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越容易放棄獨立思考，越容易誤入邪教──專訪《我願意》導演吳洛纓

每天都在接收資訊，我們還能獨立思考嗎

資本主義帶來了功利與競爭，社會看似邁向多元，但我們真的有選擇嗎？

吳洛纓：邪教這個主題，聽起來很冷門，也可以做得很獵奇，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去創作戲劇，的確比較少見。但，臺灣是目前華語地區唯一能自由自在討論議題的國家，我們享有言論自由的優勢，如果能清楚意識到這點，就更能發展出我們獨有的方向。
 
這齣劇創作的靈感，來於 2016 年某大學的性侵案：一名女生在校遭遇男同學的性侵，卻受到系上師長及同學的攻擊。這些老師在年輕時都是有理想的社運份子，然而當他們成為領袖人物時，所作所為不只與信念背道而馳，底下人竟也盲目接受他們的觀點，這件事對我造成強大的衝擊。
 
在這訊息傳達極度快速的時代，人很容易在一種引導及簡單的口號下，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把不可思議的認知傳達給受眾，手法與邪教很像。
 
我本身就持續在關注邪教議題。2018 年左右，韓國拍了《救救我》（구해줘），美國也拍了《朝聖之路》第三季（The Path），這些創作的出現讓我嗅到這是一個現代人需要小心的議題。社會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究竟是變得更自由，還是更容易「放棄思考」呢？
 
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東西在吸引著這些人？人們如何決定去相信一件事？我不想針對某個宗教去批判，因此，我用「身心靈成長團體」取代邪教的概念，我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手法。我也不走「宮廟」、「民俗」的路線，我不要這個議題變得「獵奇」，那樣觀眾就僅止於視覺刺激，不會再思考更多內在的東西。於是，我選擇用人類共同的情感，成為這齣劇走向國際共通的語彙。

吳洛纓：我認為這三十年來，臺灣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擁有較多文化資本或訊息聲量者，就更能掌握所謂的「多元」管道。所有的東西似乎都能被標價、被交換，道德品性在功利社會的教育底下，都被資本主義價值取代。
 
我的孩子從小學開始，我就會問他們要補習，還是去旅行？他們大多選擇旅行，所以從小就去過很多地方；在受教育過程中，我也允許他們有很多停頓。我女兒讀美術系時，中間有一年在家裡畫畫；我兒子十八歲畢業那年，一個人徒步環島四十幾天。我認為，一個人最好的教養來自閱讀、經驗、跟人的接觸及生活，這比很多事都重要。
 
在這些自由底下，他們較能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能接受自己的茫然，對人慷慨、善良。孩子們長大後，我也學習疏遠他們，讓他們自己成長，我沒有想知道他們太多事情，因為我知道自己在這年紀，也沒有想被這樣對待。父母的角色很多變，並非抓著「親權」就僵硬不變的說教者。  
 
然而，我們大部份的教育方針，讓孩子接觸到的是考試要用的能力，父母也在同樣的教育體系下成長，以致孩子更加無法獨立思考。整個環境競爭愈來愈激烈，卻又會出現一些如：「某人不用讀書就考上耶魯大學」的新聞，我們不再只期待人靠清貧苦學翻轉階級，而更傾向包裝我們變得很自由，但現實生活真的是這樣嗎？
 
故事中的凱莉，就是一個被包裝在偽自由、偽多元觀念底下的角色。她是一個老師，生長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她的人生困境，發生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展現叛逆時，開始變得不與她親近。孩子小的時候，她還可以情緒勒索；青春期後，孩子有了自己的主張，即使凱莉以前受過同樣的傳統教育，卻因為自己沒有衝撞的經驗，不允許孩子叛逆。因為，尊重多元，不僅要付出代價，還需要很大的勇氣放手。
 

「傳奇」的背後，我們真正渴望的是什麼

人們在匱乏中渴望聽「故事」，卻忽略真正的傳奇是「自我超越」。

吳洛纓：凱莉來自中產階級，歌手費慕淇住在天王級的房子裡，還有來自底層家庭的嘉美……這齣劇不是跳脫現實的虛構故事，而是每個階層都可能遇到的現實──無論你是誰，都可能掉進深淵。
 
邪教就是在人最脆弱時接住你的惡魔，當你失戀、離婚、生意失敗、被家暴、被性侵、原生家庭有問題時……就是它影響你最好的機會。人們在此時最需要尋找拯救自我的東西，你以為抓到浮木，其實是上到幽靈船。這是因緣巧合嗎？不，這些人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機會，邪教團體還是會選對象，不會浪費力氣在看起來過得很好的人身上。

故事中的嘉美和她的先生及三個孩子，住在一處快要被都更的房子裡，在非常窮困的情況下，她還是要把錢拿去上課。邪教團體是連最貧窮的階級也不放過，甚至會借錢給他，讓他覺得這件事重要到即使借錢也要完成。
 

吳洛纓：這個角色，我一開始就沒想找像金城武、戴立忍這種演員，如果找他們，就根本不需要傳教（笑），自然就會有很多信徒。相反地，本生老師一定要看起來平平無奇，但對外包裝得很好，他會念書、畫畫、跳舞、打鼓，就像神仙一樣。因為，惡魔不會以惡魔的長相出現在你面前，一定要在偽裝中讓人景仰。人們總認為，藝術、才華就跟神秘力量一樣，再配上他塑造的坎坷身世，搭配起來就有一種傳奇感。
 
大部份人的生活容易走上一種固定的模式，平凡而瑣碎。人對傳奇的渴求，事實上是在其中投射自己，抵抗庸庸碌碌的生活。
 
但，我們仔細去探究一些真正令人敬佩的「傳奇」人物時，你會發現跟這種「傳奇感」還是有所不同。例如，一個成功的運動員，在成為傳奇之前，他不是思考如何變成一個傳奇，而是如何不斷超越自我，但惡魔塑造的傳奇就只是他想成為一個傳奇，沒有中間的過程。
 

「相信我。」然後墜入深淵

人們需要相信什麼，相信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受傷？

吳洛纓：田調研究時，我參考許多國內外的案例。費慕淇的確是參考 Toshi 的原型，在他後來出版的自白書《洗腦》中，有一幕是 Toshi 表演時被嘲笑是在唱「心靈音樂」，當他回到家，卻看到教主和老婆在自己的別墅裡幽會。直到那時他都還沒從邪教的惡夢中清醒，就像許多宗教會讓你以為這就是你的「業」和「罪」，用一種無法求證的說法，來解釋你生活中的種種不幸，再告訴你如何變得幸福。
 
在本土案例中，我們也研究了「日月明功案」。（註：2013 年，教主陳巧明原本是個舞蹈老師，自創「日月明功」讓學員在彰化祖厝「默園」靈修。2013 年以管教之名，囚禁成員黃芬雀當年才 18 歲的兒子詹淳寓，不只沒給飯吃還教唆其他成員拿水管、竹子輪番毆打，面對兒子多次下跪求救，黃芬雀卻還是臣服在陳巧明權威下，目睹兒子被凌虐致死。）
 
陳巧明原本是個舞蹈老師，在離婚後性情開始轉變。我們在談這案子時，有個演員說小時候曾跟她學過舞，那時她還是個溫柔的老師，會做點心給他們吃，殊不知後來會演變至此。或許一開始，陳巧明只是想讓失婚婦女變得更好，後來為何轉變成控制、凌辱，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們知道，「日月明功」裡還有學校的輔導老師，當這一切以愛之名的傷害被包裝成幫助人成長的語言及觀念，就將導致盲從的悲劇，就與《我願意》中的凱莉一樣。

事實上，像陳巧明這樣的人物，她深知人生是苦的，但沒有足夠的智慧去面對這個事實。她選擇把這想法發展成一套系統、一些口號、一套制服……讓不安的人在服從命令中找到安心感，只要一旦有人出現反抗的念頭，就會全力控制，不容有任何獨立思考的空間。
 
資本主義下，人對於物質的慾望愈來愈大，所謂的物質指的不只是金錢，也可以是一份證書、一張學歷證明。對某些失婚婦女來說，也許覺得有一個好的婚姻，才是拿到一張成功的證書……每個進入邪教的信徒，都在填補自己匱乏的因子，在裡面找到讓自己安心的解釋。
 

吳洛纓：鄧醫師能從這故事裡看到許多與依附關係、崇拜、信仰、親子……等議題，以很多案例實證分析。第一次對談，我就覺得她很敏銳，可以解開你埋下的種種線索，我也從中看到自己沒看見的觀點，
 
這次的配樂，要特別感謝音樂人陳珊妮老師。我和珊妮老師都有個共識，要在戲劇裡為音樂找到新的位置，音樂不只是用來烘托戲份的配角，而是讓它產生自己的觀點。因此，我們每一集都製作全新的配樂，富有實驗性質，就是想把音樂之於戲劇的意義擴大。
 
這齣劇不只有導演和編劇的詮釋，還有演員本身對故事的理解，以及美術設計、燈光、攝影師……龐大的幕後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每個人都用各自的專業賦予這齣劇獨特的意義。整體來說，《我願意》中最想探討的議題是：我們需要相信什麼才能活下去？又要相信到什麼程度，才不會讓自己受傷？
 
最終，我希望人不要放棄掌握自己心靈的權力，因為這是上天賦予我們與其他動物不同的獨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