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n F2、異鄉、剪接室： 閱讀世界，劉嵩記錄生活的面孔

從上世紀 90 年代初始，對準城市規劃、參照他國經驗，製作第一套電視紀錄片《城市的身世》；至現今拍攝當中，親身走遍東南亞諸國，深度凝視面孔、細察當地生活的《南國啟示錄》──第 23 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劉嵩，從事紀錄片創作將近四十年，半輩子歲月，走訪世界各地、著眼多元文化，留下由時間寫就、無數生命故事的影像印證。

「創作」究竟是什麼？在劉嵩看來，並不應將之視為一種風格化的簽名，而是由創作者以感性直覺與素材互動的成果，也是從作品肌理中舒展，以內容為本、無處不在的細節判斷。當我們跟著導演，回顧其生命歷程，時間逐漸還原回生活，生活凝鍊以經驗，經驗匯集出判斷，判斷則總結成創作──看見創作，一切便如呼吸般自然。

就如劉嵩導演的提醒，不論是影像或文字，紀錄者永遠無法囊括整體，只能留下生命切片。但是，在訪談途中，當我們與時間對視，在專工細琢的片刻裡，又彷彿能從一瞬中，再看見永恆。

雜誌的黃金年代，NikonF2 初試黑白紀實攝影

復興美工立體組畢業，劉嵩從美術出身，所學原是雕塑；畢業當年，大同水上樂園還是熱門景點，有同學到樂園做浮雕，劉嵩卻意外踏進雜誌社，開啟與影像結緣的第一段路。

1976 年，劉嵩進入當時甫創刊三個月的《幼獅少年》擔任美術編輯，協助工作上手的前輩，是當時尚在臺大經濟系就讀的詹宏志。美術編輯職位，工作內容包山包海，接觸作家供稿之外，也需要經手圖片，劉嵩藉此便認識許多報導攝影師：「現在說起來是後知後覺，但加入『幼獅』，對我來說是重要時刻。不管是個人成長，或對文化、影像的初次接觸。」

時間回到 70 年代，出版市場增長、平版印刷普及，攝影逐漸被大眾重視，「黃永松先生的《漢聲》雜誌影響我們很深，所有做出版的人，都要向它看齊；當時還有日本進口的《太陽》雜誌，以圖片為主，品質非常高。」在出版環境，劉嵩受影像吸引，也結識當時的攝影名家，如張照堂、林柏樑、關曉榮、蘇俊郎等人，其中影響最甚者，則是劉嵩稱其為「楷模」的紀實攝影家阮義忠先生。

「當時，他們都有聚會，會在一起互相批評、互相欣賞彼此的作品。」攝影家們各自為不同的報社與雜誌工作，阮義忠在臺視文化《家庭月刊》耕耘本土攝影報導，時常出外遊歷；當時還是年輕小夥子的劉嵩，買下一臺二手的 Nikon F2，得空便跟著前輩們四處走跳，從對影像的好奇心出發，開始累積自己的作品。

爺亨、北埔、四季，「好的照片，都是走出來的。」劉嵩笑說，自己個子高，走到不同的地方，許多小朋友看到持相機的人，便熱鬧地湊上來，意外累積一批由高到低的照片角度，培養出自己的觀點視角。數十年過後，劉嵩製作《南國啟示錄》，再度拿著相機，為路邊人物拍下面部肖像照，製成紀錄片的黑白片頭，隱隱向當年的紀實攝影精神致敬。

如果後來沒有唸電影、學習紀錄片，劉嵩認為，自己或許會成為一位報導攝影師。「80 年代之後，還有《人間》雜誌。當年那些攝影家，往後帶來紀實攝影的黃金年代：紀錄社會、批判社會、影響社會，那就是人文精神。」劉嵩如是說。

倫敦留學的剪貼簿，見證多元文化的深刻影響

離開《幼獅少年》、退伍之後，劉嵩前往位於英國倫敦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倫敦國際電影學校（LIFS，London International Film School，現更名為倫敦電影學校）學習電影，「我對影像有興趣，小時候看《2001太空漫遊》的經驗深具啟發性，於是想唸電影。爸爸當初只給我四個字：『好自為之』，反而是大姊很支持我。」前往歐洲學電影，劉嵩先到法國，投靠在當地工作的大姊，利用時間學習法文；再申請簽證，前往英國鄉間的語言學校，一面讀英文、一面報考倫敦國際電影學校，不管有成、沒成，都只有一張機票的空間，「如果沒有錄取，我就得直接回臺灣了。」

回想前往英國的那趟路，劉嵩帶著行李與暗房設備，一路從法國鄉下回到首都巴黎，再坐火車、輪船跨越英吉利海峽，抵達英國多佛港（Port of Dover）。「旅程中，所有過程都是新鮮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樣子、都是他們自己的樣子」，到了倫敦，老房東開車來迎接、載回住處，劉嵩在那裡喝了人生中最好喝的一杯熱奶茶。「當然，第一杯是最好喝的；在英國生活之後，每天都是熱奶茶了。」

1982 年，劉嵩錄取倫敦國際電影學校。班上二十多個同學，只有四個是英國本地人，其他便從世界各地前來，冰島、瑞士、香港、希臘、波蘭、南非……「來自南非的那位同學，我跟他非常好，他是革命份子，當時南非還處在種族隔離時期。他帶著革命團體的基金來英國，學習紀錄片。」從人與人的互動中，看見每個人的生活，帶著不同歷史與文化的軌跡；一路到往後紀錄片創作的精神，劉嵩都相信，國族、身分與任何標籤，皆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在這樣環境的養成下，我之後到各種不同的國家與文化中，都能更快安適我自己，然後，再找到去觀察、聚焦與理解的定力。」

在技術方面，對劉嵩而言，最早對電影的興趣不是來自「創作」或「敘事」概念，而是純粹對媒介的好奇心。在課堂上，教授拆開攝影機，帶學生看到內裡機械裝置的運作模式，最直覺地看見「電影」在物質層面使人讚歎的奧妙。這種本質理解，也讓劉嵩認為，影片不論是在電視播出、在戲院放映，都不構成界定電影門檻的大小眼，「藝術媒介，應以你自己的想像為關鍵，而不是用其他的標準去比高下。」

課堂之外，除了與同學相處的文化倘佯，電視機與電影院，也構成當時認識電影的重要回憶，「當時，倫敦有好幾家藝術電影院，票價有學生優惠；學校放假的時候，我沒錢回家過節，自己在倫敦生活，也支應不了暖氣電費，便常常一個人到電影院，一待便是一整天……」打開四十年前製作的剪貼本，貼滿戲院放映的紙本資訊：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視覺奇想喜劇、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的動人短片、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德國表現主義電影，或在同一天觀看五部聯映的柏格曼電影。電影的音畫魔力，都植入劉嵩的心中。

剪接室指導手冊，奠定工作態度的紐約歷練

1984 年，完成 35mm 拍攝的畢業製作《Hindsight》，劉嵩從倫敦畢業，返回臺灣；回望過往，當年約莫正是「臺灣新電影」起浪的時期。在中影，劉嵩曾與小野、吳念真短暫共事，也跟老友張大春一起為導演李道明撰寫《陰間響馬，吹鼓吹》劇本。無奈，當時臺灣電影產業發展不好，劉嵩一段時日沒有工作，正巧獲得當年在英國共同學習電影的美國同學邀請，便在 1987 年前往紐約電影後製公司「Valkhn Film & Video」工作。

「這家後製公司，有很大一部分的業務，是處理紀錄片的剪接，它們是『國家地理頻道』的簽約公司。」80 年代，紐約是紀錄片、獨立製片的大本營，產業能量聚集在美國東岸，劉嵩進入這間公司，從剪接助理開始做起。「當時，我協助的剪輯師叫做 Leslie Mulkey，他的父親是美國空軍，小時候住過臺灣，便對我非常照顧，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思想、非常敏感的人……」，在 Mulkey 的指導下，劉嵩習得在剪接室的細緻工法，也打開對紀錄片的更多認識。

認識剪接，就認識整部電影的後製過程。身為剪接助理，需要熟悉所有素材，從沖印廠、攝影師蒐集回來的報告，都要進行第一手的管理，「短短三個鏡頭，可能要處理好幾天，影像之外，還有不同音軌之間的細緻互動。Mulkey 告訴我，你不要先去想，永遠都要親手剪下去，才會知道這樣做行不行。這不是策略，這就是感受。」細節組織之外，大的結構也在剪接中成形，透過整理，所有底片素材被一捲一捲分好，剪接師看著這些底片，便在腦海中建立起影片結構，「現在看數位素材，已經無法去辨識他們的物質基礎，以往則不是這樣。」

「有些剪接師非常龜毛，如果你不小心在底片上留下一點指紋，他馬上把你開除」，拿出一本紅底封面的《The Film Editing Room Handbook》，劉嵩表示，這就是當時剪輯室裡最重要的工作手冊，如何做標籤、使用膠帶與刀片，如何認識攝影、剪接、音軌，每個重要細節都能從中找到指引。

「我們公司在都市的核心，時代廣場 45 街，鄰近百老匯，那裡是整個文化大熔爐的精華處……」，小小一間公司，同時會做七、八部電影，每個剪接室都是不同的故事，劉嵩穿梭在剪接師的香菸蒂與咖啡杯之間，以專業的工作態度證明自己，也積累出一套可靠的製片功底。

《黃羊川》感受素材的生命力，與之對等互動

1989 年，劉嵩回臺，成立寶花傳播，自此開始紀錄片的製作生涯。第一套電視紀錄片《城市的身世》在 90 年代初期誕生，當時尚未有公共電視，該作由廣電基金監製；之後，《城市的遠見》、《福爾摩沙的指環》，一套套紀錄片陸續付諸實行，對劉嵩來說，有部作品特別值得一提，便是在 2009 年獲得臺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的《黃羊川》。

2003 年，臺灣企業家溫世仁過世，劉嵩與溫世仁生前創辦之明日工作室合作，拍攝傳記紀錄片《科技遊俠：溫世仁》。拍攝結束之後，明日工作室進一步邀請劉嵩創作，劉嵩便將目標對準溫世仁生前致力開發的中國甘肅村落，前往「黃羊川」，拍攝一部紀錄片。黃土高原上的村落，看似貧窮、單調，卻帶給劉嵩在視覺上的開闊刺激。

獲得全權的資源挹注，劉嵩使用一年的時間進行前期研究，跟著當地地陪深入當地生活，再運用一年的時間，拍攝春夏秋三季的當地生活樣貌。「要去講那裡農村苦難、生活不公，還輪不到我。」身為臺灣導演，劉嵩自知無法跨越身分為當地故事代言，便更要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訪談、旁白、字幕、主要人物，原先一應俱全，但當劉嵩回到剪接室，檢視素材的當下，卻總感覺有說不出的突兀。

「這是我在剪接室裡的體悟：所謂的『作者』，會去將素材扭曲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但是，素材其實自己會告訴你，它希望這個故事要被怎麼講述。」據此，劉嵩撤下旁白、字幕，不依賴人物與故事，也抽走原先的訪談，盡可能去除風格化的痕跡，讓拍攝到的影像自己去表達，也讓觀眾能不受干擾地去觀看。以這樣的方式組織作品，是否能夠成立？劉嵩心裡也有疑惑，但當時憑藉直覺《黃羊川》最後的樣貌，便以農村生活細節堆砌，敘述自然與循環的本真狀態。

「當我們要去解釋電影，往往要把形式與內容拆開來，才能說明清楚；但回到創作，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拆開來說的。」對劉嵩來講，創作要依賴過往經驗的總和，使創作者去和眼前的素材、人物與環境做互動。拿掉多餘的技法，回到當下的感受──經歷這個過程與體會，令《黃羊川》在劉嵩的創作生涯記下一筆重要位置。

從城市到農村、從臺灣到南國，以內容為本的紀錄影像

回憶紀錄片創作生涯，最早，劉嵩本著對建築、空間設計的濃厚興趣，與林盛豐等學者交流啟發，運用影像專長拍攝《城市的身世》。不談抽象的「建築美學」，而是從最基本的空間規劃著手，並置國際案例，供臺灣城市比較與借鏡。

在《城市的遠見》，則更進一步，透過提出臺灣城市的問題意識，前往國際採訪，以團隊觀點來消化城市的故事。以其中的〈古川町物語〉為例，團隊來到日本關西地區，獲得「故鄉營造大獎」的古川町小鎮，訪談歷史學者、行政官員、當地商家，一步步理解古川町居民如何尊重傳統，在本地文化與觀光發展的取捨兩難之間找到平衡，也看見社區營造的具體樣貌。

要對資料做深度處理，團隊自然少不了專業學者的幫助。劉嵩認為，作品的樣貌，應該是讓高度發揮媒體專業的紀錄片團隊，能與專業人士的內容專業做結合，「不管是後來《對焦國寶》或是《南國啟示錄》，我們通通都與專家學者合作」。

對劉嵩來說，紀錄片不只有作者的藝術表達，更有專業內容的教育意義；開放、深度的工作方式，反倒能真正打開紀錄片的可能性，「你從這個過程學到東西，然後，你就再去報答給觀眾」，對劉嵩而言，「教育意義」並不是死板的詞彙，而是一場永不止盡的冒險。

回望生涯，劉嵩相信，與創作同等重要的，是對這個世界的「閱讀」。拍攝階段結束過後，閱讀素材的過程，往往是構成作品最終樣貌的關鍵，而閱讀能力的養成，就來自生活中遇見的所有養份，「這個工作帶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碰見不同的人。這些人張開雙手，歡迎我與我的團隊走進他們的生命，並與我分享他們人生中最精華的片段。他們集體地教養了我，成為我的一部分。」

生活就是創作，創作就是生活。這個概念總是被反覆敘述，但在劉嵩的故事中，我們看見其無比真切的存在。

附錄：劉嵩作品

年份	作品
1991	《城市的身世》系列紀錄片（共 13 集）
1995	《叢林台北》系列紀錄片（共 6 集）
1998-2000	《挑戰未來》系列紀錄片（共 39 集）
1999-2001	《城市的遠見》系列紀錄片（共 13 集）
2002-2004	《我們的故鄉・我們的故事》系列紀錄片（共 8 集）
2005-2006	《台灣人物誌：證嚴法師》紀錄片
2006	《久違了・王大閎：一位建築師的故事》紀錄片
2006-2008	《福爾摩沙的指環》系列紀錄片（共 3 集）
2007-2009	《黃羊川》紀錄長片
2008-2011	《紫藤廬：一間茶館的故事》紀錄長片
2009-2011	《對焦國寶》系列紀錄片（共 4 集）
2015-2019	《農村的遠見》第一季系列紀錄片（共 5 集）
2019-2020	《農村的遠見》第二季系列紀錄片（共 5 集）
2019-2022	《南國啟示錄》第一季系列紀錄片（共 3 集）
2021-2022	《宏觀視野：一座城市空間的改造運動》紀錄片
2023-2024	《南國啟示錄》第二季系列紀錄片（共 3 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