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從戰爭、眷村走向世紀末，寫下文壇一筆傳奇的朱家人

大雨滂沱，黑濁的雨水大量滲進列車窗口，滋滋水泡不斷作響。列車的軌道向往何處？車上的大兵擔心驚惶，他們的目的地或許是左營。若真是左營，金門、馬祖就不遠了；距離死亡，其實也正是這樣一道海峽的寬度而已。

 
這是朱西甯《八二三注》的開場，場景就在陰鬱氣氛與等待心情、兵士的調侃與罵聲中揭開序幕──探頭的上等兵望向前方，隱約幽微的黑暗裡，列車、雨聲的盡頭，他看見了港口⋯⋯

書寫戰爭，卻非僅止於戰爭

該如何書寫一場只見砲彈、不見敵人的詭譎之役？擁有多年軍旅經驗的朱西甯，面對由軍人交織而成的「混亂的社會結構」，選擇延續先前的書寫風格──不鋪張氣勢之壯麗，不強調特定人物之英勇。戰爭的煙硝氣、血腥味於焉退居後位，浮出檯面的，則是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生活。

這樣的安排，或許令讀者聯想到《狼》與《鐵漿》二本短篇小說集。它們承載著朱西甯的原鄉記憶，中國北方土壤氣息、無知而犯著「小奸小惡」的角色，以及難以排解的悲劇色彩，構成朱西甯此一時期的創作風景。而《八二三注》這本長篇巨構，令人矚目之處或許也正是它書寫「戰爭」，卻非僅止於戰爭本身，而是負載於歷史事件下方的密麻小「注」，軍人、原鄉與戰場的疊光重影。

這一行行注腳，不僅彰顯戰場上軍人的所思所想，亦呈顯戰爭與家鄉的辯證張力──何處是家鄉？何處是戰場？面臨這些問題的齟齬可想而知。在兩岸形勢已定，美國持續介入調停的歷史背景下，彷彿總有些問題，不能回應，只能超越，或者無視。「時間」，於是成為一再延擱結果的修辭：

他珍惜的摩搓著指間的細沙，另隻手摩挲著原先扎了刺的地方。現在是光光滑滑了。雖很鬆暢，然而有些不習慣。不過一個月而已，卻會這樣子了⋯⋯可笑！—《八二三注》（頁 537）

三個月零十天，鋪衍六十萬字長篇小說，時間的調度既是敘事技術所在，亦是故事核心關懷。《八二三注》從景色陰鬱的高雄港口一路寫到情節中段，才真正發生一場「惡戰」（此前只有砲擊），並擄回一名疑似被下蠱的俘虜。可即便如此，主角黃炎「還像是做了場夢一樣，繼續恍惚著。」他繼續思想、遊蕩，徘徊在人道關懷與婦人之仁的掙扎。

故事中，黃炎的漫遊甚至行進至更遠的位置，以致他即將觸及周遭詭譎戰爭的內在意義：「這獵物將可活下去，由野獵而家畜，而和我們一樣的被信任著，成為這個戰鬥體的一員，那麼我的惻隱，不忍，甚而自我鄙夷，將從何而生？可以無中生有嗎？他追索著，追索下去⋯⋯」就在此時，黃炎無意間將下巴那顆生長已久的「刺」摳了出來。於是讀者未獲結論，再度跟隨主人翁跳入時間漩渦中──解答被延擱了，成為永無止境的謎。

事實上，若從同樣的角度看「八二三砲戰」本身，何嘗不是一場延宕二十一年的戰爭？雖然砲擊頻繁僅止於戰事前三個月；然而直到 197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一文發佈，炮戰才正式劃下句點。與此同時，曾經歷八二三炮戰的兵士發現，時代的滾輪果然繼續前進著不等人，島嶼臺灣即便一腳踏入新的政治生態，解答仍在遠方，家國故土、戰爭情懷遺留在歷史的荒原上，待人作注。

是年，朱西甯《八二三注》於「三三書坊」出版。

眷村，是否能成為家的代名詞？

曾幾何時，朱家少女仍意欲著離開眷村、影響世界。「三三」，三民主義、三位一體的融合接洽，正是此一時期下迸現的閃亮星辰。
 
不過說到「三三書坊」，不得不先提這群少女們的母親──劉慕沙。當時省籍對立尚可稱做劍拔弩張，本省籍的劉慕沙與外省籍的朱西甯相戀，這位苗栗女子不顧家中反對，毅然決然與窮士兵攜手終生。這對相愛卻礙於家世背景而陷入苦戀的夫婦，活成了眷村裡的部分縮影，以此為「家」的所在，落地生根，並替時光見證了外省與本省藩籬的消失。
 
朱天文曾如此寫道：「這兩種文化構成，自然且當然，已成為我寫作的意識底層。我從它們來，也從它們源源生出作品，它們是我書寫的核心。」

劉慕沙同樣鍾情創作，小說多以自身的生活經驗為背景，能使人窺見數十年前的在地生命軌跡，感受那個質樸、醇厚的年代。除了出版短篇小說集《春心》之為外，劉慕沙也持續在翻譯日本文學的路上耕耘，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等日本名家，她都曾有譯作，並將翻譯文學融入自我創作中，形成獨特的行文風格。
 
浸淫在如此文學環境中，朱家三姊妹也開始呢喃獨屬於她們眷村私語。

叛逆的眷村男孩畢楚嘉如何從淡水海岸離開，拋下一切過往，成為空軍；或許，也還有些許印象，親眼見過那些漫遊在城市裡的外省青年。這些夢寐記憶，在族群與國家認同逐漸轉型的島嶼，彷彿蒙上一層傳說般的翳影，瀰漫在三三的書寫世界中，為讀者留下了一則又一則、綿延不止的典故。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我只是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淡江記》

三三書坊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不僅勾勒出 70、80 年代臺灣文學史的側影，同時也是定位朱天文、朱天心兩人早期書寫的標誌。在此一時期的書寫實踐中，文學少女受胡蘭成影響，筆下無盡的抒情姿態與張揚的中華傳統敘事密不可分，神州大陸的想像與光復河山的衝勁緊緊綰合。此時的眷村，還充滿著青春生氣；或許，甚至可以說，在朱天文和朱天心兩人的筆下，它仍然透顯著一種專一而天真的想像。

然而，從什麼時候開始，眷村的實體漸漸不再存在，而成為記憶中迷茫的幻影？

眷村內外的難題，外省本省的糾結

詹宏志曾在 1989 年出版的《我記得⋯》一書序言中說道：「讀單篇小說時，我依稀感覺到朱天心『變』了，但究竟轉向何方，變成什麼樣的異型，卻沒有什麼概念。等到讀若干篇小說時，一個創作家同時期的關心，某一階段的思想與人格，就給我們一個圖像了。」在這本短篇小說集子與接下來出版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讀者可見這種轉變之劇烈──朱天心的筆鋒銳利起來，開始質疑政治理想的真實性，包括〈新黨十九日〉、〈佛滅〉，也轉而將自己帶入所謂「畸零族群」的認同裡。

「逐漸消逝在人群中的眷村兄弟」，被朱天心辨認為畸零族群的一種。在初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封底，一一說明了集子收錄的六個畸零族群，並接續說道：「它們隱密、破碎、不為人知、不易辨識，更不為政治和大眾傳播媒體所同情支援。」不難發現，朱天心此時的創作已經面臨艱難的認同危機。她反覆在故事裡藉敘事者口吻定義眷村子弟的性格，並且在最幽微處，發現了外省人在島嶼的處境：「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

離開眷村的少女朱天心，也許並沒有如她所想改變世界；反而令她難以迴避與拒絕的，正是眷村的消亡本身。因此，在出走與回首的辯證之中，讀者看見一個不斷揣度與思量的身影，一則關於眷村的典故：

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嫁了本省男子、而又在生活中屢感不順遂⋯⋯因而會偶覺寂寞的想念昔日那些眷村男孩都哪兒去了的女孩兒們，我在深感理解同情之餘，還是不得不提醒妳們，不要忘了妳曾經多麼想離開這個小村子，這塊土地，無論以哪一種方式。—《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89）

世紀末的華麗，還在繼續

從三三時期鏡頭走出的另一人，是朱家大姐──朱天文。她早期的創作〈小畢的故事〉，後經電影改編，成為臺灣新電影重要的代表作品。在此之後，《世紀末的華麗》與《荒人手記》等書，則一步步將重心從眷村生活移往都會，從黃金的三角結構踏入張揚的情色描寫，而寫作風格亦從原先胡蘭成式的抒情宇宙，轉往張愛玲的蒼涼廢墟邁進。

90 年代，臺灣悠悠然邁入世紀的最後十年，朱天文筆下記載的「新人類」蜂擁攢動，如織錦棉絮漫天飛舞。然而，在這華麗的血肉賁張的現場，也正如詹宏志所指出，「卻透露了腐爛錢、衰敗前的有機分解。」《世紀末的華麗》書寫的，是不斷繁殖叢生的記憶碎片，以及近未來卻同時瀰漫著上古斷簡殘篇的預／寓言。

然而突然來的厭世情緒又將它席捲，天啊慾望臨陣起義，又背叛了他。他眼見身體那座亙古聳立的金字塔霎時已潰塌在前。他沃沃心田頃刻間荒蕪了下來，完全荒蕪。—《世紀末的華麗．肉身菩薩》（頁53）

朱天文和朱天心的後期作品，有肉身菩薩在三溫暖裡無盡徘徊，有老靈魂在古都裡踏著漫遊步伐。新時代將臨，終究伴隨著舊世代的殞滅。廢墟與神殿同時矗立，重層疊影，衍生出「老」與「新」、「記憶」與「遺忘」的矛盾修辭。而時間作為拉扯兩端的主要張力，好像要麼緊繃，要麼完全碎裂。
 
讀者從這些文字裡，依稀可見那徘徊在本省、外省間的認同危機，或者甚至完全不要，歷史沈積的意義一併讓渡給全球化資本主義，連最後一點身世都蕩入大洋裡頭，扯出夢幻泡影。

走向世紀末，是否正如一級級向下階梯，越走，越發現光在後頭，而前方完全暗了？至於歷史，果真朝熵增的混沌狀態邁進，驀然回首，少女發現世界已不再是天地之始、禮樂的城邦，但她們的書寫還在繼續。

文學，是歷史的證言

文學，同時也和歷史、政治緊密連結。作家或許難逃一再被解讀的命運，然而解讀有時意味著一種記憶、銘印在心。銘印那些已被遺忘的過去，那些曾經存在後來消亡的掌故。
 
朱家的文學，已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閱讀這些作品的同時，也是翻閱著過去的時光和記憶，提醒著我們──不要遺忘。

《願未央》、《我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