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 90 年代初始,對準城市規劃、參照他國經驗,製作第一套電視紀錄片《城市的身世》;至現今拍攝當中,親身走遍東南亞諸國,深度凝視面孔、細察當地生活的《南國啟示錄》──第 23 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劉嵩,從事紀錄片創作將近四十年,半輩子歲月,走訪世界各地、著眼多元文化,留下由時間寫就、無數生命故事的影像印證。
「創作」究竟是什麼?在劉嵩看來,並不應將之視為一種風格化的簽名,而是由創作者以感性直覺與素材互動的成果,也是從作品肌理中舒展,以內容為本、無處不在的細節判斷。當我們跟著導演,回顧其生命歷程,時間逐漸還原回生活,生活凝鍊以經驗,經驗匯集出判斷,判斷則總結成創作──看見創作,一切便如呼吸般自然。
就如劉嵩導演的提醒,不論是影像或文字,紀錄者永遠無法囊括整體,只能留下生命切片。但是,在訪談途中,當我們與時間對視,在專工細琢的片刻裡,又彷彿能從一瞬中,再看見永恆。
雜誌的黃金年代,NikonF2 初試黑白紀實攝影
復興美工立體組畢業,劉嵩從美術出身,所學原是雕塑;畢業當年,大同水上樂園還是熱門景點,有同學到樂園做浮雕,劉嵩卻意外踏進雜誌社,開啟與影像結緣的第一段路。
1976 年,劉嵩進入當時甫創刊三個月的《幼獅少年》擔任美術編輯,協助工作上手的前輩,是當時尚在臺大經濟系就讀的詹宏志。美術編輯職位,工作內容包山包海,接觸作家供稿之外,也需要經手圖片,劉嵩藉此便認識許多報導攝影師:「現在說起來是後知後覺,但加入『幼獅』,對我來說是重要時刻。不管是個人成長,或對文化、影像的初次接觸。」
時間回到 70 年代,出版市場增長、平版印刷普及,攝影逐漸被大眾重視,「黃永松先生的《漢聲》雜誌影響我們很深,所有做出版的人,都要向它看齊;當時還有日本進口的《太陽》雜誌,以圖片為主,品質非常高。」在出版環境,劉嵩受影像吸引,也結識當時的攝影名家,如張照堂、林柏樑、關曉榮、蘇俊郎等人,其中影響最甚者,則是劉嵩稱其為「楷模」的紀實攝影家阮義忠先生。
「當時,他們都有聚會,會在一起互相批評、互相欣賞彼此的作品。」攝影家們各自為不同的報社與雜誌工作,阮義忠在臺視文化《家庭月刊》耕耘本土攝影報導,時常出外遊歷;當時還是年輕小夥子的劉嵩,買下一臺二手的 Nikon F2,得空便跟著前輩們四處走跳,從對影像的好奇心出發,開始累積自己的作品。
爺亨、北埔、四季,「好的照片,都是走出來的。」劉嵩笑說,自己個子高,走到不同的地方,許多小朋友看到持相機的人,便熱鬧地湊上來,意外累積一批由高到低的照片角度,培養出自己的觀點視角。數十年過後,劉嵩製作《南國啟示錄》,再度拿著相機,為路邊人物拍下面部肖像照,製成紀錄片的黑白片頭,隱隱向當年的紀實攝影精神致敬。
如果後來沒有唸電影、學習紀錄片,劉嵩認為,自己或許會成為一位報導攝影師。「80 年代之後,還有《人間》雜誌。當年那些攝影家,往後帶來紀實攝影的黃金年代:紀錄社會、批判社會、影響社會,那就是人文精神。」劉嵩如是說。
倫敦留學的剪貼簿,見證多元文化的深刻影響
離開《幼獅少年》、退伍之後,劉嵩前往位於英國倫敦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倫敦國際電影學校(LIFS,London International Film School,現更名為倫敦電影學校)學習電影,「我對影像有興趣,小時候看《2001太空漫遊》的經驗深具啟發性,於是想唸電影。爸爸當初只給我四個字:『好自為之』,反而是大姊很支持我。」前往歐洲學電影,劉嵩先到法國,投靠在當地工作的大姊,利用時間學習法文;再申請簽證,前往英國鄉間的語言學校,一面讀英文、一面報考倫敦國際電影學校,不管有成、沒成,都只有一張機票的空間,「如果沒有錄取,我就得直接回臺灣了。」
回想前往英國的那趟路,劉嵩帶著行李與暗房設備,一路從法國鄉下回到首都巴黎,再坐火車、輪船跨越英吉利海峽,抵達英國多佛港(Port of Dover)。「旅程中,所有過程都是新鮮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樣子、都是他們自己的樣子」,到了倫敦,老房東開車來迎接、載回住處,劉嵩在那裡喝了人生中最好喝的一杯熱奶茶。「當然,第一杯是最好喝的;在英國生活之後,每天都是熱奶茶了。」
1982 年,劉嵩錄取倫敦國際電影學校。班上二十多個同學,只有四個是英國本地人,其他便從世界各地前來,冰島、瑞士、香港、希臘、波蘭、南非……「來自南非的那位同學,我跟他非常好,他是革命份子,當時南非還處在種族隔離時期。他帶著革命團體的基金來英國,學習紀錄片。」從人與人的互動中,看見每個人的生活,帶著不同歷史與文化的軌跡;一路到往後紀錄片創作的精神,劉嵩都相信,國族、身分與任何標籤,皆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在這樣環境的養成下,我之後到各種不同的國家與文化中,都能更快安適我自己,然後,再找到去觀察、聚焦與理解的定力。」
至今,在劉嵩的工作室仍能看到影響他至深的多部電影海報,如賈克大地的《節日》、佛列茲朗的《大都會》。(攝影/浦芝眞史)
在技術方面,對劉嵩而言,最早對電影的興趣不是來自「創作」或「敘事」概念,而是純粹對媒介的好奇心。在課堂上,教授拆開攝影機,帶學生看到內裡機械裝置的運作模式,最直覺地看見「電影」在物質層面使人讚歎的奧妙。這種本質理解,也讓劉嵩認為,影片不論是在電視播出、在戲院放映,都不構成界定電影門檻的大小眼,「藝術媒介,應以你自己的想像為關鍵,而不是用其他的標準去比高下。」
課堂之外,除了與同學相處的文化倘佯,電視機與電影院,也構成當時認識電影的重要回憶,「當時,倫敦有好幾家藝術電影院,票價有學生優惠;學校放假的時候,我沒錢回家過節,自己在倫敦生活,也支應不了暖氣電費,便常常一個人到電影院,一待便是一整天……」打開四十年前製作的剪貼本,貼滿戲院放映的紙本資訊: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視覺奇想喜劇、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的動人短片、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德國表現主義電影,或在同一天觀看五部聯映的柏格曼電影。電影的音畫魔力,都植入劉嵩的心中。
剪接室指導手冊,奠定工作態度的紐約歷練
1984 年,完成 35mm 拍攝的畢業製作《Hindsight》,劉嵩從倫敦畢業,返回臺灣;回望過往,當年約莫正是「臺灣新電影」起浪的時期。在中影,劉嵩曾與小野、吳念真短暫共事,也跟老友張大春一起為導演李道明撰寫《陰間響馬,吹鼓吹》劇本。無奈,當時臺灣電影產業發展不好,劉嵩一段時日沒有工作,正巧獲得當年在英國共同學習電影的美國同學邀請,便在 1987 年前往紐約電影後製公司「Valkhn Film & Video」工作。
「這家後製公司,有很大一部分的業務,是處理紀錄片的剪接,它們是『國家地理頻道』的簽約公司。」80 年代,紐約是紀錄片、獨立製片的大本營,產業能量聚集在美國東岸,劉嵩進入這間公司,從剪接助理開始做起。「當時,我協助的剪輯師叫做 Leslie Mulkey,他的父親是美國空軍,小時候住過臺灣,便對我非常照顧,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思想、非常敏感的人……」,在 Mulkey 的指導下,劉嵩習得在剪接室的細緻工法,也打開對紀錄片的更多認識。
認識剪接,就認識整部電影的後製過程。身為剪接助理,需要熟悉所有素材,從沖印廠、攝影師蒐集回來的報告,都要進行第一手的管理,「短短三個鏡頭,可能要處理好幾天,影像之外,還有不同音軌之間的細緻互動。Mulkey 告訴我,你不要先去想,永遠都要親手剪下去,才會知道這樣做行不行。這不是策略,這就是感受。」細節組織之外,大的結構也在剪接中成形,透過整理,所有底片素材被一捲一捲分好,剪接師看著這些底片,便在腦海中建立起影片結構,「現在看數位素材,已經無法去辨識他們的物質基礎,以往則不是這樣。」
「有些剪接師非常龜毛,如果你不小心在底片上留下一點指紋,他馬上把你開除」,拿出一本紅底封面的《The Film Editing Room Handbook》,劉嵩表示,這就是當時剪輯室裡最重要的工作手冊,如何做標籤、使用膠帶與刀片,如何認識攝影、剪接、音軌,每個重要細節都能從中找到指引。
「我們公司在都市的核心,時代廣場 45 街,鄰近百老匯,那裡是整個文化大熔爐的精華處……」,小小一間公司,同時會做七、八部電影,每個剪接室都是不同的故事,劉嵩穿梭在剪接師的香菸蒂與咖啡杯之間,以專業的工作態度證明自己,也積累出一套可靠的製片功底。
《黃羊川》感受素材的生命力,與之對等互動
1989 年,劉嵩回臺,成立寶花傳播,自此開始紀錄片的製作生涯。第一套電視紀錄片《城市的身世》在 90 年代初期誕生,當時尚未有公共電視,該作由廣電基金監製;之後,《城市的遠見》、《福爾摩沙的指環》,一套套紀錄片陸續付諸實行,對劉嵩來說,有部作品特別值得一提,便是在 2009 年獲得臺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的《黃羊川》。
2003 年,臺灣企業家溫世仁過世,劉嵩與溫世仁生前創辦之明日工作室合作,拍攝傳記紀錄片《科技遊俠:溫世仁》。拍攝結束之後,明日工作室進一步邀請劉嵩創作,劉嵩便將目標對準溫世仁生前致力開發的中國甘肅村落,前往「黃羊川」,拍攝一部紀錄片。黃土高原上的村落,看似貧窮、單調,卻帶給劉嵩在視覺上的開闊刺激。
獲得全權的資源挹注,劉嵩使用一年的時間進行前期研究,跟著當地地陪深入當地生活,再運用一年的時間,拍攝春夏秋三季的當地生活樣貌。「要去講那裡農村苦難、生活不公,還輪不到我。」身為臺灣導演,劉嵩自知無法跨越身分為當地故事代言,便更要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訪談、旁白、字幕、主要人物,原先一應俱全,但當劉嵩回到剪接室,檢視素材的當下,卻總感覺有說不出的突兀。
「這是我在剪接室裡的體悟:所謂的『作者』,會去將素材扭曲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但是,素材其實自己會告訴你,它希望這個故事要被怎麼講述。」據此,劉嵩撤下旁白、字幕,不依賴人物與故事,也抽走原先的訪談,盡可能去除風格化的痕跡,讓拍攝到的影像自己去表達,也讓觀眾能不受干擾地去觀看。以這樣的方式組織作品,是否能夠成立?劉嵩心裡也有疑惑,但當時憑藉直覺《黃羊川》最後的樣貌,便以農村生活細節堆砌,敘述自然與循環的本真狀態。
「當我們要去解釋電影,往往要把形式與內容拆開來,才能說明清楚;但回到創作,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拆開來說的。」對劉嵩來講,創作要依賴過往經驗的總和,使創作者去和眼前的素材、人物與環境做互動。拿掉多餘的技法,回到當下的感受──經歷這個過程與體會,令《黃羊川》在劉嵩的創作生涯記下一筆重要位置。
從城市到農村、從臺灣到南國,以內容為本的紀錄影像
回憶紀錄片創作生涯,最早,劉嵩本著對建築、空間設計的濃厚興趣,與林盛豐等學者交流啟發,運用影像專長拍攝《城市的身世》。不談抽象的「建築美學」,而是從最基本的空間規劃著手,並置國際案例,供臺灣城市比較與借鏡。
在《城市的遠見》,則更進一步,透過提出臺灣城市的問題意識,前往國際採訪,以團隊觀點來消化城市的故事。以其中的〈古川町物語〉為例,團隊來到日本關西地區,獲得「故鄉營造大獎」的古川町小鎮,訪談歷史學者、行政官員、當地商家,一步步理解古川町居民如何尊重傳統,在本地文化與觀光發展的取捨兩難之間找到平衡,也看見社區營造的具體樣貌。
要對資料做深度處理,團隊自然少不了專業學者的幫助。劉嵩認為,作品的樣貌,應該是讓高度發揮媒體專業的紀錄片團隊,能與專業人士的內容專業做結合,「不管是後來《對焦國寶》或是《南國啟示錄》,我們通通都與專家學者合作」。
對劉嵩來說,紀錄片不只有作者的藝術表達,更有專業內容的教育意義;開放、深度的工作方式,反倒能真正打開紀錄片的可能性,「你從這個過程學到東西,然後,你就再去報答給觀眾」,對劉嵩而言,「教育意義」並不是死板的詞彙,而是一場永不止盡的冒險。
回望生涯,劉嵩相信,與創作同等重要的,是對這個世界的「閱讀」。拍攝階段結束過後,閱讀素材的過程,往往是構成作品最終樣貌的關鍵,而閱讀能力的養成,就來自生活中遇見的所有養份,「這個工作帶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碰見不同的人。這些人張開雙手,歡迎我與我的團隊走進他們的生命,並與我分享他們人生中最精華的片段。他們集體地教養了我,成為我的一部分。」
生活就是創作,創作就是生活。這個概念總是被反覆敘述,但在劉嵩的故事中,我們看見其無比真切的存在。
附錄:劉嵩作品
年份 |
作品 |
1991 |
《城市的身世》系列紀錄片(共 13 集) |
1995 |
《叢林台北》系列紀錄片(共 6 集) |
1998-2000 |
《挑戰未來》系列紀錄片(共 39 集) |
1999-2001 |
《城市的遠見》系列紀錄片(共 13 集) |
2002-2004 |
《我們的故鄉・我們的故事》系列紀錄片(共 8 集) |
2005-2006 |
《台灣人物誌:證嚴法師》紀錄片 |
2006 |
《久違了・王大閎:一位建築師的故事》紀錄片 |
2006-2008 |
《福爾摩沙的指環》系列紀錄片(共 3 集) |
2007-2009 |
《黃羊川》紀錄長片 |
2008-2011 |
《紫藤廬:一間茶館的故事》紀錄長片 |
2009-2011 |
《對焦國寶》系列紀錄片(共 4 集) |
2015-2019 |
《農村的遠見》第一季系列紀錄片(共 5 集) |
2019-2020 |
《農村的遠見》第二季系列紀錄片(共 5 集) |
2019-2022 |
《南國啟示錄》第一季系列紀錄片(共 3 集) |
2021-2022 |
《宏觀視野:一座城市空間的改造運動》紀錄片 |
2023-2024 |
《南國啟示錄》第二季系列紀錄片(共 3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