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的不是你,而是毫無意義的工作!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論」
作者: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譯者: 李屹

1930 年,凱因斯預測二十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 15 小時就夠了。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直至 1960 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沒錯,二十世紀以降,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二十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於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三倍,成長幅度「從總受僱人數的 1/4 增加到 3/4」。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血汗大眾,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畫、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創造出來的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院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隨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要三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擲在無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箇中離奇的煉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帳面工時每週 40 甚至 50 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 15 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 Facebook 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餘裕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 1960 年代都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職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於是被僱用好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數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份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場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完全無謂、無必要或有所危害,連受僱者都沒辦法講出這份職務憑什麼存在,但基於僱傭關係的條件,卻又覺得有必要假裝其實不然,這種有支薪的僱傭類型就叫做狗屁工作。(Source:by Archives New Zealand ,via Flickr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板鄉民確實會認為敝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不久前,我跟一個 15 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

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常,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

這段故事可能會讓你滿腹疑雲。首先你會問:我們的社會對才華洋溢的詩人──樂手的需求似乎極其有限,反觀對公司法專家的需求顯然不知饜足,由此可見得我們社會的什麼特徵?(答:倘若 1/100 的人口控制絕大部分可動支的財富,那我們所謂的「市場」會反映他們認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麼想則無關緊要。)更耐人尋味的是,從這段故事看來,做著不知所謂工作的人,到頭來多半自己心裡有數;坦白說我遇過 100 個公司法律師,有 101 個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興產業幾乎全都一個樣。有一整類的領薪水專家是這樣的:你參加派對時遇到他們,自承做的事情還有點意思(比方說人類學者),但他們避而不談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錯之後,他們才喋喋不休地講起自己的工作其實有多無謂、多愚蠢。

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這樣的心理暴力,能不滿腔盛怒和怨恨嗎?但這就是我們社會格外機巧之處:主導社會安排的人想出一套辦法,確保那股怒氣對準真的能做有意義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魚手的例子。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社會似乎有條通則,亦即一個人做的事情愈是明顯地造福別人,就愈是不容易從這件事中獲得酬勞。

又來了,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尺度,不過下面這個問題會讓你比較容易有個概念:如果這一整類人憑空消失,會發生什麼事?你平時不會關注護士、垃圾清運員或技師,但若他們化作一陣輕煙消失,你會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後果。少了老師或碼頭工人,世界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說寫手或斯卡音樂家,也會是更糟的世界。至於私人企業執行長、遊說員、公關研究員、保險精算師、電話銷售員、法警或是法律顧問,他們消失後人類會承受怎樣的損失,一時半刻還看不出來(很多人斷定人類會變得更好)。

話說回來,除了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少數例外(醫生),你實在很難去駁倒這條通則。

更離譜的是,很多人覺得事情就該是這樣,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鐵工人在合約爭議期間癱瘓倫敦交通,小報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頭上;然而地鐵工人有辦法癱瘓倫敦,這就說明了他們的工作實在不可或缺,但人們正是因為這個事實惱羞成怒。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更直白:共和黨人成功動員群眾去怨恨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卻不是實際捅婁子的學校管理人員或汽車產業的經理人,這現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誇,簡直像是在對他們說:「你好歹還有機會教小孩!有機會製造汽車!有機會做真正的工作!你有這些機會,還敢指望中間階級的年金和醫療照護?」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設計了一套工作體制,用來維護金融資本的權力,那我看這人已經做到淋漓盡致了。這套工作體制無止境地壓榨、剝削實實在在生產出東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階層和較大的一個階層;人人唾罵的失業者屬於惶恐的階層,較大的階層說穿了就是拿錢吃閒飯,分派到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觀點和感知模式,其闊綽的代言人更讓他們癡迷。

但在此同時,這套工作體制又煨養著一股蠢蠢欲動的怨恨;誰的工作具備清楚又難以否認的社會價值,怨恨的矛頭就指向誰。不用我說,這套體系從來不是誰有心設計的,而是從近一世紀的試誤中茁生。我們的科技如此發達,理當每個人每天只工作 3 到 4 小時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這樣解釋了。

工作好無聊!這工作根本就是狗屁,有做沒做哪有差!你是不是也這樣怒吼千百次了?據統計,竟有高達 40% 的人在做這類工作,受訪者對自己工作的枯燥乏味感到絕望,感覺不出自身貢獻。 作者認為,狗屁工作貶抑了人的存在價值,更助長了當前社會反智民粹對立。狗屁工作是理解當代社會病徵的一個重要現象,所有人都應該正視這個從來沒人願意好好關注的問題。本書將再度扭轉既定觀念,是新時代必讀的工作思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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