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領袖高一生懷抱著家鄉自治的夢想，卻成了當局羅織他犯罪的依據（下）

共產勢力蔓延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戰爭自 1947 年起逐漸白熱化，雙方在相隔於臺灣千里之外的土地上兵戎相接，戰事幾度陷入膠著。直至 1948 年的夏天，國民黨的敗勢逐漸明顯，幾場重要的戰役都沒能守住。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甚至開始著手研擬撤退臺灣計畫。

戰事潰敗、蔣介石下野、共軍渡江，國民黨接連的失利讓不安情緒越過臺灣海峽，不時有共軍即將攻臺的消息傳出，臺灣島內氣氛隨之肅殺，先是進入動員戡亂時期，而後又頒布戒嚴令，似乎正預告著臺灣的局勢。臺灣島的前途茫然，像是迷航的船隻，在海上任憑風雨吹打，順著浪在海面飄搖。

中國共產黨的勢力也在 1946 年時就進入臺灣。由蔡孝乾所領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臺灣嘗試拓展組織，最初發展地十分緩慢，處處都找不上施力點，恰巧隔年碰上二二八事件，省工委組織也才在臺灣取得了發展的機會。

當時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的大旗，對比國民黨施政造成的經濟與糧食問題，吸引著無數知識青年與困苦工人們的注目，尤其在二二八事件後受到強力鎮壓的臺灣人來說，共產黨幾乎是能夠有效反抗國民黨的唯一選擇。那些選擇加入共產黨的人，或許是時勢所迫、也或許醉心於左翼理論，但大多沒有預料到後來的發展。畢竟當時攤在面前的，是眼下無奈的生活。

共產黨從學生、知識份子一路吸收到農工階層，也在 1949 年後緩緩地進入阿里山的山地。那年夏天，在吳鳳鄉教員林良壽的引介下，高一生、湯守仁與省工委會的陳顯富結識。陳顯富對原住民族問題頗有研究，是省工委組織向山地發展的核心人物。

他任教於嘉義中學時，曾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率領嘉義中學學生參與嘉義地區武裝行動，在事件當下即曾聽聞過高一生與湯守仁協助民兵的事蹟。陳顯富在事件結束後不久即加入共產黨。在陳顯富的邀請下，湯守仁與泰雅族省參議員林瑞昌等人於臺北市川端町的月華園餐廳會晤，這也是鄒族菁英們與共產黨的首次接觸。

月華園會議中，一行人暢談著社會問題，從國共內戰的情勢、國民黨在山地的施政一直到原住民族的自治與未來，也討論著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

面對共產黨的盛情，林瑞昌與湯守仁卻冷靜以對，並未應允入黨邀請，後續也未見兩人曾表態參與。不過，他們也未完全斷絕與共產黨的聯繫，大多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盤算。

林瑞昌對於共產黨的態度相對保守。在會面前，林瑞昌即把邀約的事情告訴保密局組長黃朝君，受到黃朝君指示後才前往赴會。或換句話說，林瑞昌從未將過多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僅是不願開罪於任何人。不過事後黃朝君在林瑞昌被指控涉入共黨案件時，卻矢口否認林瑞昌曾經向他報告過此事，導致林瑞昌也被視為匪諜，最終遭致槍決。

湯守仁面對共產黨的態度則相對積極一些，雖曾接受陳顯富的指導，不過在高一生的指示下，湯守仁始終未加入共產黨。或許湯守仁與高一生考量的也只是與共產黨保持關係，倘若共軍真的攻臺，能以此確保部落的安危。這也不過是時局危殆之際，不得不的自保考量。

然而，這些行徑都被情治單位所布下的情報系統所掌握。種種對於部落利益的考量，卻都成了日後定罪的依據。

報告（三）

監視網絡密布

阿里山的風依舊吹拂著，新美農場的耕作如常，杉樹苗也正悄悄的成長，但部落內的氣氛卻更加詭譎。自那次事件之後，保安司令部對於山地的控管似乎更加嚴密。保安司令部於案件發生的同時成立八處山地指揮所，而吳鳳鄉則有獨立一處。吳鳳山地指揮所雖由鄉長高一生兼任指揮官，但實權其實在副指揮官陳世昌的手上，高一生根本無從介入指揮所的核心業務。

在自新之後，湯守仁還是未獲當局的信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暗自發函給基層的情治單位，要求繼續監視湯守仁等的言行。或更直白的說，由蔣經國所領導機要室資料組是最高層的情治單位。在高層的慎重指示下，底層的情治單位必然得找出些什麼證據，否則難以向上級交代，而即便是捏造或羅織的也在所不惜。

因此，對於高一生、湯守仁比以往更密切的監控就此展開。

保安司令部嘉義諜報組、吳鳳山地治安指揮所、嘉義縣警察局等單位，環繞著高一生及湯守仁所建立綿密的情報網絡，自 1951 年起即有諸多情治人員、運用人員負責監視著他們，鄉公所、國校也都遍布著線民。

甚至在 1951 年的 7 月，情治人員步凱化名為路平，混入湯守仁所經營的高興企業社，成為其中的職員，幾乎日夜跟隨著湯守仁與高一生行動，定期向吳鳳治安指揮所彙報的原住民族菁英的日常言行。

「我們既是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存有一個黨？」湯守仁在酒席間氣憤地控訴著國民黨的專斷，國民黨聲稱重視山地同胞，但原住民族幾乎無法辦法取得實質的領導權力，依舊受制於漢人之下，生活毫不見起色。

對於國民黨的不滿，也隨著其政策失敗而不停滋長。酒席間大夥們喝得爛醉，眾人深刻地覺得內心的苦悶無法宣洩，連年積累的怨憤都成酒後的話語，痛罵時政，也咒罵著這些年來不公的對待。

或許僅是日常的碎嘴、或是酒後的失態，但在情治人員吳繼鳳呈送的報告中，卻批註了「（湯守仁）言論日趨反常，對民心向背、社會治安影響甚大。」惡意的扭曲了湯守仁的原意。自事件之後，一言一行都會被放大檢視，若一不小心說錯些什麼，或許就會成為犯罪的依據

對於情治人員的進逼，原住民菁英們也並非毫無知覺，只是察覺又能如何？若有太多的動作，也僅只是招致保安司令部的疑心。深知自己無處可逃，高一生只能透過隱微的方式試探著周邊的人們。

「臺灣不久就要獨立了！」在一次的飲酒之後，高一生對著偽裝成高興行職員的情治人員路平大聲的說著。路平未能馬上理解高一生的意思，對此番發言感到驚慌，連忙向高一生問道：「這是真的嗎？」

高一生笑著路平的慌張，並接著說：「誰向你說謊？事情發生了，你們就會知道的。」 高一生繼續說：「你安心好了，將來我們山地人救你們外省人，不用怕，看吧！」

路平稍微冷靜一些後，略略覺得高一生似乎正刻意得在向他傳達一些訊息：「謝謝你鄉長先生！這件事如果真的，最好向上峯報告。」對於路平的回應，高一生不甚滿意，於是帶點慍怒，大聲地向路平說：「報告給誰？政府不會信任山地人的。」

路平試圖保持鎮定，也嘗試從高一生的話語中獲得更多的訊息：「是什麼人在搞獨立運動？」「第一、三、五科長都是的！」高一生帶著醉意，笑著告訴路平。

從事後的文件來看，高一生憑藉著醉意說出來的話可能只是虛構，看來更像在捉弄路平，或想藉著路平的口，向上級傳達某些事情。若細究高一生的言論，大概也僅是想控訴山地行政的指導員們平時的囂張跋扈，而刻意想製造山地室的人員麻煩。

「高一生因與縣府山地室主任張宏源有隙不睦，且由於鄉公所之平地及職員之跋扈，恐係由怨恨之動機而發，但竊不敢斷定其真偽。」路平在當日的報告如此寫著，大概也是察覺受到高一生的質疑，因此連帶向上呈報。

在高壓體制與監視者遍布的情境，只能夠如此掙扎著。

偵查收網

1952 年的 9 月初，大批情治人員與軍警進駐阿里山區，發放指控著高一生透過新美農場貪污的傳單，並幾乎於同時誘捕鄉長高一生、樂野村長武義德、衛生所長杜孝生、達邦村長方義仲，省參議員林瑞昌、警官高澤照、汪清山、湯守仁也隨後接連以貪污或叛亂的名義遭到逮捕。

族人們起初拿到傳單還不敢相信，但上面附有官方的印記作為背書，這才引起鄒族族人一陣譁然。傳單如雪片般四散在阿里山的部落內，消息隨著風越吹越遠，案件還尚未開始審理，但高一生的人格就已經先被定罪，長期建立的信任與形象幾近毀滅。高一生的家人們，在往後的日子裡便因此背負著地方惡霸的污名。

高一生次子高英傑於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就讀時，污衊高一生貪污的報告，甚至就張貼在學校的布告欄上。高英傑無可避免地遭到師生的異樣眼光看待，即便的學業名列前茅，卻也免不了同學間的嘲弄與欺侮，而每次的嘲弄都在在提醒著這場悲劇真實存在著。

不過這場行動其實早在 3 個月前，保安司令部就早已密謀規劃，甚至將計畫命名為「高一生等貪污案行動辦法」，準備透過栽贓高一生貪污的方式，以此動搖鄒族族人對高一生的信任。

眼見部落與高一生的關係出現裂痕，保安司令部決定於 1952 年的 9 月出手，羅織了高一生的貪污罪名，也由於高一生、湯守仁在自首時，對保安司令部的自白稍有保留，保安司令部也趁勢以「自首不誠」的名義，撤銷高一生與湯守仁的自新。算上先前與共產黨接觸的罪行藉此一舉掃除包含高一生、林瑞昌、湯守仁等具有影響力的原住民族領袖。

家鄉的田野、自治的夢想，最後卻成了羅織犯罪的依據，大概是高一生始料未及的事情。傳單上面寫的嚴重，侵吞農場建設鉅款、奪取農民穀種、私吞布匹，但那些全都是扭曲與虛構。新美農場確實曾經向土地銀行貸款 50 萬，也確實有一些欠費、短收的情事發生，但這都非高一生刻意侵吞公款，而是前些年度的天候不佳、經營不善的問題，而後續才導致的還款出現狀況。

與共黨的接觸雖是事實，不過高一生與湯守仁也就早早自新，但保安司令部便抓準了這些零碎的線索，透過特務們的一篇篇報告，拼湊也編造出高一生等人貪污、叛亂的故事。 案件進入軍法審判程序後，無論高一生及湯守仁如何解釋，軍法官殷敬文也視若無睹，幾乎僅按照檢察官所提起的證據判刑。

審理的程序僅是做做樣子，畢竟殷敬文也熟練於此，軍法官也不過是黨國操縱的橡皮圖章，此時高一生也明白：任何的辯駁已經於事無補。

魂斷田野

在父親被監禁的時日，臺中車站的南下月臺成了高英傑除了學校與家以外，最常出沒的地方。按捺不住對於父親的思念，高英傑總在週末時，獨自騎著腳踏車，前往距離學校兩公里的車站，坐在長椅上看著南行的列車緩緩進站。

高英傑閉上雙眼，聽著火車進站時響起的風聲，父親無罪歸來的畫面在眼前慢慢浮現，或許就是下一臺列車、或許就是在睜開眼之後、或許父親的冤罪能夠昭明、或許能再與父親一同哼唱著那首童謠。

父親緩步走下列車的身影已經在高英傑的腦海中反覆練習過無數次，但在睜開眼的那個瞬間，卻什麼也未能看見，只能目送著列車繼續南行。

囚禁於臺北的獄中，高一生同樣時刻掛念著阿里山的家人與家鄉的田野。

苦茶籽的採收與夸里阿納的割稻已經結束了吧？
請不要讓杉樹苗枯萎，明年五月前全部種好。
番茄、菠菜、菾菜、春菊等，如果有種子也交代種植。
由於快要種植杉樹和棕櫚，妳拼命地開墾，實在辛苦了

在高一生寄回去的家書中，不斷叮囑著妻子高春芳關心著農作的耕植與收成，也在在請高春芳不要太過操勞，家庭還要拜託他支持，而他就快要可以回家。只是 1 年 7 個月過去了，高一生仍等不到無罪的判決，時間的消磨已經無法支撐著意志，雖然信中彼此都絕口不提，但或許兩人已經明瞭將要發生的事情。

在最後一封家書中，高一生如此寫道：

思慕的春芳：

得知妳也健康，比什麼都好。

「不管白銀、黃金、寶玉

如何珍貴，不及兒女珍貴」還記得這首歌吧。

只要有家與土地就好。

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

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在縫紉機被拿走之前，很想穿你縫製的衣物。

白色的襯褲一件（冬衣對衛生不好），

像內褲一樣有褲帶，底下像西褲。

白色包袱巾（四尺見方）一條，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

1954 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與湯守仁一同被槍決於新店安坑刑場。

本文摘錄自故事 StoryStudio 精心企劃《二二八‧「物」的呢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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