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
2011 年 1 月，敘利亞大馬士革舊城的哈里卡（Hareeqa）市場裡，爆發一場自發性的示威，抗議總統巴哈爾．阿塞德（Basharal Assad）的專制暴政。不久之後，有些學童在南部城市達拉（Daraa）的牆壁上，塗寫「人民渴望政府垮臺」的文字，遭到逮捕和刑求。群眾聚集，要求釋放孩童，結果有兩個人遭到警察殺害，從而引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抗議風潮迅速蔓延全國，證明確實有很多人希望政府垮臺，內戰旋即爆發。國家、軍隊和保安部隊不出所料，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消失無蹤。敘利亞人沒有爭取到自由，反而換來內戰和失控的暴力。
該國首要港都拉塔基亞（Latakia）的媒體組織者亞當，深思隨著內戰而來的一切狀況後表示：
我們以為自己會得到禮物，實際得到的卻是世界上所有的深重罪惡。
敘利亞第一大城阿勒波（Aleppo）的劇作家胡賽因（Husayn）總結說：
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這些黑暗團體會進入敘利亞──他們現在宰制一切。
最重要的黑暗團體是所謂的伊斯蘭國，這個團體原名伊拉克沙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旨在創建「伊斯蘭王國」。2014 年，伊斯蘭國奪得敘利亞城市拉卡（Raqqa）的控制權，還越過邊界，奪取伊拉克城市法魯加（Falluja）、拉瑪迪（Ramadi）和歷史名城摩蘇爾（Mosul），控制摩蘇爾一百五十萬的人口。
伊斯蘭國就和許多武裝團體一樣，以難以想像的殘酷方式，填補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崩潰後留下的國家機器真空。毒打、斬首和殘害變成家常便飯。敘利亞自由軍戰士阿布．費拉斯（Abu Firas）這樣形容敘利亞的「新常態」：
出身阿勒波的物理治療師阿敏回憶說：
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創造了龐大的人道災難。戰前大約一千八百萬的人口中，估計有多達五十萬人喪生，超過六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還有五百萬人逃到國外，變成難民。
吉爾迦美什──史詩中的制衡難題
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引發的苦難不足為奇，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長久以來都認為，人們需要國家來解決衝突、執行法律和防堵暴力。如同洛克所言：
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
但是，敘利亞人開始抗議後，曾經從阿塞德的專制政權手中，爭取到一些自由。媒體組織者亞當懊惱地回憶說：
諷刺的是，我們出門示威，目的是要掃除貪腐、邪惡和殘害人民的罪行，結果反而傷害了更多的人。
像亞當這樣的敘利亞人要應付的問題，在人類社會中極為常見。這也是蘇美人（Sumerian）泥板紀錄中的主題，這些泥板已有四千二百年歷史，是現存世界最古老文本，記載《吉爾迦美什史詩》（Epic ofGilgamesh）。
吉爾迦美什是烏魯克（Uruk）國王，烏魯克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城市，座落在現代伊拉克南部已經乾涸的幼發拉底河河道上。這首史詩告訴我們，吉爾迦美什創建了一座壯麗的城市，市內商業繁盛發展，居民獲得眾多的公共服務：
但是，這首史詩也點出了一個問題：
吉爾迦美什已經失控，有點像敘利亞的阿塞德。人民絕望之餘，「哀告上天」，懇求蘇美人萬神殿中的主神兼天空之神阿努（Anu）：
天父，吉爾迦美什……
已經逾越一切界線，
人民在暴政下受苦受難……
你的國王應該這樣統治嗎？
牧羊人應該殘害自己的羊群嗎？
阿努聽到後，要求創造之母阿魯魯（Aruru）為吉爾迦美什創造一個分身、作為吉爾迦美什的第二個自我，這個人的力量、勇氣、暴烈心性和吉爾迦美什完全相同。也就是創造一位新英雄，讓兩個人充分制衡，以便烏魯克獲得和平。
因此，阿努為我們所說的「吉爾迦美什難題」，提出了解決之道：控制國家的權威和力量，以便人民得到德政，而不是暴政。阿努的方法是分身靈式的解決之道，類似今天所說的「制衡之道」。吉爾迦美什的分身是恩奇都（Enkidu），他會把吉爾迦美什圍堵起來。美國政府制度創建人之一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應該會同意這種做法，他在四千年後主張，設計憲法時必須「用野心反制野心」。
吉爾迦美什準備強姦一位新娘時，首次跟自己的分身爆發衝突。恩奇都擋住門口，兩人打起架來，最後，吉爾迦美什雖然打贏，卻已經喪失無與倫比的專制權力。這就是播在烏魯克的自由種子嗎？
可惜不是，空降的制衡通常行不通，在烏魯克一樣行不通。不久之後，吉爾迦美什和恩奇都開始串通合謀，這首史詩有著如下的記述：
他們互相擁吻，像兄弟一樣手牽著手，並肩走在一起，變成真正的朋友。
他們後來串通起來，共謀殺死黎巴嫩雪松大森林的守衛怪獸洪巴巴（Humbaba）。當神明派遣天堂公牛來懲罰他們時，他們又合力殺死公牛，自由的展望跟著制衡一起消失無蹤。
如果以分身靈和制衡原則限制國家都無法獲致自由，那自由到底來自何方？不是來自阿塞德的政權，顯然也不是來自敘利亞國家崩潰後出現的無政府狀態中。
我們的答案很簡單：自由需要國家和法律，卻不是由國家或控制國家的菁英賜予，而是由一般人和社會爭取來的。社會需要控制國家，以便國家保護和增進人民的自由，而非像 2011 年前阿塞德在敘利亞那樣摧殘自由。自由需要一個可以動員人民參與政治，提供必要保護、可以用選票把政府趕下臺的社會。自由起源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微妙權力均衡中。
通往自由的狹窄走廊
我會在本書裡，主張如果自由要勃然興起，國家和社會都必須很強大。強大的國家才能控制暴力、執行法律和提供攸關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務，以便賦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擇。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流動的社會來控制和約束。單靠分身靈解決之道的制衡不能解決吉爾迦美什難題，因為在社會沒有警覺的狀況下，憲法和保證的價值不比書寫這些文字的羊皮紙高出很多。
在專制國家打造的恐懼和鎮壓，以及暴力橫行、無法無天狀態這兩種情勢傾軋下，出現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通道。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這種制衡並不是靠某個革命時刻成就，而是兩者之間日復一日地持續鬥爭。這種鬥爭會帶來好處，國家和社會在這條走廊上，不僅互相競爭，也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會提高國家供應社會所需的能力，也會壯大監督這種能力的社會動員力量。
為什麼是一條走廊，而非一扇大門呢？因為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
這條走廊會顯得狹窄，是因為這絕非易事，你要怎麼抑制擁有龐大官僚體系、強大軍隊和可以自由決定法律內容的國家機器？當人民要求國家在複雜的世界上承擔更多責任之際，你怎麼能夠確保國家機器會維持接受控制的馴服態勢？你要怎麼在差異和分歧撕裂社會之際，保持社會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對立？你要怎麼防止這一切變成零和競爭？這一切一點都不容易，難怪這條走廊會顯得相當狹窄，難怪不論社會踏進或離開這條通道，都會引發深遠的影響。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無法策畫的。當國家及其菁英太強大有力，社會卻溫馴服從的時候，為什麼領導階層要把權利和自由賜予人民？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你相信他們會信守諾言嗎？
從吉爾迦美什時代到婦女解放歷史：「女權」不是男性由施捨，而是主動爭取來的
我們可以從吉爾迦美什時代到今天的婦女解放歷史中，看出自由的起源。社會怎麼從這首史詩所說「每個女孩的處女膜……都屬於他」的狀況，進步到擁有女權呢？（噢，無論如何，有些地方確實享有女權。）女權有可能由男性施捨嗎？
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 2015 年，由大公國副總統兼總理，也是杜拜統治者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設立性別平衡委員會，每年都以「最支持性別平衡的政府實體」、「最支持性別平衡的聯邦當局」和「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等名目頒發性別平衡獎。2018 年，穆罕默德頒發的獎項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全都頒給男性！大公國這種解決之道的問題是，這種做法是由穆罕默德策動，強加在社會上，沒有社會的參與。
相形之下，英國女權運動的歷史就比較成功，英國的女權不是由別人施捨，而是爭取來的。當時的婦女推動「婦女參政」的社會運動，倡議團體是從 1903 年成立、只限女性參加的英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中分出來的，成立宗旨是爭取婦女選舉權。
她們沒有等待男性頒給她們「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獎，而是動員起來，從事直接行動，發揮公民不服從精神，炸毀當時擔任財政大臣、後來出任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別墅，還把自己用鎖鏈綁在英國國會外面的欄杆上。她們拒絕納稅，又在被判決入獄後，發動絕食抗議，遭到獄方強迫餵食。
艾蜜莉．大衛森（Emily Davison）是婦女參政運動的重要成員。1913 年 6 月 4 日，她在著名的葉森賽馬場中，闖進賽道，跑到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所擁有的賽馬安默（Anmer）前方。
根據若干報導，她手持紫、白、綠三色爭取選舉權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書中所附相片所示，並被摔倒的馬兒給壓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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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後，她因為傷重不治身亡；五年後，婦女可以在英國國會議員選舉中投票。英國女性不是靠（男性）領袖寬宏大量的施捨，才得到權利，得到權利是她們發揮組織和爭權力量的結果。
婦女解放運動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的特例。自由與否，幾乎總是取決於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社會和國家及其菁英達成權力均衡的能力。
本書結合兩位最優秀的政治與經濟學家，奠基於多年原創研究，建構一套清晰、具體的政治經濟學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