他也在其府邸與獨立領袖蘇卡諾(Sukarno,1901-1970)和哈達(Mohammad Hatta,1902-1980)談判起草《獨立宣言》。兩天後,蘇卡諾透過電台廣播和印刷品宣佈印度尼西亞獨立。


 

沒想到消息一出,印尼各地的獨立組織接二連三的群起,在這段權力真空期民間各地爆發騷亂與不安,尤其是土著們針對歐洲人與外籍人士進行報復性破壞和屠殺,甚至禍及被指為「叛徒」和「走狗」的土著群眾和權貴人士。


當時,印尼獨立並不獲荷蘭當局和盟軍認可。英軍最早登陸群島進行接收,並與各地民兵發生激戰,荷軍直到次年 1 月才正式投入戰鬥。此外,日軍在繳械和複員引揚時也面臨不少與民兵的激烈衝突,一片混亂的印尼開始進入獨立革命戰爭時期。


1948 年 12 月印尼局势圖,共和國佔據的領土為紅色部分,其餘為荷蘭所領的各式政體(Source: Global Security)

在這過程中,大約有 3000 名日軍選擇自願留下,成為拒絕投降和不歸國的「殘留日本兵」。這些滯留當地的舊帝國軍人或軍屬,當然並非只有日本人,除了臺籍兵,也有少數的朝鮮籍兵。


這些朝鮮籍兵中,最有名的便是梁七星(양칠성, Yang Chil-Sung, 1919-1949),在印尼以哥瑪魯丁(Komaruddin)稱著。他出生於日治朝鮮的全羅北道全州郡參禮面(今屬完州郡),創氏改名[4]為「梁川七星」,於 1942 年作為軍屬,派往萬隆充當戰俘營監視員。


爪哇島的朝鮮籍戰俘營監視員合影(Source: 印尼任抹縣議會)

梁七星與土著女子蓮思(Lience Wenas)結婚,生有一子,據稱已皈依伊斯蘭教,化名為「哥瑪魯丁」。荷軍重回印尼時,梁七星和兩名日軍戰友青木政四郎(化名阿布峇卡 Abu Bakar)和長谷川勝雄(化名烏斯曼 Usman)在牙律(Garut)加入當地一支伊斯蘭民兵(laskar)──「巴巴克親王軍」(Pasukan Pangeran Papak),名字源自十九世紀西爪哇省(Jawa Barat)當地的貴族後裔-抗殖宗教司巴巴克王子(Pangeran Papak)。


巴巴克軍於牙律重整旗鼓,率先於萬隆外郊的基峇萊(Ciparay)與殘餘的日軍交戰,俘獲一批包括日人和朝鮮人在內的「日軍」(有說是在青木的領導下加入民兵),即梁七星等人。他們自願入伍且受到柯沙希少校(Major Saoed Moestofa Kosasih)的重用。憑著他們的戰鬥經驗,他們協助指揮和訓練巴巴克軍。


1947 年和 1948 年間,荷軍在萬隆以東、南部與國軍和民兵等交戰,梁七星等人以牙律外圍的山區為據點,在各游擊戰中屢立戰功,如爆破主幹橋樑和暗殺親荷人士等,卻也引起荷軍的注意,被視為首要威脅。


駐防牙律、正休憩的荷軍裝甲中隊(Source: Oud Indie,Pinterest)

1948 年底,在多拉山(Gunung Dora)山林的大規模掃蕩行動中,巴巴克軍抵擋不了進逼的荷軍而決定撤走,梁七星等三人與他們的土著上屬朱亞那中尉(Djoeana Sasmita),在潛逃時被線人出賣而被荷軍擒獲。


梁七星(右)和青木(中)被荷軍俘獲時(Source: 印尼 Historia)

1949 年 8 月 10 日,梁七星、青木和長谷川在牙律的科霍夫廣場(Kerkhoff)被荷軍處決,英勇就義。巴巴克軍和外圍的數個民兵組織繼續用以「加隆貢游擊隊司令總部」(Markas Besar Gerilja Galoenggoeng)為大本營,持續奮戰至 1949 年獨立止。


據韓國歷史記者金文煥(音譯)調查發現,除了梁七星之外,加入巴巴克軍戰鬥後被俘的朝鮮籍軍屬還包括在多拉山撤退時戰死的 Guk Jae-man(化名蘇巴佐,Soebardjo),他與梁七星一樣深受器重,負責情報工作;疑為荷軍提供秘報後失蹤的 Lee Gil-Dong(化名烏瑪,Oemar);以及精於耕種和運輸的 Woo Jong-Soo(化名阿迪維羅,Adiwirio),他在多拉山行動後遁入叢林,可能倖存下來並在展玉(Cianjur)度過餘生。


梁七星被處決後,被安葬於萬隆市東北鄉郊的巴西波格(Pasir Pogor),1975 年 11 月梁七星被列為烈士,他的遺體再遷入牙律市內的國家英雄陵園(Taman Makam Pahlawan Tenjolaya)。


1995 年,印尼和南韓政府代表為梁七星設立新墓碑和例行軍禮,梁七星故為兩國人民所熟知,成為印尼獨立戰爭中著名的韓國義士。但在此以前,他們都一概被籠統地視為「日軍」,為獨立而戰者皆被視同印尼國家英雄。


若將戰前和戰後兩起事件對比來看,雙膠漢戰俘營的叛亂,不排除其中的主導者是有抗日愛國意識的。有韓國學者便認為,朝鮮和臺灣兩地人民之所以積極加入日軍,一來是想藉參戰來提升權力和認可,二來則希望學習軍事知識以備日後所用。朝鮮人有著一種暗中抵抗的情緒,不過日本亦非省油的燈,因此經篩選後只有 20% 朝鮮人加入野戰部隊,多達 80% 的人則留守後方,如俘虜營的監視員等。


不過,這些朝鮮籍監視員的劣跡確實也不少,在戰後許多人因虐待俘虜罪而被列為 BC 級戰犯。按這些這些 BC 級戰犯的審判記錄,朝鮮人監視員會將自己所受的不公和不義,發洩在盟軍戰俘身上,以來表達對日人的仇恨。


詭異的是,當時部分朝鮮人會積極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在戰後的審判中,當需要承擔責任時,許多人反倒否認自己是日本人,只是他們已被盟軍視為日本人來審判了。


梁七星又是另一個例子。他以「梁川七星」之名留在印尼和日軍共同戰鬥,被俘後,這些軍屬卻願意響應獨立戰爭、為印尼人民而戰。


根據日本學者林英一的解釋,不歸國的日軍存在著各種理由,除了政治認同以外,有些人是出於對當地因地緣和認同關係而選擇留下,也有些人是懼怕被追究審判者等。而且,根據日本厚生省數據,朝鮮籍日本兵的戰後復員率偏高,梁七星選擇留下戰鬥的案例就更加特別了。


梁七星最終以「Komarudin」(哥瑪魯丁)載入印尼史冊,早前的人們或許一直視其為日軍的一份子。最先發現可疑之處,並將梁七星身世還原與「正名」,以至負責連絡其家屬和安排等事宜,是日本學者內海愛子和村井吉敬教授夫婦,而此前南北韓大使館都不甚知曉此號人物,同時也不聞不問。


一直到 1995 年,韓國政府才邀集其遺孤和家屬至印尼,並舉辦莊重儀式緬懷這位「韓僑」,並在其新墓碑刻上「梁七星」,以及「KOREAN」和「大韓民國」字眼,給予肯定其民族身份和為印尼獨立所作出的貢獻。


梁七星新墓碑清除刻上「大韓民國」字眼(Source: 印尼 detikNews)

至於梁七星,以及那些在印尼的戰爭中死去的朝鮮人,他們怎麼認同自己、怎麼看待所身處的境遇,以及究竟為誰而戰等問題,都已隨著戰爭過去留在歷史裡了。

 



[1] 1948 年「大韓民國」(韓國)成立和兩韓分治前的國號,本文一律稱為「朝鮮」,無論是日治時期或盟軍託管時期(1910-1948),「朝鮮」仍是歷史、地理和國家的通常稱謂。


[2] 軍屬(ぐんぞく)在日語所知的是在軍隊裡的文職人員,或勤雜人員。


[3] 兵補(へいほ)是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在東南亞佔領地所組成的在地人輔助軍,一般以軍屬身份編入陸、海軍部隊,在日軍的指揮下充為戰鬥人員或從事勞力活。


[4] 朝鮮總督府於 1939 年頒布的,有關朝鮮人有義務將朝鮮姓名改為日本姓名的法令。

 

參考資料
  1. Hendi Johari,‘ Gerilyawan Korea di Pihak Indonesia’,Historia,21 Jun 2016.
  2. Hendi Johari, ‘Pemberontakan Korea di Tanah Jawa’,Historia, 21 Agt 2018.
  3. Hendi Johari,‘Harimau-Harimau Garut’,Historia,30 Des 2018.
  4. Hendi Johari ,‘Abu Bakar, Gerilyawan Indonesia dari Jepang’,Historia,21 Agt 2019.
  5. Hendi Johari,‘Drama di Gunung Dora’,Historia,23 Agt 2019.
  6. Hendi Johari,‘Empat Gerilyawan Korea di Palagan Garut’,Historia,01 Sep 2020.
  7. ‘인도네시아 독립영웅 ‘양칠성’ 그의 조선 이름 찾아준 일본인’, 한겨레(韓民族日報),2008 年 12 月 18 日。
  8. ‘고향의 봄 노래를 부를 수 없었던 암바라와(Ambarawa)’,Haninpost Indonesia,3 Oct 2017.
  9. 高橋哲哉,,《文化研究》,2007 年第 4 期。
  10. 林英一,《残留日本兵 アジアに生きた一万人の戦後》,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 年。
  11. 許劍虹,<徘徊在合作與抵抗之間,加入日本帝國的台灣人和朝鮮人>,風傳媒,2020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117326?mode=whole
  12. <南方俘虜収容所要員の派遣及朝鮮俘虜収容所開設の件>,1942 年 8 月 28 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C01000623900。
  13. <評論:印尼建軍 75 周年,國軍功能的演變>,《印度尼西亞商報》,2020 年 10 月 6 日。

 

文章資訊
作者 陳勇健
刊登專欄 無境南國
刊登日期 2021-03-02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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