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揭開社會的醜陋──為何日本單月份的自殺人數，會超過新冠肺炎全年的死亡總數？

薪水被減少了，我看不見隧道盡頭的光明，常常陷入危機感，彷彿下一秒就會陷入貧困。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各地民眾陷入生計危機，甚至被迫走上絕路，自殺率一向高於世界平均值的日本也不例外，光是十月份的自殺人數，就已超過今年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總和。

現年 22 歲的小林繪里子（Eriko Kobayashi）從事出版業，居住在東京的她，每天被房租和各種帳單追著跑。這次，已經是她第四次試圖自殺，事發後她在醫院昏迷了三天才醒來。「我真的好窮啊！」她說道。

十月份自殺率創新高　女性比去年同期增加 83%

據日本政府數據顯示，該國十月份自殺人數為 2,153 人，而迄今為止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為 2,087 人。疫情固然恐怖，但造成人們走上絕路的種種因素，卻不是戴口罩、勤洗手就能防止。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日本一直以來都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儘管造成自殺的原因相當複雜，但大致可歸納出工時過長、校園壓力、社會孤立及精神疾病污名化等因素。

原本在去年看似好轉的自殺率，卻在今年疫情爆發後，嚴重地直線上升，尤其女性影響甚鉅。光是十月份，日本女性自殺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83%，男性則是上升 22%。

為何會造成這種現象？《CNN》報導認為，裁員情形較為嚴重的飯店業、飲食業和零售業中，兼職人員以女性居多，這或許成為壓垮她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小林繪里子表示，她的許多朋友已經遭到解雇，更痛訴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無視女性，「每當有不好的狀況發生時，首先被犧牲的一定是我們。」她說道。

常被社會忽視的他們：母親、學生

除此之外，隱身在社會中的一員──母親，也在疫情之下承受龐大壓力。照顧孩子、上放學接送通常都由媽媽負責，小孩身處的環境是否健康、該如何保護孩童成為她們肩上的重擔。

一位化名為阿卡里（Akari）的母親現年 35 歲，她的兒子今年早產，住院六星期後她再也承受不住精神壓力，向專業求助。阿卡里表示自己 24 小時都處於焦慮狀態，擔心兒子會感染新冠肺炎，對生活感到毫無希望。

疫情之下的莘莘學子，也難逃與日俱增的壓力。由於停課的關係，使孩子脫離學校和社會環境，除了作業累積如山、無法見到朋友外，更糟的情況是在家遭受虐待。

日本國家兒童健康與發展中心針對近九千名家長及孩童進行調查，發現 75%的學生因新冠肺炎而承受更大壓力；而 15 歲至 39 歲的日本年輕人中，自殺更是最主要的死亡方式。

老調重彈，卻遲遲未解決：名人自殺效應、精神疾病污名化

名人自殺效應和精神疾病污名化，更是造成人們走上絕路的原因之一。

光是今年自殺的日本名人就有職業摔角選手木村花、演員三浦春馬和竹內結子等，專家表示，儘管媒體輕描淡寫地帶過死亡細節和動機，但新聞接連曝光往往使民眾自殺人數跟著增加。

木村花母親木村響子在受訪時就指出，她意識到自己女兒的死亡帶來連鎖效應，事發當時她一再要求不得透露過多細節，卻還是在社群網站上看到只有警方擁有的報告。

然而即便發生如此多憾事，日本對於精神疾病的風氣，仍舊相當冷漠。專家直言，談論憂鬱症帶來的「恥辱感」，是導致患者退縮的主要原因，他們無法在公共場合談論，也不能和朋友傾訴，這是日本的潛在文化，隱忍到最後，就淪為悲劇。

小林繪里子對此深有同感，「讓別人知道你的弱點是可恥的，所以要把它藏起來。如此一來要如何改善？」她認為，日本需要營造可以表達出自己的軟弱和痛苦的文化。

「我的丈夫試圖殺了我」：有苦說不出，打通電話吧

值得慶幸的是，在日本社會裡，仍有人試圖接住這些受傷的人。

今年 3 月，年僅 21 歲的大學生大空幸星（Koki Ozora）開設了「你存在的地方（あなたのいばしょ）」心理專線，365 天 24 小時從不間斷，只要有心事，打這支電話就能傾訴。

大空幸星指出，迄今為止平均每天接到 200 通電話，絕大多數來電者為女性，許多人沒了工作還得撫養孩子，因此想走上絕路。大部分電話都在晚上十點到凌晨四點打來，然而儘管安排許多接聽者，卻仍有滿線的時候，他們便請來電者先留下訊息，再從危急性較高的接續回撥。

「我的爸爸強姦我」、「我的丈夫試圖殺了我」，大空幸星說，這類的消息非常普遍。相談時間一次為40分鐘，或許難以為正在受苦的人根除問題，但至少能將他們從懸崖邊拉回來，渴望減少一些憾事發生。

本文原刊於太報，原文為日本10月超過2,000人自殺，已多於整年因新冠肺炎病逝人數：為何悲劇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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