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低薪?貧富差距、資本集中、文憑貶值、扶養比攀升:台灣崩世代面臨的嚴峻挑戰
作者: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 、張烽益

從上述的兩岸經貿、稅收結構與勞工薪資三個面向來看,台灣過去二十年遭受新自由主義的衝擊,財團的賦稅與社會責任越來越小、影響政策的力量越來越大,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台灣社會即將面對相當嚴重的後果。

衝擊之一: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第一個後果當屬貧富差距。如前所述,全球化之下的兩岸經貿導致了失業率與貧窮率的提升,台灣官方的失業率由 1990 年代初期的低點 1.5% 提高到 2009 年的最高峰 5.9%;貧窮率則由 0.6% 左右提高到 1.1%,上述官方數字都有低估的嫌疑。失業率與貧窮率提高,代表社會底層民眾的所得減少,加上財團富人獲利增加,結果就是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社會科學家發明了幾種用來測量貧富差距的方式,第一種是所謂的吉尼係數,這個係數在 0 與 1 之間,數值越接近 1 則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平等[1]。過去 20 年間,台灣的吉尼係數從 1990 年代初期的 0.3 上升到 2001 年的 0.35,之後就在 0.33-0.35 之間高檔徘徊,遲遲無法縮減。

第二種測量方式是所謂的大島指數,也就是所得最富裕前 1/5 的家庭平均收入除以最窮的後 1/5 家庭平均收入所得到的比例。這個比例由 1990 年的五倍上升到 2010 年的六點三倍,扣除掉政府社會福利移轉前,最高所得 20% 家庭與最低所得 20% 家庭的所得差距更達到八倍以上,至於家庭收入前 5% 與最後 5% 的差距倍數,在 1998 年以前是 30 倍左右,2009 年差距已經達到 75 倍。

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貧困與失業人口很容易喪失繼續生活的希望,因此失業率與貧窮率、甚至貧富差距都跟自殺率有很高的關聯。隨著失業率與貧窮率的上升,台灣的自殺率從 1990 年代初期一年每十萬人中有七人自殺,到 1990 年代末期有十人自殺,2005 年後已經提高到每十萬人約有十八人自殺。顯然,家庭經濟壓力與貧富差距的惡化已經使貧困者失去了夢想。

衝擊之二:資本集中、創業無望

在過去20年間台灣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然而,若是人們能夠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實現致富的夢想,即使貧富差距惡化也不會造成社會大眾的不滿,一個有流動機會的社會,就是所謂的『開放社會』。

在現代社會當中,向上流動的管道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管道是獲得經濟資本,也就是工人自行創業、成為老闆。第二種管道是獲得人力資本,也就是受高等教育讀大學,取得一技之長,以成為高薪資的醫師、律師、會計師或者其他有專業證照的技術與管理人員。第三種管道是取得政治資本,在民主社會中,人們可以透過參加選舉取得權力(在專制國家則是加入執政黨以利於仕途,例如加入共產黨並且成為幹部),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過去20年間,台灣社會這三種社會流動管道的發展,究竟是越來越開放,還是越來越封閉?從民主化的過程來看,台灣的政治管道是比以前開放多了,但由於政治參與始終是社會裡的少數(里長一兩千人才有一個,市議員也要一萬多票),而且選舉需要資金 (經濟資本) 與人才(人力資本)的支持,所以我們還是主要討論前兩種社會流動的管道—自行創業與技術專業。

從1970年代開始,台灣民營製造業部門逐漸發展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中小企業的資金與技術門檻較低,十分有利於其中的員工自行創業,因此也激發了台灣人的創業精神,給民眾當頭家的圓夢機會。中研院社會所的學者謝國雄將這個現象稱之為『黑手變頭家』。

白手起家的中小企業『黑手頭家』曾經一度是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主要動力。如圖 1.6 所示,觀察過去 20 年的公司新設與歇業數據可以發現,台灣企業的創業率在 1993 年達到了 13% 的最高峰,而歇業率只有 3% 左右,也就是說當年每一百家公司當中有 13 家是新創企業,而且每一百家企業只有 3 家倒閉,可以說是企業的出生率遠遠大於死亡率的創業黃金時代。台灣的社會流動研究也顯示:勞工有機會自行創業成為老闆,表示台灣是個相當開放的社會。

【圖1.6】 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後果:貧窮率越高自殺率也越高,1992-2009。

然而,1993 年之後的創業與歇業趨勢急轉直下,在 1999 年之後,創業比率從 13% 掉到 6%,腰斬到一半,公司歇業比率也在 6% 左右,也就是企業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打平,公司總數長期維持在大約六十萬家上下。

為什麼台灣社會的創業機會大不如前?主要原因仍是經濟全球化與財團壟斷資本的效果,1990 年代起的製造業外移與財團化,已經導致台灣產業結構的劇烈改變。在 1985 年,台灣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剛好各佔一半,到了 2005 年,台灣大企業的銷售額突破了七成,在出口比例上,1985 年大型企業只佔了 24%,中小企業則有 76%,但是到了 2005 年,大型企業的出口比例已經飆漲到 82%,中小企業只剩不到 18%。總之,在內銷市場與出口部門,中小企業節節敗退,大型財團主導台灣經濟的時代已經駕臨了!

近年來,台灣受雇者創業的機會有何變化?在財團資本集中化與資本外移的影響下,最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創業機會減少了一半,也就是臺灣社會階級流動的其中一個管道正在逐漸閉塞。

衝擊之三: 文憑貶值與工作貧窮

台灣兩大社會流動管道之一的創業機會越來越少,另一個社會流動管道,也就是透過高等教育、考取專業證照以取得更好的職業生涯,究竟是越來越開放還是越來越封閉?從人力資本供給的一端來說,大學已經擴張到了人人都有機會入學的地步,按理說,台灣社會的向上流動應該越來越開放才對。

確實,台灣過去 20 年的大學擴張與產業升級同時提高了受雇者的學歷與勞動生產力,許多年輕人成為電子業的工程師,各類金融與房地產業證照對於服務業的專業化產生正面影響。然而,隨著大學入學率的大幅度提高,年輕世代開始面對大學文憑的貶值,凸顯在高學歷高失業率與工作貧窮這兩個現象上。

台灣目前大學生的平均起薪究竟是多少?根據主計處的人力運用調查與勞委會的受雇員工動向調查等兩項數據顯示(圖1.8),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初職的薪資大約只有兩萬六千五百元上下,研究所畢業生也只有三萬一千元,而且從 2006 年以來其名目工資呈現下滑的趨勢,至於整體大學畢業之受僱者的每月主要收入未達三萬元的比率,則由 2004 年的 25% 上升到 2009 年的 37%。

【圖1.8】台灣公司創業及歇業趨勢,1990-2010。
註:創業率(=新設公司數/現有登記公司家數);歇業率(=歇業公司數/現有登記公司家數)。(Source:經濟部統計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由於人力運用調查與受雇員工動向調查都始於 2001 年,而且不是每年都實施,我們不容易比較 1990 年代大學畢業生起薪與近十年來大學畢業生起薪的差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十年來,大學文憑貶值的效果已經浮現,大學生起薪在兩萬六的低檔徘徊,而且上大學對向上流動的正面影響也已經逐漸衰退。

與文憑貶值同時發生的是青年的工作貧窮問題。不僅大學畢業生有 37% 的薪資被壓低到三萬元以下,事實上,自 2004 年以來,台灣每月平均薪資在兩萬元以下的勞工就維持在一百萬人左右,佔 13% 上下,三萬元以下者則在三百五十萬人以上,佔 45% 上下,無論執政者是藍還是綠,這些工作貧窮人口的低薪與窮忙的狀態始終沒改善。

在現今的台灣社會,無論執政者是誰,這些工作貧窮人口的低薪與窮忙的狀態始終沒改善。(Source:by KENT FAN, via Flickr

衝擊之四:生育罷工與人口老化

如上所述,台灣的社會流動可能已經逐漸停滯,年輕人創業與就業都面臨嚴重的困境,向上流動的機會萎縮,甚至出現工作貧窮的現象。貧富差距的惡化更導致社會發展的另一個危機──那就是年輕人的『生育罷工』。

社會科學家已經指出: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在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通常會經過一次人口轉型,也就是在現代醫療協助下,由高死亡率轉為低死亡率、高出生率轉為低出生率的過程,然而,由於死亡率下降早於出生率下降,就會帶來一到兩個世代的人口爆炸。在台灣,人口爆炸世代具體而言就是戰後嬰兒潮,或者今天所謂的四年級與五年級生。

在人口爆炸時期,人們因為出生率過高而導致家庭貧困,政府通常會實施家庭計畫,以宣導、獎賞或懲罰的方式要求年輕男女避孕或節育,像中國的一胎化就是比較強硬的政策。在出生率下降之後,每個兒童分享到的家庭與公共資源上升,透過教育來提高人口素質與生產力,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然而,在第一次人口轉型完成,也就是死亡率與出生率都由高點降到低點之後,出生率與死亡率並不會自動恢復平衡,在那些托育部門民營化與女性就業歧視較強的國家,出生率仍一路下滑,等到戰後嬰兒潮面臨退休之際,就會出現老齡人口遠多於幼齡人口、結構上頭重腳輕的人口老化與人口萎縮現象。

撇開『傳宗接代』之類的傳統意識型態不談,人類的生育行為還是相當理性的—事實上在東亞各國,家長要求子女生育的傳統訴求已經完全失效了,從個人與家庭層次來看,生育決策主要受到年輕人—尤其是女性的生涯規劃、家庭整體經濟前景與收支狀況、還有托育跟幼教市場的價格所決定。

從結構上來說,有幾個因素決定了年輕人的『生育罷工』。首先,青年的經濟前景不佳,創業機會的萎縮與受雇者薪資報酬的低落使其缺乏經濟安全感;以台灣為例,受雇者薪資佔 GDP 的比例就與生育率同時下降(圖1.9)。

【圖1.9】台灣大學以上初職者平均工資與收入三萬元以下比率,2004-2010。(Source:行政院主計處與勞委會,見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其次,雇主不願負擔員工結婚與生育所可能帶來的成本,女性一但因為結婚與生育而離開職場就等於長期失業;這一點使得台灣女性的結婚年齡不斷延後,平均已經逼近三十歲,結婚年齡越晚則生育的機會與子女數就越低。

最後,社會福利體制的保障不足,而托育產業偏偏是個市場失靈的案例──托育價格提高則生育率越低,但生育率越低則托育產業越偏好服務高所得家庭,定價更為昂貴,最後落入托育成本不斷提高與生育率不斷降低的惡性循環。

出生率下滑的長期後果是非常驚人的,從托育產業本身的大量倒閉、孕婦用品與童裝童鞋需求的萎縮、國中國小的簡併與流浪教師的擴張、大學院校的裁員減薪,一直到勞保與健保無人負擔,將會造成一連串負面的經濟與社會後果。最糟的是,這一切後果已經在發生了……。

人口結構的老化,透過老年人口健康狀況的下滑與醫療支出的壓力,最後反應在家庭或個人生活品質惡化與幸福感的下降。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的自殺率不僅跟貧窮率或失業率高度相關,台灣65歲以上老齡人口的比率也跟整體自殺率的提升越來越相關 (見圖1.11),顯示老人對生活品質的失望。

【圖1.11】高齡化社會的危機:老年貧窮率與自殺率同步上升,1992-2009。

[1] 吉尼係數是 20 世紀初義大利學者吉尼(Corrado Gini),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勞倫茨曲線(Lorenz Curve)橫軸為全國由最貧窮到最富裕者的戶數累積百分比,縱軸為先前這些家庭的所得累積百分比,由此可以得出一條所得分配曲線。當這條曲線貼近 45 度對角線時,表示每增加一戶的所得也等比例增加,也就是所得完全平等,當這條曲線往下彎曲程度越高,則表示橫軸左側貧窮家庭的累積所得遠低於橫軸右側富有的家庭。

吉尼係數測量勞倫斯曲線與完全均等分配直線之間所包含之面積,佔完全均等分配直線以下整個三角形面積之比率,因此其數值在 0 與 1 之間,此項係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愈高,反之係數愈小,表示不平等的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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