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邊的霸主，「雲南王」龍雲的傳奇（下）

「雲南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龍雲主政雲南 18 年，知人善用，刪繁就簡，建立新稅制，充裕金融財政，支持生產事業，鞏固財稅，以安民生。[1]龍雲的改革措施，振興了雲南的經濟，為養兵割據打下基礎。他以建設「新雲南」為願景，《大公報》大幅報道其政績，將雲南描繪成「自然資源的大寶庫」，「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民國初年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都是從偏遠的雲南打響，使默默無聞的雲南在全國政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中國看來，雲南是窮鄉僻壤，但這個省份卻有其軍事基礎。滿清在雲南練了兩個國防師，編制仿照歐洲的師，一師約有一團砲兵、七十二門大砲，後來雲南的聲望都是靠這兩個國防師闖出來的。此外，清廷還在雲南建了一座造幣廠及兵工廠，準備許多裝備，甚至到抗戰時，軍官所用的毛呢衣和士兵所穿的皮夾，都還在使用清末的貯藏。[2]

雲南人民有尚武精神，一向愛槍，抗戰以前，民間的槍枝本就不少。抗戰期間，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告訴龍雲：「人民的槍太多了，不應任其發展。」想要收繳自衛隊的槍枝。龍雲答覆說：「他們又不拿政府當敵人，我不需要接收他們的槍枝。能自衛總是不錯的。」[3]這個想法跟美國憲法保護人民持槍權的思路不謀而合。所以，雲南寓兵於民，一旦發生戰事，徵兵頗為迅速。

龍雲主滇後，第三十八軍編轄六個師。1931 年 3 月，廢師改旅，縮小軍隊規模。龍雲仿效黃埔軍校，將「雲南講武堂」改為「雲南教導團」，親任團長。「教導團」培養出四千餘名軍官，分派部隊擔任幹部。1933 年 6 月 16 日，為紀念黃埔軍校成立九週年，中央統一全國軍事教育，龍雲將「雲南教導團」改為「中央陸軍官校第五分校」。名稱變了，實權仍牢牢掌握在龍雲手上。

龍雲重視軍事教育，每次教導團舉行入團儀式時，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講，教導軍人要懂得政治：「國家的目的不外保障公安，及促進人民福利。軍隊設立之目的，即為捍衛國家，若軍中服務人員，於國家之整個目的，及軍隊與政治之關係，昧焉未覺，則鮮有能恰如其分，克盡使命者，故軍人不諳政治，不應以為得意，而當引為恥辱，軍人果不諳政治，必有感於人言，而不克舉其責任者，故健全之軍人，要當深悉政治。」[4]

龍雲讓軍人瞭解政治，在當時的軍頭中獨樹一幟。獨裁者往往害怕軍人懂政治，矇昧的軍人方能被驅使去屠殺人民，就像中共驅使軍人屠殺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一樣。龍雲鼓勵軍人研究政治科學，至少說明他不那麽獨裁。

雲南的教育，自龍雲接掌省政後有長足發展。首先保障教育經費之獨立，義務教育和民眾教育兼顧，使小學、中學得以逐漸展佈，並鼓勵創辦私立小、中、高三種學校，「凡對教育有應當盡力的地方，自己總要盡力」。[5]龍雲促成「國立雲南大學」的成立，推舉清華大學教授、數學家熊慶來[6]任校長，並聘請許多留英、法、美的專家學者來滇任教，雲大由此享有「小清華」之美譽。

龍雲也送子女留洋，但由於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的限制，其思維方式仍深陷於儒家傳統之中。他成立演講會，提倡舊道德：「中國數千年來，能夠存在，也就是受舊道德的維繫，並不是僥倖存在的，自海禁一開，西方文化逐漸輸入，舊有道德，漸次喪失，而國勢亦日趨危殆。馴至演成今日嚴重的國難，所以自己認為舊道德對於國家存亡，實有重大的關係，我們應有提倡的必要。」[7]

殊不知，演講會這種形式是西方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與封閉僵化的舊道德並不相符。龍雲的思想不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範疇。有趣的是，作為「舊道德」的儒家思想，其崩潰是從此一文明的中心地帶開始（在中國，是作為皇權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孔孟之鄉的山東等地）；反之，越是邊陲地帶，越是少數民族，反倒以保存舊文化為榮，如雲南、如韓國。

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遷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龍雲幫助西南聯大安排校舍、提供物資。西南聯大被稱為民主堡壘，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客觀有利條件，就是聯大地處昆明，龍雲在政治上比較開明──龍雲本人於 1944 年秘密加入民盟。如果西南聯大在四川或其它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可能保持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也不可能成為民主堡壘。[8]為了保護了西南聯大的民主派教授，龍雲多次與國民黨特務機構發生衝突，「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從地方軍閥雲南省主席龍雲得到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

當然，龍雲未必對民主的價值多麽熱愛、未必對共和理念多麽認同，他更多是出於利害關係而支持民盟對抗蔣介石。他主張三權分立、多黨思想，認為地方與中央應均權，因為地方上許多情形中央不清楚，各省的情況也不相同。他不主張中央集權，這是他與蔣介石的根本分歧所在。[9]

龍雲不懂經濟，卻善用經濟專家整理財政、發展實業。1932 年，雲南成立富滇新銀行，龍雲任命留美歸來的繆嘉銘[10]為負責人，以本省銀幣為本位，又發行富滇新紙幣，穩定金融，投資省營企業。雲南可自行發行紙幣，表明其擁有半獨立的地位。

雲南也領先全國清丈土地，改田賦為耕地稅。創立「財政廳清丈人員養成所」計 27 期，招收高中學生接受一年制培訓，另有簡易測丈計的半年制培訓共計 10 期，培育清丈測量幹部 2000 餘人，實施全省土地清丈，改革土地利用，傳為佳話。

雲南交通落後，龍雲認識到，「修筑公路，整頓交通是一切民生建設的基礎，是替我們民眾自身謀生財之道」，「有錢自然是辦，沒有錢當然還是應該刻苦奮斗的去辦」。[11]龍雲執政期間，雲南修築了京滇、滇川、滇桂、滇緬、中印、滇康等多條公路，尤以滇緬公路享譽世界、對中國抗戰貢獻良多。

不過，鴉片種植和貿易仍然是雲南財政的支柱。1930 年代中期，雲南鴉片種植面積為 90 多萬畝，實際上可能達到 200 萬畝，有外國旅行者發現，「從昆明到大理之間的那些壩子，大約有一半用來種植大煙」。僅 1935 年一年雲南輸出的鴉片總值就在國幣 2000 萬元以上。龍雲成立「特貨統運處」，對外獨家壟斷出口，對內則強迫收購，該機構成為雲南歷史上最骯髒的名稱之一，也是雲南官場的一大肥缺。[12]

龍雲對雲南建設所做之貢獻，得到南京政府的肯定。1935 年，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來到昆明視察，發現昆明社會秩序良好、街道整齊清潔。宋美齡讚歎説：「昆明城的街道十分乾淨整潔，建築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那些雜亂的建築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尤使蔣介石注意的是，龍雲在當地威望很高，「雲南政府全體成員的團結一致，是四川無法相比的」。由此，埋下蔣介石逼迫龍雲交出權力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