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化的傳譯者：楊憲益的人生與故事（上）

局勢持續動盪，好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楊憲益一家隨著國立編譯館的遷移，搬至南京。沒多久，國共較量進入最後關頭，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逃離南京，楊憲益選擇留下來，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1945 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義大利早在兩年前宣布投降，加入了盟軍；5 月，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7 月 26 日，中英美簽署《波茨坦宣言》，督促日本投降。

日本斷然拒絕。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

8 月 8 日，蘇聯對日宣戰。

8 月 9 日，美國向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也終於結束。

因為戰爭而背井離鄉的人們，歡慶之餘都在計畫著回家的行程，憧憬著和平的未來。

1945 年 9 月 3 日，戴乃迭在寫給姊姊希爾達的信中，就洋溢著對未來的憧憬：「我們現在比從前更富有了（或者說不像從前那樣窮了）；如果政治局勢穩定，我們的生活條件會漸漸改善。無論如何，經過了戰爭的洗禮，我們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滿足於簡樸的生活。展望未來，那些都快被遺忘的物質享受—黃油、巧克力、浴缸、盥洗室、電影、外文書籍等等，都會給我們帶來純真的喜悅。」

這時他們已經決定隨國立編譯館遷回南京。戴乃迭對國共談判充滿了希望，她覺得只要社會相對安定，中國的經濟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生活充滿了各種可能性，」戴乃迭說，「這顯然是個很有趣的時期。」他們的兒子已經 3 歲，又一個孩子即將出世，抗日戰爭的勝利鼓舞著他們編織著未來的夢想：「楊憲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為自己建一個書房；我的夢想還有點遙遠，我想擁有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花園裡有我們的孩子們在玩耍。」她預計再過五年，就能夠邀請希爾達及家人來她的家裡作客，希望他們能在這裡看到一個進步繁榮的國家。「當然，你也許會說我們太樂觀了。要想悲觀，也的確有足夠的理由。」

戰爭一結束，大多數人都急不可待地離開重慶，返回家鄉，所以戰後交通壓力很大。政府官員或是有關係的人可以坐飛機，比如梁實秋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所以很快就乘機去了南京，又轉道北京，把國立編譯館的工作交給了楊憲益負責。盧前也是參政員，也早早回了南京。

多數人只能乘船回到長江中下游的家鄉。「三楊樓」的二楊也已經乘船下江。但楊憲益現在拖兒帶女—他們的大女兒已於 1945 年 10月出生—出行不便，只能等待國立編譯館統一搬遷。雖然他們的朋友—英國大使館的武官伊文思，準備開自己的旅行車（station wagon）返回南京，主動提出可以捎上楊憲益一家，但楊憲益謝絕了。

他們原以為最多幾個月，就可以回南京了。但是國立編譯館作為一個學術機構，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也不受政府重視，所以遲遲訂不上下江的船隻。他們的行期一拖再拖。

1946 年 6 月 17 日，時任中英文化協會官員的賀德立（Geoffrey Hedley）給他們帶來一包禮物，是楊燁的教父、教母蘇立文夫婦委託轉交的。戴乃迭立即回信感謝，並說近來沒有寫信是因為一直在等待下江去南京的確切日期。「我們很可能這個星期就出發了，但也無法保證，因為我們已經得到太多的虛假警報了。」戴乃迭認為這一次很可能成行，因為很多人家都賣了傢俱，甚至鍋碗瓢盆。「我們的行李箱已經打好幾天了，牢牢地捆著繩子，還綁著充氣的輪胎，就像帶著救生圈一樣。」

戴乃迭甚至把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地址都給了蘇立文夫婦，覺得以後寫信可以直接寄往南京了。

6 月 27 日，戴乃迭給蘇立文夫婦的信中又說：「我們不知道今年夏天能否走成，我們早已整裝待發，行李箱都打好三個多星期了，但是行期總是一再拖延。你們回到了有火車、有時刻表的世界，一定會覺得新奇吧！」

8 月，編譯館終於為滯留在重慶的二百多人訂上了船隻，焦急的等待總算結束了。他們一家四口和編譯館的同事及其家眷們搭乘兩艘由機帆船牽引的平底木帆船下江。原本九天的航程，卻用了十七天，一路險象環生。

8 月 30 日，他們到達南京一週後，戴乃迭給蘇立文夫婦寫了一封長信詳細描述了這個「既危險又很不舒服」的旅程。他們一家四口的空間還沒有一張普通的雙人床大；白天不能坐直，因為他們頭頂上還有一層人；晚上，楊憲益無法伸直腿，因為他只能橫躺著。「我們本來就圓肩，現在背更駝了。」戴乃迭哀歎道。時值盛夏，兩個孩子都起了一身痱子；而且他們只能用江水給孩子洗澡，因為船上的飲用水是嚴格定量的，才十個月的楊熒，頭上生了癤子。「兩個孩子都瘦了很多，但謝天謝地都活著到了南京，因為有的孩子死在了途中。」戴乃迭也驕傲地宣告，「十個月的熒在船上邁出了第一步！」

旅程之所以比預計多用了一週還多的時間，首先因為船底漏水，不得不停船修理。後來又遇到頂棚漏雨，他們所在的船艙全都濕透了。乘客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動員起來接漏水，連四歲的「臭鼬鼬都捧著飯碗接頂棚滴滴答答的漏水」，戴乃迭感到他們就像是「一場惡作劇的受害者」。後來，江上又起大風，使得他們的船隻不斷撞上前面的牽引船，好多人都驚慌失措，紛紛跳上牽引船，引得船長大為惱怒，大喊「沒法兒走了！沒法兒走了！」，最後他們不得不在一處荒無人跡的岸邊停下。但人們又開始擔心土匪。這正是土匪慣常出沒的地方，專門尋找遇險的船隻。於是船上有一撥（編按：量詞，形容成批的人或物）人組織起來商量，一旦遭遇土匪打劫他們應該怎麼辦，最後的結論卻是他們必須離開此地。他們派代表去同船家商量，盡快離開此地，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停泊；但駕駛員不同意，最後代表中一個軍人搧了駕駛員一個耳光，他才勉強同意開船，但嘴裡嘟嘟囔囔地威脅說，開到下一站他就不幹了，棄船走道。

第二次遭遇大風時，他們停泊在一個叫觀音愁的小漁村。村裡的長者為他們燒香念佛，祈禱風停，但大風絲毫沒有停息的跡象。於是村民們又派出小漁船為船上的乘客們購買給養。「我們在那裡待了兩天多，村民們從我們身上賺了不少錢。臭鼬鼬很喜歡那個地方，他在田野裡玩耍、捉螞蚱，很是開心。」由此，戴乃迭想到，來年夏天無論如何她都要帶兩個孩子到鄉村或海邊去玩耍。

兼五份工作，忙得不亦樂乎

到了南京後，他們很失望，因為編譯館根本沒有為他們的食宿做好安排。「好幾個家庭不得不擠在一間辦公室，睡在地板上；不到一天的工夫，盥洗室的設備就都壞了，因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自來水龍頭和抽水馬桶。」戴乃迭說他們自己還算幸運，全家得到了一個房間，而且還找到一個保姆。

去南京前，負責中英文化協會的杭立武曾邀請他們為文化協會兼職工作，並答應給他們提供兩間房。「但這兩間房太小了，簡直就是兔子窩拿來給人用。」戴乃迭這樣描述杭立武答應他們的兩間房。

到了南京，他們又收到賀德立從香港帶來的一個包裹，是蘇立文夫婦給楊燁買的生日禮物，玩具和書，「臭鼬鼬高興壞了，」戴乃迭在信裡說，「這裡的商店都很差，東西又貴……很難找到一家玩具店。據說有錢人都到上海去購物，窮人則不需要買玩具。」戴乃迭還說自己很需要到上海去添置幾件衣服，不過看到這裡的人們大都穿得比較破舊，「那就還是先把我們的房間裝飾起來，然後再裝飾我們自己吧！」

在南京，他們非常忙碌，兩個人兼了五份工作，還要為一家四口的安置找房子、置辦傢俱。下江的途中，裝載行李的木船沉了，所以他們損失了全部家當。

有趣的是，這封報告他們平安到達和旅途險情的長信，戴乃迭忘了發，足見他們當時的生活多麼忙亂無序。

1946 年 10 月 12 日，戴乃迭給蘇立文夫婦寫信說自己發現了 8 月 30 日的信竟還在一個抽屜裡放著，很是抱歉。這封信又報告他們終於租到了四間房，地址是珠江路蓮花橋。戴乃迭還特意用中文把這兩個名字寫出，「雖然這個地址聽起來很浪漫，但這個區域卻像個貧民窟；我們的院子在一個煤店的後面，實際上煤店是我們房子的主入口。臭鼬鼬一點都不覺得這地方有什麼不好，因為周邊有不少孩子。」戴乃迭還說楊憲益現在變化很大，在三份工作之間跑來跑去，從早忙到深夜。「我原先擔心他每天伏案久坐的時間太長，現在我真希望他能有時間坐下來。」

1947 年 5 月 5 日，戴乃迭寫道，除了他們的五份工作，楊憲益還為一份報紙做副刊（《和平日報》「人文」副刊），自己又當主編，又撰稿，忙得不亦樂乎。副刊每週一期，楊憲益寫了不少文史研究的學術論文。「楊憲益常常收到熱情洋溢的讀者來信，讚賞他的文章。最近他又收到中央研究院的來信，索要他發表過的三篇文章，準備收進研究院正在編輯的一本學術著作。」戴乃迭最後補充道，「楊憲益現在成了小有名氣的歷史學家了。」

這期間楊憲益撰寫的大量文史考證論文，後來又結集出版，名為《零墨續箋》。

值得指出的是，楊憲益留下的一本主要文論集《譯餘偶拾》（三聯書店 1983 年初版；山東畫報社 2006 年再版）基本都是收集在《零墨新箋》和《零墨續箋》裡的民國舊作。

戴乃迭除了編譯館的工作，還在美國政府幫助歐洲戰後經濟重建的「經濟合作署」駐南京的機構兼任了一份工作。1949 年初，戴乃迭在信中說，這份工作不僅薪水很高，還讓她「改變了許多不喜歡美國人的偏見」。但是好景不長，這個機構可能很快就會撤離了。

當時正是國共較量最後的關頭，楊憲益忙得不可開交並非只因他身兼三份工作（國立編譯館、中英文化協會、中央大學），他還在積極地為解放南京，配合地下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將從英國大使館武官伊文思處得到的關於國民黨軍隊江北布防的資訊轉達給地下黨。但這些事情他是瞞著戴乃迭的，所以戴乃迭給親友的信中從來未提及楊憲益的地下黨工作。

這期間戴乃迭信寫得很少，由於忙於生計，「我們都顧不上寫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