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都希望有工作,但條件再差也無所謂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反思
作者:東尼.賈德(Tony Judt) ▎譯者:區立遠

社會民主主義一向是一種混種的政治。首先,社民主義雜揉了社會主義者的後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夢想,但也認清一項現實,即我們必須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裡生活與工作;他們知道資本主義顯然不會即將崩潰,像馬克思在 1848 年熱切預測的那樣。第二,社會民主主義認真採納了「民主」的部分。有別於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及其共產主義的後繼者們,在自由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接受民主的遊戲規則,也從很早就懂得對其批判者與反對者做出妥協,因為這是競爭政治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再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並非單一只對經濟問題有興趣,或者甚至不把經濟當成主要問題,跟總是把經濟問題當作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手段來加以強調的共產主義有所不同。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特別是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是一個「分配」的概念,重點在於確保財富與資產不至於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特權者的手裡;這點本質上是個道德問題。社會民主主義者,像十八世紀對「商業社會」的批判者一樣,為沒有規範的競爭所造成的後果深感憤怒。他們所尋求的,與其說是一個徹地改變的未來,不如說是返回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價值觀。

因此,一位英國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碧翠絲.韋伯(Beatrice Webb) 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她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仔細分析起來,不外乎國民教育、公共的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公共的公園與遊戲空間、社會集體為年老、傷病與失業者提供的支持與照護、以及其他種種此類──對此我們實在不能表示驚訝。她念茲在茲的是:人們應該彼此合作,應該為了共同的福祉而一起工作,沒有人應該被排除在外;這就是前現代世界的「一體共通」(unity),以及湯普森(E.P. Thompson) 所稱的「道德經濟」。

福利國家不必然源自於社會主義,也不必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而是誕生於另外一場公共事務上的巨變。這場巨變在三○年代與六○年代之間席捲了西方世界,把專家、學者、知識分子以及技術人員引入了公共管理的事業。結果產生了──拿最好的來說──美國的社會安全制度,和英國的國民健保制度。這兩者都是極其昂貴的制度創新,跟過去補丁式的改革與整頓截然不同。

這類福利事業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理念。保證所有美國人得以安享晚年,或讓每位英國國民得到第一流的醫療照顧而且不收取使用服務點(point-of-service)時所產生的費用,這幾乎算不上原創的構想。但是,認為這類事情由政府來做最好,也因此這些事情應該由政府來興辦,這種想法是史無前例的。

這類服務與資源究竟應該如何提供給國民,向來是充滿爭議的議題。主張齊頭平等的人(universalists) 在英國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人支持對所有人徵收高額的稅,以便支付這類服務,並且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使用這些資源。差異選擇論者(selectivists) 則希望根據每個國民的需要與能力,來細部調整支出與福利。這都是可行的選項,但也都反映了論者內心深處所持的社會與道德理論。

斯堪地那維亞模式採取的是較為差異選擇的、但也較有企圖心的計劃。如深具影響力的瑞典社會學家古納爾.米爾達(Gunnar Myrdal)所清楚陳述的,國家有責任「保護人民免於傷害自己」,而斯堪地那維亞模式的目標,就是要把這種責任制度化。不論美國人或英國人,都沒有這樣的企圖心。由政府來決定什麼對人民才是好的──而我們毫無抱怨地接受政府安排,不管是關於學校的課程或醫院的運作──會讓人想到優生學,或許也會想到安樂死。

即便在最完備的時期,斯堪地那維亞的福利國家仍然把經濟交給私部門;不過私部門被課以非常高的稅率,以支付社會、文化以及其他政府服務。這些瑞典人、芬蘭人、丹麥人以及挪威人提供出來的,並非集體的所有權,而是讓集體保護得到了保證。除了芬蘭,斯堪地那維亞人全都有私人的退休金計劃──在那些年代裡,這樣的事情看在英國人甚或美國人眼裡會十分奇怪。但是除了私人退休金之外,斯堪地那維亞人幾乎一切仰賴國家,也欣然接受這種制度所隱含的道德干預的沉重巨手。

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法國人稱為 Etat providence〔照顧之國,遠見之國〕)採行的又是另一種模式。在這裡,重點主要落在保護被僱用的國民,以免他們受到市場經濟的蹂躪。我們應該注意,此處所謂「被僱用」,指的是長期穩定的僱用。在法國、義大利與西德,福利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面臨經濟厄運時,維護國民的工作與收入不至喪失。

福利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面臨經濟厄運時,維護國民的工作與收入不至喪失。如無條件基本收入、失業補助等政策。(Source:by Christopher Andrews, Flickr

看在現代美國人或甚至英國人的眼裡,這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為什麼要保障一個男人或女人的工作,如果那份工作所生產的東西已經不為人們所需要?承認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毀滅」並且等待更好的工作出現,不是更好嗎?但是從歐陸歐洲人的觀點,在經濟艱困時期把大批民眾丟到街上,其政治效應非常嚴重;相較之下,維護「不再被需要」的工作只在理論上損害經濟效率,問題輕微得多。就像十八世紀的行會一樣,法國或德國的工會學會了如何保護「門檻裡的人」(也就是被穩定僱用的男人與女人),以防杜「門檻外的人」來爭取工作(這是指那些年輕、無熟練技術與其他正在尋找工作的人)。

這種由國家進行的社會保護,其效應是要抑制社會不安,代價則是讓據稱能中立運作的勞動市場被扭曲。歐陸各國社會之安定令人矚目(只在幾年之前經歷過流血動盪與內戰),因此讓歐陸模式取得很好的形象。再者,當英國與美國經濟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慘遭襲擊,依據官方統計,造成 16% 以上的美國勞動力在本書寫作的此時(2010 年 2 月)處在失業或不再尋找工作的狀態中,但是德國與法國則安然度過這場風暴,受害與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的人遠比英美為少。

法國、德國與歐陸其他福利國家保護了「較好」的工作,代價是沒能創造出更多低收入工作,他們此舉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在美國與英國,從 1970 年開始,低薪與不穩定的工作開始取代經濟繁榮時代較穩定的僱用型態。今天,一名年輕人如果在必勝客、德斯科或沃爾瑪找到最低薪資且沒有福利的工作,可能就會覺得運氣好了。這樣的職缺在法國或德國就沒這麼容易找到。但是誰能斷言或依據什麼理由認定:在沃爾瑪做低薪的工作,比起依照歐盟模式領取失業救濟,是更好的生活?大多數人都會希望有工作,這是確定的,但是條件再差也無所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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