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世界繁榮的唯一重要的結構性障礙，正是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保羅・克魯曼
如果有人評選「全球最讓人討厭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1953-）很可能會排名第一，至少肯定不會跌出前三。
他是小布希（Bush Junior）總統最討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最刻薄的批評者。他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輕慢，讓他失去了最大的商業票房市場。每次經濟學家聚會，他總顯得格格不入。他被邀請去聽蘋果公司 CEO 的演講，回去後寫專欄，說人家一直不知所云。
如果你對他說「不」，他會表現得比你還興高采烈。
但是，他又是全球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家，其雄辯的文筆被認為是自凱因斯之後第一人，更有人認為，他是活著的經濟學家中影響力最大的那一位。讀他的書，你也許會不認同他的觀點，但會被他分析問題的方法和絢爛而遼闊的視野所迷倒。
遇見危機的「超級烏鴉」
克魯曼出生於 1953 年，是地道的紐約長島人。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就因為狂妄自大而不受同學們待見。有一次申請研究生獎學金，他遭同學舉報，被硬生生地從名單中撤了下來。
畢業後克魯曼去耶魯大學教書，二十五歲時，他發表了一篇關於國際貿易模式的論文，後來因此得了諾貝爾獎。三十歲那年，他去華盛頓擔任總統經濟顧問，主筆了 1983 年的總統經濟報告。
1992 年，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競選總統，邀請克魯曼擔任競選顧問，兩人主張接近，氣味相投。克魯曼使出了渾身解數助選，希望柯林頓當選後能聘他當總統首席經濟學家。結果，柯林頓如願入主白宮，卻把聘書給了另外一個人。克魯曼只好給自己找臺階下：
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克魯曼暴得大名，是因為他準確地預言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
從二十世紀 80 到 90 年代，「東亞四小龍」快速崛起，東亞發展模式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個顯學。1994 年，克魯曼卻不合時宜地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了〈亞洲奇蹟的神話〉一文，激烈批評新加坡、韓國等國家高度依賴政府主導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資拉動，因此不具備可持續性，東亞模式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要幻滅。
1997 年，克魯曼出版了《全球經濟預言》（Pop Internationalism）一書，再次拳打腳踢，啟動「克氏批判程式」。
他拳打麥可・波特的競爭理論。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中，試圖把商業界成熟的競爭理論延伸至國家治理。克魯曼卻認為，定義國家的競爭力比定義公司的競爭力困難得多，偏執於競爭力不僅錯誤，而且是危險的，會干擾國內政策的制定。
接著，他繼續腳踢東亞模式。他直接把「亞洲四小龍」稱為「紙老虎」，他輕蔑地寫道：
他斷定它們不可能再保持前幾年的速度，甚至可能爆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危機。
就在此書出版的第二年，泰銖泡沫破滅，一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各國，克魯曼成了那隻預見了危機的「超級烏鴉」，《全球經濟預言》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在極短的時間裡狂銷一百二十萬冊。
面對蕭條經濟的年代
克魯曼師出麻省理工學院，秉承了薩繆森學派的市場主張。他不反對政府干預，但是對政府主導模式保持深刻的質疑，這既關乎政策設計的技術層面，更來自於意識形態。在〈亞洲奇蹟的神話〉中，他寫道：
相比於國家主導模式或波特式的競爭理論，他更信仰市場和技術的革新力，認為真正重要的並非全球競爭，而是技術變革。技術進步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
他多次引用同事羅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的一個估算：在美國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中，技術進步起了 80％的作用，投資增長只解決了餘下的 20％。
1999 年，克魯曼出版了《失靈的年代：克魯曼看蕭條經濟》（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警告人們，現實世界正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所有問題都一針見血地涉及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
相比於檄文般的《全球經濟預言》，克魯曼在《失靈的年代：克魯曼看蕭條經濟》中回到了更具結構性的闡述。全書以很長的篇幅回顧了 1997 年 7 月 1 日（他稱之為「世界新秩序的轉捩點」）以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全景，同時以專題討論了二十世紀 90 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經濟模式。克魯曼試圖使眼前的世界與二十世紀 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做一次大跨度的呼應，從中尋找出經濟蕭條的共同規律，以及新的應對策略。
在書中，克魯曼的一些觀點表達了對凱因斯的敬意──在一個需求不足的世界中，自由市場體制是難以持續生存下去的，儘管我們已經享受了自由市場的所有好處。他因此被視為新凱因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失靈的年代：克魯曼看蕭條經濟》沒有像《全球經濟預言》那樣，獲得驚呼式的暢銷，不過，它顯然「活」得更久。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的全球經濟，在很長時間裡並沒有出現全面性的蕭條，這當然不是經濟學家們的功勞，而是要感謝賈伯斯、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和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但是，局部的蕭條從來沒有消停過。
每到這種時刻，人們就會回想起 1929 年的「黑色星期二」和 1997 年的那個夏天，然後，克魯曼的幽靈就出現了。
全球經濟圈的黑色預言師
克魯曼一直樂此不疲地扮演著「黑色預言師」的角色。
1997 年，他預見了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
2000 年，他預測新一輪國際油價上漲的週期已經到來。第二年，國際油價急劇上漲。
2007 年，他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警告類似於二十世紀 30 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很可能再度來襲，很快，華爾街的次貸危機爆發，緊接著是那場可怕的全球金融海嘯。
2008 年十月，保羅．克魯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獲獎理由不是善於預測災難，而是他在二十五歲時寫的那篇關於國際貿易模式的論文。
作為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克魯曼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微妙和彆扭。
2009 年 5 月 10 日，獲得諾貝爾獎不久的克魯曼飛抵中國講學。在上海一下飛機，他就受到了超級明星般的待遇，在鮮花簇擁下，他被送進了一家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此時正值中國經濟觸底反彈的時刻，人們非常希望聽到這位「巨星」的見解。然而，當他在一週後離開的時候，幾乎得罪了一大半的中國同行和媒體。網易財經專門做了一個送別專題：《克魯格曼：中國公敵？》（編注：簡體版譯作「克魯格曼」）。
從來沒有學會講客套話的克魯曼，對中國經濟的反彈及其前景都頗不以為然。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恢復是虛弱的，官方提供的資料不值得信賴，中國想要透過出口來恢復經濟增長是不太可能的，需要馬上開始著手調整經濟結構。此外，他認為中國可能是一個匯率操縱國，其他國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國有這麼大的貿易盈餘。在被問及人民幣的國際化時，他更是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在他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的。
克魯曼的這些言論激怒了很多中國學者，於是，從上海到北京，再到廣州，他一路「舌戰群儒」，以致最後得了急性咽喉炎。當他離開的時候，彼此都覺得對方已無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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