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兒超音波與社群媒體：科技中介下人類的新道德邊界

一甲子前的懷孕婦女，沒什麼機會接受產檢超音波。

對媽媽來說，除非明顯感覺到胎兒異樣，否則懷孕過程就是順其自然；那時候的父親，因為看不到、接觸不到胎兒，不太清楚寶寶狀況，一般來說也是忙自己的事。醫生也說，懷孕啊，不過就是人生歷程之一，自然就好。

現在，去醫院產檢、照超音波，已是大部分懷孕婦女的共同經驗和回憶。

不少父親因為不想錯過孩子的第一張照片，也想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於是從頭到尾陪著太太做產檢，和胎兒的連結比從前更深切。同時，醫生也不斷叮嚀，要吃好也要睡好，因為母親的健康就是胎兒的健康。

為了一張張超音波照片中正在長大的寶寶，媽媽忙著各種進補，管束自己的慾望，學習各樣課程，還要聽音樂做胎教。萬一透過超音波發現胎兒肢體可能畸形，父母還得仔細想想，是否應該進行人工流產。

超音波技術增加人工流產數量？

這個轉變，正是科技與道德（morality）交纏的示例。

1960 年代成熟的產檢超音波技術，首次把胎兒獨立呈現在我們眼前，把子宮變成背景，彷彿維持胎兒生命的太空艙；身為母親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太空艙運作良好。

過去沒有人可以看到肚子裡的胎兒，若寶寶身體有缺陷，也只有生下來才知道；如今透過超音波，寶寶只要有任何缺陷，都清楚的呈現在每個人面前，再加上性別容易辨識，整體而言，產檢超音波似乎增加了父母面臨「應該墮胎嗎？」道德難題的機會 。

但如果我們就此認為，產檢超音波只會增加道德麻煩，那就錯了。

產檢超音波廣泛使用後 ，墮胎其實沒有比較容易。透過超音波看見胎兒的樣態、五官、動作，會大幅增加「它是個小生命」的感受，讓人工流產變成一個情緒上極度困難的決定。產檢超音波的照片，也讓父親得以「經驗」到胎兒，促使他更積極參與太太懷胎九月的過程，懷孕也因此變得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的事情。雖然醫生越來越常對父母叨唸，但也拜現代醫學之賜，現在胎兒死亡率大幅降低，多數胎兒都能健健康康、順順利利誕生到這個世界來。

所謂道德邊界，是「物」和「人」共同決定的

科技和道德並非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當科技不斷影響人類的道德決定和行為時，道德就不再是「人」的專屬事務，「物」也參與其中。

在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裡，這種科技的作用力被稱為「中介」（mediation）──人類一方面在既有的道德框架中設計、選擇、和使用科技，但另一方面，這些道德框架又會因為科技的效果而調整改變。

例如麻醉劑發明以前，人類感受疼痛的能力來自上帝賦予，也是「生而為人」的明證，過度避免疼痛如同剝奪某種權利，不符道德；如今，如果醫生不給病人施打麻醉就逕行開刀，多半會被送進道德懲戒委員會。

科技與道德邊界的模糊，暗示著物與人的「對稱」：人與物一樣的有活力（active）卻又一樣的安靜（inactive），兩者都能發揮影響力，但都不是決定性的。

如果兩者的關係是雙向而非單向的，那麼，在討論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時，主流的科技倫理學（ethics of technology）就顯得力有未逮：試圖在人與物之間劃下永恆的紅線，不斷用一種抵禦和捍衛的姿態來指責科技的「越界」，不只很多時候實屬徒勞，更會錯失或漏掉科技帶來的道德好處。

設想如果當時我們以「間接鼓勵墮胎」或「給予醫生掌控孕婦身體的權力」為由，極力叫停產檢超音波技術，那麼負責任的父親、緊密的家庭關係、重男也重女的雙親，很可能都不是今日所見、甚至未曾出現。

倫理迭代： Z 世代新隱私觀

這意味著，想要衡量或預期未來科技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或「道德衝擊」，應該更注重和聚焦在這種「科技」與「道德」的雙重變化。

當 Google Glass 在 2013 年釋出探索者版本時，試用者的評價和討論並非一味指責，反之，他們開始追問：被別人的 Glass 拍到算是失去隱私嗎？我們在公共場合也會被其他人看到甚至記住，不是嗎？Glass 的確紀錄了我的出行路線、購買物品、和會面朋友，但這些有不得洩漏的價值嗎？

另一方面，Google 也開始研擬和提出使用 Glass 的「禮儀守則」，建議在什麼樣場合和狀況下、用什麼樣的方式使用它，才不致讓人覺得被侵犯。透過 Google Glass，設計者和使用者都在重新思考、定義、和協商什麼才是隱私，還有隱私的價值為何。

話說回來，200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對於隱私並沒有前人的堅持和恐慌。

成長在社群媒體最蓬勃發展的時代，他們多半已經習慣生活在「半公開」的狀態下，用抖音（Tik Tok）、Instagram、Facebook 分享日常活動，展示並塑造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許，這樣更符合網路社群平台的原意：網路世界本來就是公共場域，而非私人空間。作為緊緊與「公共」相連的人類，如何行動和互動，並從中成長茁壯，才是這群 Z 世代的關心所在。當許多人還在擔心網路侵犯隱私問題時，他們早已遨遊其中，羽翼豐厚地展翅飛翔。

人類會比 A.I. 遵守道德準則嗎？

人與科技透過互動、不停調整邊界的「道德動態」（moral dynamic），使得主流的科技倫理學窒礙難行、窮於追趕。

自駕車（autonomous car）問題時亦是如此。我們似乎認為自駕車 AI 必須能夠解決「電車難題」（兩個孩子、三個老太太、一位孕婦，應該撞誰？）才能允許上路、廣泛使用──換句話說，主流科技倫理學期望自駕車可以處理倫理問題。

然而，問題在於，面對緊急情況，人類會比自駕車更能做出正確決定嗎？很多時候，駕駛遇到緊急狀況，腦中只有「一片空白」，連決定都無法做。

交通的安全和順暢，有賴遵守法規的駕駛和行人，缺一不可，當駕駛已經換成不會違反行車規則的行車 AI ，卻仍不幸發生車禍，我們可以追問：不道德的肇事者究竟是自駕車還是行人？有沒有可能，當自駕車廣泛使用後，反而能促使某些人更遵守規定，轉化當前「行人最大」卻有時略顯傲慢的態度？

預測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預言科技的「倫理衝擊」更是困難，因為我們的倫理標準和判斷會隨著我們跟科技的互動而變化。使用「此刻」的倫理框架，來替可能採用另一種倫理框架的「未來」做決定，不只不公平，更可能間接帶來恐懼、封閉、和敵意。我們需要的，已經不是 ethics of technology，而是 ethics “with”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