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回顧：中英文化的傳譯者：楊憲益的人生與故事（上）
楊憲益接手編譯館臨時館長
1949 年 1 月 21 日，正是蔣介石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的日子。在當日寫給蘇立文夫婦的信中，戴乃迭還說現在正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時期，但她也感到局勢的危險，她說「一旦局勢失控，我會帶著兩個孩子到英國大使館避難」，所以朋友們不必為他們擔心。
1949 年 3 月，許多國民黨官員都開始紛紛逃離南京，時任編譯館館長的留德博士趙士卿也藉故離開，一去不返。編譯館的館長此前一直是國民政府任命的官員，現在群龍無首，人心惶惶，面對前途未卜的局勢，編譯館二百多人舉行了一次投票選舉，他們要選出一個人領導他們共度難關。楊憲益以最高票數當選編譯館臨時館長。
3 月底，楊憲益和杭立武約談。杭立武當時已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而編譯館正是直屬教育部的學術機構。但當時政府機構已經癱瘓，官員們一撤離，編譯館的員工就面臨停發薪水、斷了生計的危險。楊憲益要求杭立武為編譯館留下一定的資金作為維持員工們過渡時期的薪水。杭立武二話沒說，大筆一揮為編譯館寫了一個足夠維持兩個月工資的支票。
杭立武是留英博士，還與戴乃迭的父親戴樂仁先生一起在中英庚款董事會做過同事，所以他把楊憲益既看成是留英的小學弟，又當作晚輩，加之他很欣賞楊憲益的才華，所以從重慶時期就一直對楊憲益很好。杭立武已經訂好了第二天飛離南京的專機，他勸楊憲益同他一起走。「共產黨是不會容忍知識分子的，我們聽說他們已經在北京大學開始批鬥教授了，」他說，「你可以帶上戴乃迭和兩個孩子明天和我一起離開，只是不要帶太多的行李。」楊憲益謝絕了他的好意，推託說因為戴乃迭是英國公民，情急之下他們可以躲到英國使館，所以他還想再觀望一下。
其實，他的政治傾向早已明確。
1949 年，對於那些有能力選擇的人們來說，去與留大多都是一個政治立場的選擇。但不管是去的還是留的，都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1949 年 4 月 21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楊憲益當時也激動地站在歡迎的人群中歡迎解放軍進城。
從此，他積極投入到擁護新政權的各項活動中，又是身兼數職（編譯館接管工作組組長，南京市民革籌委會負責人，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等），從早忙到晚，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活動家。當時，他為之工作過的地下組織被併入到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因為共產黨想成立一個有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楊憲益有的同事一心想加入共產黨，而拒絕加入民主黨派；楊憲益則聽從黨的指揮，成了民革中央籌委會的負責人。
1949 年 11 月，他們的小女兒楊熾出生，而楊憲益當時還在忙著工作。
這是楊憲益人生中第一個會議纏身的階段：「他的一天通常從六點半開始，先是政治學習，然後開會，往往要開到晚上十點、十一點。」戴乃迭在給希爾達的信中如是說。
1949 年底，北京決定把編譯館併入出版總署；1950 年，編譯館取消。
這個他們為之工作了七年的編譯館，其豐厚藏書為楊憲益大量文史考證論文提供了豐富資料的寶庫，在國民黨撤退、共產黨接管前為保護它的財產與藏書，楊憲益組織人員扛著棍棒輪流夜守的單位，一紙令下，就不復存在了。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人、英國人一下子變成了中國的敵人。在南京大學（前中央大學）任教的戴乃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與敵意。即使如此，在楊憲益積極回應黨的號召，要為朝鮮戰爭捐獻飛機大炮，發現自己傾其所有，也湊不出購買一架飛機的錢時，是戴乃迭毫不猶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首飾—有楊憲益在英國訂婚時為她買的鑽石戒指，有結婚時婆婆送的金銀翡翠—變賣後湊齊了可以購買一架飛機的捐款。
心中對黨產生了疑慮
解放初期，有些事情的發生讓楊憲益覺得自己的觀點與黨的觀點很不一致，雖然有些不解，但也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黨的信任與擁護。
一件事是楊憲益在《新華日報》上看到關於「紫石英號事件」的報導，稱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在長江行駛時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的船隻發生衝突，首先開火，導致中方傷亡。當時楊憲益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合邏輯，英國政府並非像美國那樣支持國民黨，而是保持中立；作為開往南京，為英國使館及僑民提供保護或疏散服務的英國軍艦毫無理由向解放軍開火。
幾天後他又在英國報紙上讀到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導，稱中國軍隊首先開火，紫石英號被迫還擊。所以楊憲益認為一定是《新華日報》的記者搞錯了，他在跟統戰部的同事聊天時就談到了這一想法，結果遭到大家的批評：你怎麼能夠相信帝國主義的報紙呢？你怎麼可以懷疑我們自己的報導呢？這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楊憲益當然無法和同事們爭論，但他心裡始終覺得自己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直至 1989 年，楊憲益才終於看到自己當初的判斷得到了證實。他回憶說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前海軍官員的文章，他正是當年下令向紫石英號開火的指揮官，但他沒有勇氣告訴記者真相，所以就把責任推到英國人身上了。
一個還有良知的人，也許無法將謊言的包袱永遠背下去。
另一件事是楊憲益經手的甲骨事件。楊憲益、戴乃迭在重慶和南京期間都有許多外國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加拿大使館的朗寧（Chester Ronning,1894-1984）。
新中國成立後，英國很快承認了新政權，英國大使館遷至北京。美國大使館關閉。加拿大則舉棋不定，朗寧作為加拿大的臨時代辦，繼續滯留南京。1951 年初的一天，朗寧請楊憲益和戴乃迭吃飯，席間告訴他們自己很快就要離開南京了，因為加拿大要站在美國一邊。他在收拾使館的物品時發現了一只舊櫃子，裝滿了殘骨碎片，是一位加拿大早期的傳教士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留下的。明義士到中國後一直致力於考古與甲骨文的研究，曾在齊魯大學任考古學教授，發表過多部甲骨研究著作。雖然朗寧並不知道這些殘骨碎片就是商代甲骨，他也完全可以隨意處置這些東西，但他還是請楊憲益查看了這些骨片，問他該怎麼辦。楊憲益認為很可能是商代甲骨，應當把它們交給博物館。但朗寧目前地位尷尬，因為新政權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外交官，所以他沒有同新政府聯繫的管道。他建議，如果楊憲益認為這些骨片很有價值，那麼他可以讓楊憲益保存它們，由他決定如何處置。
第二天，朗寧雇了一輛黃包車把這個舊櫃子送到楊憲益的家裡，楊憲益又打電話通知了他的老朋友，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曾昭燏。曾昭燏早年留學英國，主修考古學與博物館專業。她馬上派人取走了櫃子，鑑定後她興奮地給楊憲益打電話，說這正是明義士收藏的商代甲骨，四千多片只有很少量是假的，學界原以為這些甲骨早被帶出境了。一向矜持寡言的曾院長難掩心中的激動，滔滔不絕地在電話那頭說這些甲骨對於研究商代的歷史文化有多麼重大的意義，還說她要立即向北京中央政府打報告，政府一定會為這些失而復得的商代甲骨感謝、表彰楊憲益。
楊憲益是在統戰部的辦公室和曾昭燏通的電話。事後他的一個同事批評楊憲益不該不請示政府就私自轉交了甲骨，如果他先告知了政府，那麼他們就可以「控告前外國使館私藏贓物」。楊憲益自然不理解同事的邏輯，明明是人家主動要交出來的；如果楊憲益沒有接管，甲骨轉到古董商手裡，那後果一定是國家的損失。其實已經有人建議朗寧將甲骨偷偷賣給古董商，甚至毀掉，而不要交給新政府，免得引火焚身。
楊憲益當然沒有得到政府的表彰，他受到上級的批評，說他政治上太幼稚，「讓外國帝國主義特務鑽了空子」。
朗寧則受到公安局反覆盤查，加拿大使館官邸也被搜查，而且離境時不僅行李被徹底搜查，甚至受到邊防員警的搜身檢查。
這位出生在湖北襄樊的中國通、前加拿大使館最高外交官，就這樣不無羞辱地離開了中國。但他對中國的熱愛絲毫沒有動搖，一直為西方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懈努力，於1970 年 10 月終於促成加拿大與中國建交。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他多次作為周恩來總理及其他領導人的客人訪問中國。1974 年朗寧在美國出版了回憶錄《中國革命回憶錄：從義和團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書中提到了甲骨事件，但因為他寫書時楊憲益正在獄中，朗寧謹慎地沒有提名。
舉家遷徙北京，經歷一場場政治運動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楊憲益每天的會議和政治學習讓他忙得昏天黑地。戴乃迭想帶著孩子去鄉村或海邊度假的計畫始終未能如願。1952 年夏，希爾達在信中介紹了他們帶著孩子去海邊度假的情況。戴乃迭在回信中說：我真羨慕你們的「英倫夏日」，尤其是可以到海邊度假。「我太想念大海了，而我們的孩子們還從來沒見過海。」戴乃迭說前幾天她曾向楊憲益建議休一個禮拜的假，帶著孩子們去海邊，「可是楊憲益卻說，如果能讓他在家裡睡上兩天覺，他就很滿足了。」
1951 年初，楊憲益收到北京的調令要他和戴乃迭加入毛選翻譯委員會。當時這是一項榮譽極高的工作，而且工資也很高。但是楊憲益覺得自己更想從事學術方面的工作，或者翻譯古典文學，對翻譯毛選不感興趣；同時他們剛剛買了一間小平房，院子裡的兩棵玉蘭樹很快就要開花了，他很想安居樂業，有點捨不得離開。統戰部的領導說，去留完全取決於楊憲益自己，並非是強制的命令，所以楊憲益選擇了留下。
這一純粹出於工作興趣和個人生活考慮而做出的決定，事後卻被人為地描上了政治色彩。幾年後「拒絕翻譯毛選」成了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遭受批判的「罪證」；又是很多年後，「拒絕翻譯毛選」又成了他的一項偉大壯舉，受到線民的大大稱讚。
1952 年秋初，又是一紙調令，把楊憲益、戴乃迭緊急調往北京，為「亞太區域和平會議」做翻譯。他們把三個孩子交給了保姆，匆匆北上。
這是新中國主持召開的第一個國際會議，有三十七個國家的三百七十八名代表參會。政府調動了大量外語人才為大會服務。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楊憲益見到了許多學術界的老朋友，都是英國留學時期結識的好朋友，大家紛紛勸說他們來京。北京多個急需外語人才的機構領導也爭先恐後地遊說楊憲益；最後，楊憲益選擇了剛剛由國際新聞局改組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因為社長劉尊棋的領導風格和宏才大略深深地打動了楊憲益。
會後，他們回到南京，賣掉了擁有時間不長的小平房，舉家遷往北京。殊不知，他們從此再也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房子，戴乃迭想有一個帶花園的房子成了她終生未能實現的夢想。
初到北京時，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愉快的。劉尊棋社長愛才、惜才，對楊憲益、戴乃迭的生活安排得很周到，業務上也給他們很多空間。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劉尊棋被降職、審查，直至被一頂又一頂帽子送到北大荒、半步橋、湖南省第一監獄。
最後，又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把楊憲益、戴乃迭也捲了進去。
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戴乃迭寫給朋友的信少之又少，大英圖書館的戴乃迭書信卷宗裡這一期間幾乎空白。那是中國閉關鎖國，以西方為敵的時代，與西方朋友通信無疑是危險的，而且一定很不方便。而這一期間戴乃迭寫給母親的信，也幾乎沒有，據說它們毀於 1979 年那場熊熊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