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什麼，你也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港人的身分認同

民族建構的核心就是形塑身分認同。所謂主體性，說白了便是群體首要之身分認同。香港民族建構就是希望以歷史述事、公共事務、大眾文化建立以香港為界限的身分認同。
 
在建立主體性的時候，多重的身分認同卻難以避免互相排擠。中華民族認同是建立香港人主體性的第一障礙。此文欲展示中華觀念由「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軌跡，指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並非必然和必要。藉之反思當下香港人的主體性該何去何從。
 
「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假如有天遇到這樣的指責，筆者首先想到「說甚麼？甚麼是中國人？」「中國」……「自古以來」……惟中國是自古以來都難以釐清的概念。在此先從較廣為人認同的定義起始，「中國」至少代表了自周朝以來的政治和文化共同體，「中國人」又意味著以此共同體下的族群意識。族群意識是人類社會共治共存的必然產物。《左傳．成公四年》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裏的「族」代表同一血統宗族。惟如今如何介定「族」為何族則難以一錘定音。
 
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重鑄了華文學界的主流意見，以「中華民族」來指現在中國疆域裏具有民族認同的十多億人民，並描述其格局為「多元一體」，就是指歷史進程中漢族吸收了許多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吸收了漢族的融和滾雪球理論。然而，值得檢視的是，這「一體」的民族認同，是從何而生？它真的是「一體」的民族認同嗎？

 

華夏之始　生活文化共同體

余英時指，在古時中國人對血緣種族區分的「非我族類」的看法並不常見，即是區別中國和非中國的重點並非種族或血統，而是在於文化和道德。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夷夏之分在於禮。禮行於社會上層階級，而於下層人民而言，「族」就是其生活習俗和生產模式。例如日間牧養牛羊，夜間構火圍居的稱為「狄」；挾帶長弓的漁獵族群則稱為「夷」；種植小米，備刀耕火種的便可能被稱作「烈山氏」、「神農」或「后稷之後」。
 
經歷殷周兩代和春秋戰國，自國家觀念的出現，人群組合才由「屬人」的生活共同體轉變為「屬地」的地緣共同體。隨著儒家學說成為中原王朝的正統思想，文化夷夏觀便成為漢族普遍接受的民族觀。
 
華文學者一般用「天下觀」解釋中國古代的國族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分佈在中國的周圍，按道德教化的程度將分成「夷」和「藩」（外夷稽首稱「藩」），稱為華夏中心主義。這種華夏中心主義具備現代文化民族主義的意義，以群體的文化風俗和道德信仰劃分「我族」和「異族」。
 
華夏中心，實際上亦是漢族中心。
 
二千年來都有不同民族進入中原後融入了漢族，接受漢人的衣服、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然而正如葛劍雄指出，這種漢族至上的華夏民族觀念在本質上是不平等，亦是以其他民族的消亡為前提。同時它使漢族長期保持著不切實際的優越感，直至歐洲列強到臨中國，戳破這種以中國文化制度的優越感作為民族認同的符號，知識份子便舉起種族民族主義來填補這民族認同的空洞。

善變的中國民族主義

事實上，正如孔誥烽所指，中國民族主義的意涵在一直在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中不停跳躍和變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的「夷夏之防」，以滿洲為對象，為極端旳種族民族主義佼佼者。後滿人入主中原，漢化日深，又漸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一份子。
 
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民族思想有兩種發展，一是如自強運動中的高級官員及知識份子推動的自強運動，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他們視滿族為中國的一份子，而將中國與西方國家對立，亦唯有如此，這些漢藉清政府官員才能令避免他們仕途與民族思想的衝突。另一種則是繼承王夫之的漢滿對立的種族觀，如太平天國領導階層首先聲明滿族是異類，是妖魔，旦言要消滅之。
 
「中華民族」一詞最早當為梁啟超使用，梁取法於瑞士政法學家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之國家民族主義。梁啟超強調「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之最高權威，中國於帝國主義環視下，因應「中國」的生存危機而產生的一種國家至上的觀念，這是針對中國國人傳統上缺乏國家觀念而生的，梁認為「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梁啟超指明在中國既有於漢族而言「小民族主義」，更應提倡「大民族主義」，也就是合國內諸族的大民族。
 
而在革命初期，孫中山視滿族為異族，興中會宗旨明文曰：「驅除韃虜，恢愎中華」。然則孫於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之日竟宣言：「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驅除韃虜」之說如棄敝屣。1920 年，孫中山又公開放棄五族共和的主張，指欲仿效美國之民族大熔爐，結合中國以內的所有民族成為一個「中華民族」，其後更闡明這民族主義實際是「漢族底民族主義」。
 
中國共產黨曾師法蘇聯的民族自決理論，既支持滿漢蒙回藏各族人民平等自由地聯合起來，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壓迫。1934 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點就列明「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直到 1945 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報告《論聯合政府》便指出要組織聯邦基礎的中央政府，「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

中共在建政後卻立刻淡化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1949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給二野前委的一份電報便聲明「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表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可見中共因應政治局勢需要而宣揚不同的民族理論，為了聯合邊陲民族反抗國民政府，而提倡民主自決，到真正建政掌權後，便轉吹民族融和之理論。[1]

反思中華民族　尋找身分認同

Michael Billig在《平凡的民族主義》一書說，民族主義像一面旗子，不用的時候捲起來，想用時拿出來搖兩下。「中華民族」經由孫中山到中共政權手上反反覆覆的揮舞，時而提倡種族主義，時而主張民族共融，「中華民族」只是國家政權的特別打造的旗子。「中國人」的意涵經歷了二千年的華夏中心主義，同時亦是漢族中心主義，延續至今日的「中華民族」，衍生出「多元一體」、「漢族同樣充實了其他民族」的論調。
 
漢族於中國政體內的經濟和人口優勢，加之漢族主導的一黨專政，何以談得上中華民族大團結。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是以模糊不清的民族大義舞弄人心的時候。即使中共官方對「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用法愈來愈謹慎，改為籠統宣揚大民族主義的「中華民族」，不少華人卻未能擺脫種族民族主義的認知。清末以來形成的歐亞對立，強化了中國人等於黃皮膚，黑頭髮的形象特徵，同時又混和漢族沙文主義，造成擁有自身語言民俗的邊陲民族與中華民族扞格不入的困窘。
 
在香港當下的政治語境，認同以種族文化定義的中國人又被稱曰「大中華膠」。筆者認為漢族中心的大中華思想的確是充滿矛盾，同時亦理解在中華文化下產生的中華情結。文化連結歷史，歷史連結共同的身分想像。
 
尤其是二千年積澱下來的中國語文，例如歐美語系雖然亦有諺語，惟沒有中文成語之至直指同一體系的歷史。破釜沉舟、指鹿為馬、背水一戰……每每是朝代更替歷史的一部分。中華知識分子有謂「文史不分家」，也就是文學中有歷史，歷史中有文學。中文背後就是承載着中國歷史。而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分分合合，最終以大一統為目標的皇朝更替史。是故世界許多華人都隱約有種唐君毅口中的「花果飄零」之感。
 
最後回歸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是誰？」就 97 年以來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顯示，在「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四個選項中，08 年上半年只有 18.1% 受訪者選擇「香港人」，在 97 年下半年和 15 年上半年分別有 35.9% 及 36.5% 受訪者選擇「香港人」。
 
換言之，自 97 以來普遍也有 6 成以上的香港人認同擁有「中國人」的身分。惟以上數字只能反映香港人對模糊定義的「中國人」的認同，未能反映香港人究竟是認同文化上的中國還是政體上的中國。
 
根據早前一項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調查（正進行一項學術研究中、暫時未有對外公布），巿民對「中華民族」、「中國作為祖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祖國」的認同度仍然非常高；數據亦顯示市民普遍認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血緣和歷史聯繫，但亦同時普遍強調香港人擁有不同於大陸人的價值觀。
 
方志恒認為，以上數據印證了香港人實際擁有一種「混合型」的國族意識，也就是陳智傑稱作的「港式國族主義」。這是以「公民價值論」為主軸、而兼具「種族血緣論」元素的國族意識。按陳智傑的理解，「港式國族主義」本來就不排斥港陸之間的共同血緣、文化及歷史淵源。陳歸咎香港人以前的不滿是源於北京的強硬對政策，侵蝕香港自治空間和核心價值。然而在佔領運動以後，更可確定北京還原香港自主的機會小之又小。要消解這種抗拒「中國」又親近「中國」的心理衝突，以及避免北京被吞噬香港的核心價值，便要走出「共同種族，共同文化，共同命運」的迷思，重塑香港人的公民性和主體性。
 
筆者希望通過了解「中國人」身分的歷史脈絡，思考己身的身分認同。第一，是明白「中華民族」並非自古以來便始終如一，乃因應政體王朝生存而生的官方民族主義。第二，是明暸「中華民族」的種族和公民含義之別，若認同中華民族或中國人等同黃皮膚黑頭髮，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便同時否定中國為多民族國家之下實踐民族平等的可能性；若認同「中華民族」是公民民族意義上的大民族主義，便應同時專重民族自決的權利。
 
筆者認為若有人打從心裏以血緣種族為民族身分的最後歸屬，又不侵害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種族民族主義也算是個人信仰的自由。然則，若因強調種族的歸屬感，而忽視自身的公民性及其福祉，並非可取之道。第三，身分認同有不同層次，包括家族、地域、文化、國家等。香港人不必避諱中華文化，也不必糾結於中華文化與國體認同，應當思考香港本身的韌性與多元，香港足球、香港電視、香港……都在支撐著香港人的身分。
 
香港的歷史背景是一個移民社會，落地卻未必能生根。本身是從大陸移民來港的徐訏，曾勾勒出香港人無根的心態，來解釋香港沒有自己的文學文化的原因。

事實上，借之來說明香港一直以來缺乏主體意識也相當合適。時光流轉，生於斯，長於斯，欲一走了之的人固然有之，然則願意承擔共同義務的更大有人在。筆者非欲主張「去中國化」，而是如龍應台所言的「去沙文化」。中華文化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實踐，無容置疑。然而，我們在名曰「香港」的地方共同生活，除了詰責「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 

中華文化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實踐，無容置疑。然而，我們在名曰「香港」的地方共同生活，除了詰責「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 

想一想，我是香港人。

[1] 關於中共於民族理論的善變，可參考孔誥烽：〈中共是最大的自決派〉（載《明報，2015 年 2 月 2 日》，以及孔誥烽：〈殘缺的國族　自決的城邦　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困境下的香港問題〉（載《香港民族論》，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