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月,於臺文館舉辦的一場座談會上,中興大學的邱貴芬教授就「新世代」的臺灣小說家──主要集中在四十歲以下──提出了她的觀察。其中,最具啟發性的論點之一是,邱貴芬教授認為「臺灣文學」在過去十年左右,歷經了「從負債變成資產的過程」,成為新世代小說家主動繼承的文學傳統。
這話乍看之下好像有點摸不著頭緒,「臺灣新世代作家,繼承臺灣文學傳統」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為何需要大書特書?
事實上,這句話蘊涵了「臺灣文學」特殊的處境與性質。從 1920 年代「臺灣新文學」成立以來的一百年間,「臺灣文學」大多數時候,都是不被政治主流肯認的文學。這種情況,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尤甚。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反共復國」的動能,刻意將臺灣所有文化接枝在中國的脈絡下,否認臺灣自身的特殊性與發展邏輯。數十年的上行下效,使得戒嚴時期的文壇以「臺灣」為污名,大多數作家都不願意繼承「臺灣文學」的名號,也寧可自稱「中國作家」而非「臺灣作家」。這種情形,就是邱貴芬教授所謂的「臺灣文學=負債」的時期,少數扛著「臺灣文學」旗號的本土作家,無不是頂著訕笑與污名逆風前行。
而這種情形,在 2010 年之後有了改變──事實上,我認為更精確的時間點,應當是 2014 年,「三一八運動」之後。在此後活躍的作家們,反而大多數都樂意繼承「臺灣文學」的旗號,並且自然而然以臺灣的社會現實、歷史題材為核心來構思作品。此一轉換,並不只是身份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改變,從而也讓「臺灣」的相關知識成為創作的素材與靈感,理解、繼承臺灣文學不但不再是污名,反而會擴大文學創作者的資源庫,是以有「臺灣文學=資產」之說。
邱貴芬教授的「從負債變成資產」說法,很精準地抓住了過去數年,臺灣新世代文學創作者的趨勢。而沿著這個趨勢,我想在本文提出更進一步的觀察:我認為,2020 年代的臺灣文學創作,將進入臺灣文學史上的「第三波現實主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