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連串高中鬥爭中，訴求的實現程度因情況而有所不同。概括來說，像是廢除學生守則、服裝自由化、開辦自主研討會等等，可以在高中內處理的訴求獲得實現的情況並不少。這與前全共鬥時期的大學鬥爭相同。
在前述的事例中，上野高中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此外，都立杉並工業高中學生在一九七○年的投稿中這麼說：[1]
「現在，學校制定的學生規約已經被全面廢止。這是在去年十二月連續進行了大約一週的全學集會上做出的決定。當時，每天都有不知道哪裡的某所高中進行了抗爭並被大眾媒體的報導，但我們學校的情況卻沒有被公開報導。」當時的大眾媒體報導往往傾向於關注名校的紛爭，工業高中等等的鬥爭常遭到忽視。然而，現在已經實現了服裝自由化等訴求的高中，有不少是這個時期鬥爭的成果。
雖然也有以這種「勝利」結束的抗爭，但另一方面像是「安保粉碎」等政治性口號，或者「高中解體」、「升學考試體制解體」等全面社會性變革的訴求，幾乎都未能實現。這與大學鬥爭的情況相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想當然的結果。
深受大學鬥爭影響的高中生們
在一些激進的高中生中，也有人受到東大鬥爭等的刺激，主張「如果要澈底追求自我否定的話，那麼否定整個高中教育，否定身在其中的自己，就成了具體的課題」。另外，也有人否定「改良鬥爭」，認為「假設『學生協議事項』真的獲得了改善，那麼確實將會聽取學生的發言，並以學生的意見作為參考，讓事情變成比以前更理想的樣子也說不定。但是，這麼一來的結果會是如何呢？只不過會因為『已經納入了你們的意見』，所以更強烈地要求學生遵守規則罷了。⋯⋯就算把壞的秩序變成好的秩序，只要不思考現行體制本身，就不會有任何意義。」[2]
另一方面，上野高中的學生說：「我們提出了包括自主研討會在內的五項訴求。其中有三項被接受。剩下的兩項是拒絕文部省指導要領和公開教職員會議。這兩項裡包含了一些難解的問題，而且，如果我們繼續進行街壘封鎖的話，那麼我們信賴的老師就會失去立場。因此，我們決定解除街壘。」教師方面也說：「在我們學校，提出問題的學生們並非完全沒有思考安保和沖繩等政治
問題。他們基本上認為，除非整個世界的體制發生變革，否則什麼都無法解決。但是，就算把這些想法直接帶進來，三年的高中生活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他們認為這樣是不行的，所以決定從身邊的問題出發展開思考。因此，改變自己所在場所的，作為改良性運動的『個別校園鬥爭』受到了學生們的認可。」[3]
對於新左翼黨派的運動者來說，像上野高中那樣的「改良性鬥爭」可能是一種「無稽之談」吧。但是，推動上野高中鬥爭的學生們，與一味拒絕妥協的東大全共鬥相比，先不管是好是壞，可以說在「政治上」是更為明智的。
高中鬥爭和大學鬥爭一樣，學生們似乎也被劃分為「運動者」、「同情者」、「秩序派」和「不關心派」。高中鬥爭暫時告一段落後的一九七○年三月的報導指出：[4]
「雖然發起行動的從十多人到數十人不等，但在許多紛爭學校中，都會吸引兩百到三百名穩定的支持者。這大約是全校學生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這與大學全共鬥運動中，運動者與同情者合計約佔二成的情況幾乎相同。一般學生也對高中生活有所不滿，同情者能擴展到多大的範圍，如前述將取決於學生運動者提出了什麼樣的主張。
根據這篇報導，「秩序派」是以「學生會官僚」為代表的優等生們。他們對公共服務和越南戰爭雖然有一定的關心，但對街壘封鎖抱持著最為強烈的反對態度，主張「以全體學生的意志」「展開對話」。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或許聯想到的是東大鬥爭中的民青。
「不關心派」佔了最多數，「他們不參加學生總會。要麼準備升學考試，要麼遊戲，總之只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由於對高中生活的不滿，他們可能對街壘寄予無言的同情，或者只是在街壘周邊聚集，但當封鎖解除後又會回到漠不關心的狀態。他們相當於大學中的「睡罷課派」。
對「民主」的理想？不如預期的實踐過程
如前述，在激進的高中生中，出現了對「戰後民主主義」的批評。在高中鬥爭中，他們也無視學生會或高呼「解體」，並由志願者採取全共鬥的方式，在討論中追求全員一致的直接民主主義。當時的教師說：「共鬥準備會的那些人並不採取多數決原則。當要做出什麼結論時，就要大家一起來談，那真的會花很多時間。他們會一直討論到全部的人達成共識，這個等待的過程實在相當辛苦」。[5]
然而，從教師的角度來看，高中生們的「戰後民主主義」批判，如同後續將在第十四章敘述的大學生一樣，很多時候看起來顯得離題。在當時的座談會上，教師們這麼說：[6]
他們雖然使用民主主義的空洞化這樣的詞彙，但民主主義什麼的幾乎完全沒有被當成問題。...
他們雖然明明學過民主主義，但並沒有真的了解。因為那是被迫學習、被迫進行的民主主義，並沒有真的內化。似乎正是因為這樣，他們開始思考民主主義的規則是不是一場騙局。懷疑這不過只是被強加的形式，自己的意思是否真的有被自己的力量展現出來過。...
在義務教育階段，民主主義只被以非常形式化的方式教授，這件事確實是必須反省的。
高中生們在批判「戰後民主主義」以前，並未真的掌握「民主主義」。這樣的情況在反叛過程中也顯露了出來。大阪府立住吉高中在十一月四日發生了街壘封鎖，學生提出了三項訴求（廢除審查、集會自由、提出對府教委通知的拒絕聲明），並召開了班級討論與學年集會，但是過程並不順利。某位學生在雜誌投稿中說道：[7]「學校沒有教我們怎麼討論或進行議程，怎麼可能會順利呢？」
一九六九年的高中生，是在一九五八年勤評鬥爭後，也就是教育變得保守化之後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世代。他們並不像一九六八年在大學中引領全共鬥運動的世代那樣，被教導要「帶有問題意識，用言語表達出來，進行深入討論」。僅僅幾年的世代差距，或許也在鬥爭中顯現微妙的差異。
在自主研討會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上野高中的教師這麼說：[8]「自主研討會讓學生有地方可以學習自己想要學習的東西。對此學生們感到非常開心。然而從幼稚園到中學，他們一直是在接受被給予的東西。因此，當他們必須自己思考現在該做什麼時，許多學生只是佇在那邊，不知如何是好。」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自主講座。高中鬥爭中，雖然也在街壘內嘗試開設了自主講座，但根據當時的書籍，「在某間學校，雖然在街壘裡面開設了也有教師參加的所謂的自主研討會，但研討會並未帶來什麼有效的結果。」[9]自主講座就算是對大學生來說也是很困難的事，對高中生來說當然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結果，從一九六九年九月到十二月，僅僅只在東京的都立高中內，發生各式反叛的就有三十一所，而出現了街壘封鎖的則有二十四所[10]（當時的都立高中總共有一百四十九所）。在都立高中的反叛中，恢復上課所需的天數平均為二十六．五天，其中以青山高中的六十八天為最長。[11]就算在其他地區，各種反叛也接連發生。
家長反對、大考壓力：曇花一現的高中學運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於十月二十四日發表了聲明，提到「為了早日解決紛爭並恢復正常授課，我們也將考慮調動學校校長或引入機動隊」、「絕對不允許部分學生的非法行為。不服從學校指示的學生將被退學或停學」。十月三十一日，文部省發布意見表示，「對於違反國家和社會法規或秩序的活動和暴力行動，應始終以嚴肅的態度進行適當的懲處」、「若在學校教育活動的場所中，默認學生進行政治性活動，那將違反規定了學校的政治中立性的《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12]以這種方式利用《教育基本法》中的「學校的政治中立性」，是過去常被用來對抗日本教職員工會的手段。
而包含「調動校長」在內的政策發布，相當於對教職員施加恐嚇。而且，日本教職員工會也對接受黨派支援的高中生的政治活動普遍持否定態度。 此外，根據當時教師的證言，最強硬地主張鎮壓高中鬥爭的，是一般學生的家長。相對有良心的教師們，由於知道像是青山高中那樣，急著引入機動隊從而導致紛爭陷入泥沼的事例，因此主張就算要花一點時間，還是要與學生對話。然而，據一位教師所言，「那時候最大的障礙是家長。因為一小群輕舉妄動的學生，他家的小孩就不能好好唸書。所以希望能及早讓孩子恢復正常的學習環境。從家長口中講出來的只有這樣的意見。」[13]
接著，考試和升級時期的來臨，也是使高中的反叛沉寂下來的背景因素之一。教師指出，「高喊打破體制的學生，一方面也在意著旺文社的模擬考結果」的例子並不少。[14]日比谷高中生的一位學生也說，「直到大概一個星期之前，我都還決定不去上大學。但是不停地被身旁的人吵著，結果現在我又在考慮要不要去參加考試。我一度帥氣地想過要當工人，在工作之餘去大學旁聽就好。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變得有點害怕⋯⋯」[15]
九段高中的一名運動者，這麼描述了鬥爭結束後的樣子：[16]「不關心派」裡頭，雖然當街壘搭建起來的時候，曾經「有些人說出了像是在同情鬥爭的話語」，但隨著升級、畢業時期的逼近，「封鎖被解除後，他們就又回歸秩序派。」
在僅僅一天就結束了的教育大附屬駒場高中的封鎖以後，拒絕回歸以往日常的四方田犬彥，在即將面臨升學考試的時候選擇去打工而沒去學校，一個人抵制著期末考試。然而，當他隔了一個月再次返回高中時，體育老師對他這麼說：[17]「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如果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你只會吃虧。你最好知道大家都比你機靈。你看著吧，那些不久前搞街壘封鎖的傢伙們，到了明年大家都會應屆畢業考上東大，成為官員或律師。」
這一點，與許多大學鬥爭都在面臨就業或升級時期時逐漸沉寂下來的情況一樣。一位都立竹早高中的學生，在一九七○年二月的雜誌投書上這麼說：[18]
我校竹早自去年春天以來，教師的貪汙問題成為引爆點，不斷發生騷動，最後終於演變成了街壘封鎖，但也很快地自行解除。如果不趕緊進行一直延期的期末考，三年級學生就無法製作大學入學申請用的內部評量表。現在，我們全都在為爭取內部評量表的分數而忙碌不已。……
一次又一次的紛爭使我們的畢業也岌岌可危，但現在問題是畢業典禮要怎麼進行。今天，在班會時間問「誰贊成進行和以前一樣的畢業典禮」，贊成的只有兩個人。剩下的四十幾人都沒有表態。大家大概在心裡都在想著，「反正不管怎樣都能夠畢業，畢業典禮什麼的怎樣都沒差，比起這個，我得要早點回去唸數學才行。」
就這樣，在教育委員會和文部省的強硬態度，以及升學考試期間無言的壓力下，高中反叛在十二月平息。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被封鎖了將近一個月的都立北高，都立高中裡最後的封鎖被解除了。雖然仍有三名學生在裡面，但他們對於教職員的解除行為並未發起抵抗。[19]
叛亂沉寂，但少年的迷惘仍在
如同許多參與過全共鬥運動的大學生最後進入了企業工作一樣，曾高喊「粉碎升學考試體制」並進行封鎖等行動的高中生，大多數也進入了大學。根據後來參加了聯合赤軍的加藤倫教的說法，在他就讀的名古屋東海高中，在一九六九年也由「全中鬥」舉行了遊行等行動。然而，加藤在加入了聯合赤軍的前身「革命左派」而遭到逮捕並獲釋後，到了「迎接年滿十九歲的春天時，曾經一起高喊『粉碎升學考試體制』、『反對升學教育』並一起遊行的夥伴們大多數都進了大學。」[20]
之後，雖然一九七○年在都立葛西工業高中、神奈川縣立川崎高中等校發生了反叛，但顯然反叛的高峰已過。相較於一九六九年三月，畢業典禮的混亂事件也相對減少。到了一九七○年三月，雖然還有如新宿高中等長期持續著反叛的學校存在，但與大學全共鬥運動的瓦解幾乎是同一時間，高中的叛亂也幾乎沉寂了下來。
就這樣，表面上高中生的反叛沉寂了下來。但是，驅使他們展開鬥爭的各種問題，基本上完全都沒有解決。一九七○年三月，在東京農大一高，二十幾名畢業生對三名教職員施加了暴行。那時接受報紙採訪的一般學生表示，「他們不願意聆聽學生們的說法。我能理解想要動粗的心情」、「在課堂上，只要稍微聊了天，那堂課就會被記為缺席。」[21]
這起暴行事件中，並沒有政治性的主張。可以說，雖然一九六九年帶有政治性要素的高中反叛已經遭到了鎮壓，但其實只是回到了一九六七年以前不伴隨政治性主張的反叛形式而已，根本問題的解決被推遲而沒有獲得處理。
上野高中的運動者自認「我們是一種問題少年」，並如此說道：[22]「的確，我們學會了各種話語，像是粉碎產學合作路線、高中教育應有的存在方式等等。但是，在脫離了大人及社會為我們決定的生活模式與軌道這一點上，不管是問題行為還是反叛，在本質上不都是一樣的嗎？」
就這樣，以「學會了話語」為形式的反叛遭到鎮壓後，高中和中學暫時恢復了平靜。但在八○年代初期，在中學等地，未帶有政治性「話語」的「校園暴力」頻繁發生。文部省和教育委員會也透過強化管理，表面上鎮壓了這些現象。然而，自八○年代後半以降，失去出路的學生們對於「現代的不幸」的反應開始轉往內在，「霸凌」或不上學、自殘行為等開始成為問題浮現出來。
[1] 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頁一三－一四。
[2] 吉田前揭〈作られつつある報告〉頁八三，橫田美津子〈わが志は日常性の呪縛を告発する〉(二文皆收錄於前揭《世界は業火につつまれねばならない》）頁九九。
[3] 前揭〈高校生座談会 紛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頁一九三。赤塚主持前揭〈高校教員座談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頁一七八。
[4]以下的高中生的類型結構，出自豐田前揭〈上昇志向の喪失〉頁一一五、一一七。
[5] 赤塚主持前揭〈高校教員座談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頁一八一。
[6]同上座談會頁一八五。
[7]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頁一二。
[8] 赤塚主持前揭〈高校教員座談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頁一八一。
[9] 北澤前揭《東京の高校紛争》頁九九。
[10]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紛争》頁五七。
[11]北澤前揭《東京の高校紛争》頁七九。
[12] 同上書頁六三－六五。
[13] 赤塚主持前揭〈高校教員座談会 受験体制のひずみのなかで〉頁一八九。
[14] 同上座談會頁一八七。
[15] 庄司構成前揭〈ゲバルトちゃん気をつけて〉頁二二二。
[16] 豐田前揭〈上昇志向の喪失〉頁一一七。
[17]四方田前掲《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頁一七○。
[18] 前揭〈オレたちは不満だ〉頁一三。
[19]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掲《高校紛争》頁六五。
[20] 加藤前揭（第一章）《連合赤軍 少年A》頁四四、八五。
[21] 柿沼、永野、田久保前揭《高校紛争》頁六七－六八。
[22] 豐田前揭〈上昇志向の喪失頁〉頁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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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全共鬥時代」的反叛是怎麼一回事？如何解釋在日本經濟高速騰飛、邁向富裕的年代，竟然發生青年集體反叛，意圖推翻體制的行為？
在本書中，歷史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試圖擺脫對「全共鬥時代」的既定印象和迷思，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考察為何會出現青年反叛的現象，並思考今日的我們能從中汲取的教訓。他從日本戰後的時代背景談起，深度描繪了全共鬥世代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環境，並解析年輕人面對從「近代」邁向「現代」的時代劇變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欲求不滿，從而走上反叛之路。
本書也是一部鉅細靡遺、深入淺出的歷史作品，主題涵蓋新左翼黨派的演化發展、日本各大學和高中鬥爭的來龍去脈、1970年的典範轉移，乃至著名的事件如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聯合赤軍事件，作者都援引了豐富多元的史料，寫下精彩翔實的紀錄。
無論是希望認識那個時代的入門者，或是本就熟悉相關主題的專家，本書都是不可錯過的經典。
本書特色
★本書共分四大冊，是小熊英二最重量級的歷史巨作，榮獲第八屆角川財團學藝獎。
★兼具宏觀和微觀視角，俯瞰日本現代史最震撼人心的章節！以海量資料再現全共鬥世代的革命青春，探究青年集體反叛的根源，又為日本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那是川本三郎「愛過的那個時代」，也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的大學生活，是坂本龍一參加過的高中鬥爭，也是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鬥的史詩辯論……，要讀懂日本全共鬥世代，不可不讀本書！
★中文版獨家收錄小熊英二撰寫的「台灣中文版序」，以及印簽扉頁。
★收錄約20張珍貴的歷史現場照片，深化讀者對全共鬥時代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