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而之，中國政府正在運用科技，悄悄地將它在國內行使的審查制度輸出到海外；它透過操縱世界各地的受眾如何理解中國政府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在未經受眾的同意之下將他們納入一項驚人的計畫，那就是洗白歷史紀錄，推出與之對抗的敘事並推廣到全球。
——葛倫．堤弗爾德，〈偷窺忘懷洞〉
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的一場政治運動到後來的統治政權，一直都是投入大量精神與資源在打造溫純無害的公開形象，試圖掩埋最殘忍最難堪的行為所留下的證據。在 1930、40 年代，這麼做的目標在於說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中共只是一場土地改革運動，決意要讓中國數億受壓迫的貧困農民得到生活上的改善。當時只要有人主張該黨其實是列寧—史達林式組織，其最高宗旨是階級鬥爭以及徹底消滅中國的舊社會，都會被斥為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所發動的仇恨宣傳。
自從 1980 年代開始經濟改革以來，尤其是 1989 年發生全國性的抗議行動與天安門慘案以後，中共的目標正是如上所述：在國內，它要媒體移除或小心剪裁所有涉及政治改革、人權侵害、帶有政治目標的各式運動、地方分離主義、反抗黨國的各地聚眾滋擾、經濟問題與環境破壞等議題；在海外，它要對所有僑民視聽的華文媒體取得直接或間接的編採控制權，要讓西方媒體將眼光放在中共的成就，而不是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崛起的一路上所製造的恐怖。
加拿大媒體是此一高壓的思想控制其中的一個目標，另外還有其他擁有眾多華人移民的國家，例如美國、紐西蘭、澳洲，他們的報紙、雜誌、廣播電台也無法倖免。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加拿大多數華文媒體──通常也會針對美國市場──都會把總部設在香港或台灣。這些媒體在當時幾乎不受中國大陸和中共的影響，也沒有被他們收購或擁有。
但 1985 年左右情況開始有變化，中共注意到，由中國大陸湧向北美洲的移民正在改變當地華裔的人口結構。在此同時，中共的北京政權也從製造業累積了足夠的財富，可以闊氣出手，以大筆金錢收購並影響外國媒體。
2001 年，華盛頓的詹姆士敦基金會公布了梅杜哲的一篇報告，題為《中國政府是如何試圖控制美國的華文媒體》。報告主要談的是美國，但其中提到的每一份報紙，要不是有在加拿大發行，就是有加拿大版。該報告點名四份華文大報：《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僑報》。《世界日報》的總部在台灣，《僑報》由北京直接控制，《星島日報》及《明報》原本來自香港。
《星島日報》在 1980 年代末落入中共的掌握，當時報社老闆胡仙遇到經營上的財務危機而求助於北京。其後，加拿大分社的大部分股權便賣給了多倫多星報集團。依照協議，《星島日報》有權翻譯、刊登《多倫多星報》的報導。然而，多倫多星報集團似乎不太注意該社的材料如何被運用，因為《星島日報》多次被發現竄改報導以順應中共的世界觀。值得注意的一例是 2008 年圖博發生抗議事件的一系列報導，在《星島日報》刊出的版本和《多倫多星報》原本強烈譴責北京的報導幾乎沒什麼關係。
在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之前，中共想要在該地有一份可以信賴的報紙，能夠不帶批判地呈現北京的觀點。他們相中了《明報》，於是在 1995 年十月，由張曉卿這位馬來西亞富商代中共買下。張曉卿是木材業鉅子，在東南亞各地都有經營華文報紙，《明報》的美國版及加拿大版也歸他所有。他與中國的商業連結緊密，他的報社在人權、政治改革這類議題上對中共的態度特別敏感。
《世界日報》屬於台灣的聯合報系，是該島國影響力最大的報業集團。該報透過設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達拉斯、休士頓、洛杉磯、費城、舊金山的辦事處對北美發行。曾經有幾十年，《世界日報》是北美最暢銷的華文報紙。在編輯方針上，該報的立場較接近國民黨和隨著蔣介石流亡來台的大陸人觀點。
隨著台灣的民主運動和獨立運動成長茁壯，聯合報系旗下的各社愈來愈難以傳統的反共立場自處。近年來，該公司與北京發展了商業關係，其結果可見於《世界日報》的編採立場。據報北美不同城市的中國領事館屢屢施壓當地的《世界日報》辦事處，要求該報的報導予以調整，以及不要刊登與法輪功相關的廣告等等。
1990 年，中共開辦了一系列面向北美市場但由它直接控制的報紙。《僑報》創辦於紐約，但在加拿大也有分社，發行到溫哥華、多倫多和蒙特婁。編輯立場上，《僑報》是北京政權的啦啦隊。
前述大報以外，市場上還有許多免費的華文小報，多倫多地區有超過三十種，溫哥華地區至少有十種。但大部分甚或是全部這類報紙，都會避免刊載冒犯到北京的任何編採內容。然而，其中有許多報紙可以提供有用的訊息，讓我們對加拿大華人社群的階級有所了解，因為這類報紙有一種習慣，很喜歡刊登受到中國領事館垂青的商務人士或名人的照片，也很喜歡報導他們的事蹟。
華語廣電媒體的情況也類似。透過有線及數位的媒體轉載，使用華語的加拿大人可以在家裡直接收看、收聽中共的國營電視及電台。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會直接點選他們熟悉的節目網站，完全跳過加拿大產製的華語材料。中國移民所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對既有媒體的運作形成壓力，例如新時代傳媒集團，創辦時是為了服務說粵語的香港人。愈來愈多說普通話的大陸人出現，迫使新時代傳媒的節目做出調整。
新時代傳媒集團總裁陳國雄，在 2015 年四月出刊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報《雷鳥》上面說：
說普通話的觀眾很有潛力。如果我們要成長，就必須吸引這些觀眾。
他的意思是說，不只要改變節目的語言，還要改變新聞報導的方向。《雷鳥》的報導裡引述了好幾位總編輯與發行人談到，大陸人不關心香港議題的新聞，例如民主改革，但這一直都是這些媒體標榜的正字標記。大陸人往往也不贊成粵語社群的親民主、親改革立場，導致這些廣電媒體必須以委婉的方式寫報導。
中共如此建設其媒體帝國，使得想要閱聽華文新聞的華裔加拿大人沒有辦法接觸到不受中共影響的媒體。真的可以有所選擇的選項，是與法輪功有關的報紙與廣電，在加拿大及其他華裔移民社區的媒體有《大紀元》報和「新唐人電視台」。雖然在這些媒體服務的記者通常都很努力地保持專業，但法輪功每天都為了求生存與中共在作戰，這樣的對抗情緒難免會影響到他們的新聞工作。
中共試圖主導加拿大境內的華文新聞大為成功。然而成功的代價慘重：敬業的華裔加拿大記者不是遭到革職，就是被肢體攻擊或被騷擾。盛雪是一位知名的調查記者，因新聞工作而成為中共報復的對象，她在 2015 年八月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控制及監視加拿大境內華文媒體的工作，一般是由中國設在當地的外交辦事處執行，無論是渥太華的大使館，或者是華裔移民人數最多的多倫多和溫哥華這兩座城市的領事館。不過中共已經發現，他們可以輕易地讓華文媒體的發行人自我審查。方法是提供中國境內做生意的好處；或者，如果這位發行人不那麼容易就範，他們就威脅要傷害他在加拿大和中國的事業，或傷害他在中國的親人。
至於個別新聞工作者，例如敢言的專欄作家，現在已經有相當多紀錄指出他們會被迫閉嘴，手段包括安排雇主將其革職，因為雇主不想在中共心目中留下壞紀錄；或者動用肢體暴力予以直接威脅。在加拿大華文媒體工作的人，沒有人忘得了鄭經翰的遭遇。
鄭經翰 1946 年生於香港，接受過工程師訓練，1969 年移民到加拿大，在溫哥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工作，擔任飛機維修工程師。鄭經翰是個堅持己見、坐不住的人，他有一股強烈的衝動要參與公民事務，例如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的創立，他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80 年代中期，鄭經翰搬回香港，在當地參與發行國際雜誌的華文版，例如《富比世》、《花花公子》、《資本雜誌》。他是香港加拿大華人協會的創會會長。如同許多香港人一樣，鄭經翰也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及後續事件所引發的民主改革運動。1994 年，他開始在亞洲電視台共同主持一個劃時代的政論節目，叫做《龍門陣》。
翌年他離開亞視，轉往香港商業電台主持晨間節目《風波裡的茶杯》。該節目很快變成香港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每天有超過一百萬人收聽鄭經翰如何剝建制派的皮，直指他們的許多罪惡。《時代》雜誌 1998 年出刊的文章裡如是說：
《時代》之所以登載此文，是因為出刊前不久，1998 年八月十九日，鄭經翰在商業電台外遭兩名男子持刀襲擊。他們攻擊起來有章有法，斬傷鄭經翰的後背、手臂、右腿。攻擊的方式符合三合會的典型風格。其意圖不在於殺死鄭經翰，而是要讓他留下盡可能明顯的殘缺；這是用來警告其他人。
醫院進行了四個半小時手術，才接合了鄭經翰被砍斷的骨頭、肌肉、神經。接著又經過兩年物理復健，他方能再次走路。後來鄭經翰回到商業電台工作，但在 2004 年，由於電台執照是否得以續發的情勢不明，導致電台在政治壓力下折腰了，解雇了鄭經翰。鄭經翰則回以顏色，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順利當選，成為了捍衛言論自由及公民自由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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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加拿大與中國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講起。不同於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對中國施加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也不同於美國在二十世紀把中國視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而加以圍堵，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源自加拿大傳教士把中國視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難大地。傳教士來到中國蓋醫院、建學校、落地生根、甚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傳教士的後代在共產革命成功之後，或者留在中國成為新中國的捍衛者，或者回到加拿大成為外交決策圈最為親中的一股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