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洪廣冀：在「人類世」重回地表，學習當個編織者

離地無人，離人無事；論人事者，自地理始。—吉田松陰

1853 年 7 月，美國海軍率東印度艦隊駛入浦賀港，要求幕府開國。隔年 3 月底，雙方簽下《日美和親條約》，日本開放下田與函館兩座港口，並與美國通商，結束兩百餘年的鎖國。過沒幾天，說出本文開頭引言的吉田松陰，與弟子金子重之輔從港口登上小船，駛向美國海軍將領培理的艦隊，希望能隨培理回到美國。
 
在致培理的〈投夷書〉中，松陰懇請培理能體會他的「歆羨之情」，讓他們可以藉由美國艦隊周遊五大洲，擺脫日本的海禁。松陰也告訴培理，他已沒有退路了──如果培理拒絕，而這事傳出去，他們只有死路一條。「惟吾國海禁未除，以事若或傳播，則生等不徒見追捕召回，刎斬立到無疑也。」[1]
 
即便松陰「投夷」的理由是如此懇切，為了避免釀成外交糾紛，培理還是婉拒了松陰的要求。鎩羽而歸的吉田松陰，決定自首，旋被囚禁在長州的野山監獄。他在獄中講學與著述不輟，直到 1859 年，因幕府派反撲而遭處死。
 
為什麼這名 29 歲英年早逝的幕末志士，不顧性命也要「出逃」？活在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年代，一個高度動盪的年代，吉田松陰曾指出帝國統治的關鍵在於擴增領土，要是繼續鎖起國門，被動等各國來爭奪，那麼「國不替者幾希矣」[2]。
 
因此，細究吉田「離地無人，離人無事；論人事者，自地理始」這句話背後的地理觀，是征服的、擴張的，對自然的態度是效用主義的，目的是為富國強兵的。[3] 如此的地理觀，是 19 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主要驅力，同時也觸發了近代首波環境保育運動：當越來越多的森林、沼澤、草原被「改良」為栽植商品作物的土地，19 世紀晚期就有學者發出警告，人們再無度地砍伐森林，將釀成氣候失調、風災水患等災難。
 
最早響應如此呼籲者，是大英帝國。1870 年代晚期，印度總是挾帶豐沛水氣、滋育榖物的季風（monsoon）竟然停擺，飢荒隨即爆發。以為因應，英國殖民政府斷然實施森林法（Forest Act, 1878），將在資本與墾民蠶食鯨吞下岌岌可危的森林收歸國有。也許是受同一思潮影響，1895 年，當日本帝國取得臺灣後，臺灣總督府公告的首條土地法令，也是將那些無法證明所有權的林野，收歸國有。
 

當人類成為一個地質年代：「人類世」

然而，如此以國家為中心的保育（conservation）並未減緩海洋、森林等生態系耗竭與劣化的速度。經過1970年代一波由《寂靜的春天》作者卡森（Rachel Carson）等生態學者領銜的保育運動後，2020 年代，關心環境保育者已在倡言「人類世」（Anthropocene）。
 
人類世一詞，是由化學家與諾貝爾奬得主克魯岑（Paul Crutzen）於 2000 年左右提出。這個概念強調，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數百年間，人類活動已在地層中留下顯著的痕跡，甚至已牽動整個地球系統的運作，讓此時期可自成一個地質年代。
 
人類世之於當代環境思潮的影響至深且烈。在人類世下，自然再也不能被簡單視為人們可自由營生的資源，更不會是被動等待被發現或利用的客體。如法國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所言，若歷史是齣舞臺劇，過去常被視為「背景」與「佈景」的自然，已不甘寂寞，爭先恐後地參與演出。人類世的概念，也迫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學者踏出各自的舒適圈──自然科學家得試著處理國家、權力與治理，而人文社會學者得考慮大自然等「非人」的因素。
 
而一旦我們習以為常之「自然 vs. 社會」的範疇與分野一再遭遇挑戰，人類世下的現代人，恐怕就如目睹黑船扣關的吉田松陰一般地無所適從──事實上，現代人的處境可能比松陰還糟。1854 年的松陰至少還可期待「出逃/出走」帶來生路，2021 年的現代人，特別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當下，不用說出走，連出遊都是不容恣意妄為的奢侈──
 
就算除去肺炎這個因素，當人類世的研究者已告訴我們，所謂渺無人煙或未被人類碰觸過的自然已不存在，我們，究竟還可出走至何處？
 
「論人事者，自地理始」，如吉田松陰一般，我認為，要細究人類世中糾葛的人與事，地理仍是個必要的起點。當然，2020 世代，我們不可能再援用 19 世紀末期流行的帝國與效用主義式的地理，而需要一種新的端詳世界的方法。
 
身為科學史研究者與地理思想的教學者，我傾向從過去尋找答案。讓我從托勒密著名的世界地圖開始。  
 

認識自己，從認識地理位置開始

有上過高中地理的朋友大概會知道，托勒密可說是當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他的世界地圖為後世的地理學者一再重製、重新發明與解讀。
 

端詳這張地圖，第一個注意到的是它的形狀──這顯然是特定投影法的結果，也就是從某個頂點為中心，將地表上各個點，收束到該點，藉此將三維的地球，轉為平面的地圖。為何托勒密會發明這投影法？   
 
答案是，在西方地理學傳統中，一直有個根深柢固的說法，即國家與人群的命運（destiny），很大程度取決於在地表上的位置。那怎麼決定地表的位置？當然是經緯度。但經緯度是怎麼決定？在緯度上，很重要的就是太陽在星座的位置。於是，我們看到，托勒密世界地圖的緯度旁，有著巨蟹跟獨角獸的形狀。標示巨蟹（Cancer）的緯度，就是我們熟知的北迴歸線（太陽位在巨蟹座），獨角獸即魔羯（Capricorn），而那條線就是南迴歸線（太陽在魔羯座）。一直到現在，北迴歸線跟南迴歸線的英文都還是 Tropic of Cancer 與 Tropic of Capricorn。
 
北迴歸線、南迴歸線再加上赤道，構成了當時地理學家們（還有現在的占星術家們）理解、描述與解釋世界的架構。這個架構是從上往下看的，來自天上，難怪托勒密會發展這種由天上的某點出發往下看的投影法。         
 
再者，我們來看看這世界地圖的形狀。該怎麼描述這個形狀？第一個想法可能會是愛心。確實有可能，但是讓我們從故事的角度看，會有不一樣的發現。希臘神話中，當宙斯迎娶地下女神克托妮亞（Chthonia）時，以自己織成的布──上頭有著陸地與海洋的圖像──裹在還未成形的克托妮亞身上。逐漸的，克托妮亞擁有了形體，孕育出陸地與海洋，以及棲息其中的萬物。克托妮亞變成了蓋婭（Gaia），即萬物的母親。地理史家認為，這地圖的形狀，便是反映宙斯裹在克托妮亞身體上的布。
 
除此之外，這形狀也是羅馬帝國時期流行的服飾（chlamys），象徵著政治權威。將地球描繪成這個形狀，表示那時地理學者的想像，羅馬帝國正統治著世界，如同宙斯對待克托妮亞一樣，替這世界圍上一層地圖。世界地圖既是世界的反映，同時也讓世界呈現了條理。         
 
第三，不管是宙斯的布還是象徵權威的衣服，托勒密為首的第一代地理學家相信，這世界上的一切，人與非人，物質與象徵，再現與現實，天與地，宙斯與蓋婭，自然與人文，均是彼此交織的（是的，不要以為交織性是當代才出現的；這概念比較像是老祖先的智慧之類的東西）。這個世界是個精巧的織品；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梳理這個織品，呈現它的精巧與紋理，從中回答一系列的大哉問：我是誰，我該往那裡去？
 
而這些問題，全都回到一個更根本的發問：我在那裡？
 

當世界地圖被去除了神性

進入中世紀，「在地球身上裹上一塊布、讓地理得以顯露」的思想依然強勁，且衍生出更多版本。
 
在基督教版本中，一位名叫維洛妮卡的女子，看到正扛著十字架的耶穌，心生惻隱之心，便將她的面紗取下，交給耶穌拭去臉上的汗。耶穌接受了，而當祂將面紗還給她時，面紗上出現一張耶穌的臉。
 
「維洛妮卡的面紗」成為中世紀自然哲學家與地理學家回答自然是什麼、又該如何理解的重要切入點。自然本身即具有神性，但在凡人眼中，可能是全然無法理解的；這時就需要藉由「面紗」這樣具體存在的物。透過這個物，無解的自然才會浮現可以理解與詮釋的輪廓。對自許為托勒密傳人的中世紀地理學者而言，他們認為自己如同維洛妮卡一樣，是在為地球裹上一層紗，讓神性得以顯現。這張面紗，他們稱之為 mappa mundi ，即「世界地圖」。
 
進入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地理學者看待與製作世界地圖的視野與手法有了 180 度的轉變。
 

上面這幅畫巧妙地抓住此時代的氛圍。我們看到一位神情木然的「自然哲學家」，信手揭開覆蓋在自然之上的布幔，讓她的豐饒與洋溢著生殖力的身軀（表現在那六個乳房上），得以暴露在理性的目光下。確實，「地理大發現」的”discovery”，從字面上看即有「除去掩蓋」（dis+cover 與 un+veil ）之意。
 
進入啟蒙運動時代，熱愛自然地理的康德（Immanuel Kant）倡言空間為先於經驗的基本分類範疇，而地理學者更是振振有詞：這世界怎麼可以是個織品？織品太麻煩了，剪不斷，理還亂；這世界最好是個機械，我們可以好好地將它分析跟拆散。
 
但並非所有地理學者都買機械論的帳。下圖為地理學史上最著名的圖像之一，繪圖者是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從今日的角度，這圖要表達的主題很簡單，即植群的構成會隨著海拔增加而有所變化。然而，在當時由機械論主導的自然哲學界，這張圖的意涵是革命性的。原來，受到歌德、席勒等德國浪漫主義旗手的啟發，洪堡認為，自然是個整體，且具有整體的性質，絕非部分的加總；要了解這樣的自然，研究者不能只把視角放在物種，而得從植群的角度來思考。
 
他認為，朝向此整體之地理學的第一步便是運用各種儀器──若儀器不可得時，就用自己的身體──來測量任何可以測量的環境因子。自然是整體的，且是充滿動態的，而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善用地圖、文字、圖像等工具，讓讀者能抓取如此自然的性質於萬一。
 
我們也可以說，那些意指風向、大氣流動方向的箭頭，同時也是縱橫交錯的線頭。洪堡正在編織；他的地理學（洪堡稱之為Cosmos）就如同維洛妮卡的面紗，讓土地的紋理得以再度顯露，而水火不容的機械論與浪漫主義也從而調和。  
 

隱藏在春天阿里山森林中的「矛盾」

1935 年春，時年 40 歲的陳澄波，在一趟前往阿里山的寫生之旅中，一口氣完成三幅作品。在這三幅作品中，有件 80x128 公分的油彩作品，題為〈春の阿里山〉（現名為〈阿里山之春〉）。是年秋天，《臺灣新民報》記者聽聞陳澄波以該作參加第一屆臺陽美展，前往陳澄波畫室一睹為快。在後續報導中，記者寫道，〈春の阿里山〉係陳澄波「應嘉義人士之請，將國立公園候補之一而備受讚賞的阿里山的幽玄及其神秘，借藝術的表現來加以發表」。陳澄波自己則做了如下說明：
 

 作為林業史的研究者，然而是藝術史研究的門外漢，當我看到〈春の阿里山〉時，不由得倒抽一口氣。讓我驚訝的，不是什麼臺灣高山傲視海內外的「大自然」，反倒是當中的「不自然」。位於圖右的那片森林為柳杉人工林，它的「不自然」不難理解：柳杉為原產地日本的外來樹種，而整齊一致的純林更不會是臺灣兩千公尺山區的天然林相。
 
然而畫面左側，是正在進行「天然更新」的檜木林。天然更新為起源於 1920 年代德國的林業概念；作法是將原始鬱閉的檜木林疏開，清除地表雜木，揀選形狀、材質與生育地良好的母樹，讓其天然下種，幼苗將在林業專家的悉心撫育下，逐步成林。將一左一右的森林合併觀之，不難發現，陳澄波在由遠而近地畫下玉山至櫻花、從渾然天成之「大自然」到人為栽植之「小自然」的同時，他也埋下一道由左而右、從天然林至純粹人工林的序列。
 
陳澄波當然不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試圖留下阿里山地景的人。但是，依我有限的知識，大部分的畫家或攝影師，焦點如不是那些「原始」的自然（原住民文化會被歸到此範疇），便是很人工的（像是阿里山鐵路），陳澄波是我看到，把「殖民政府明明都把阿里山的森林都翻了一遍還要指定它為國立公園」的矛盾，如實地表達出來。
 
如同一百年前的洪堡一般，陳澄波正在編織；如果說前者嘗試調和機械論與浪漫主義的衝突，正值創作高峰的臺灣人陳澄波則試著化解人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這種對自然細微的差異保持敏感，能意識到此差異並非自然而然，且具備高超的技術將之說出來，以打動讀者或觀者心靈，若無理論視野與田野實察的相互激盪，加以日復一日的練習，恐怕也難以為功。
 

在實地星球，當一名編織者

說來慚愧，我到今年才「發現」陳澄波這幅傑作。當時的我正在處理國立公園於臺灣的歷史，研究重點放在日本政府推行國家公園制度，對於臺灣自然保育的成效。但是，當我仔細端詳〈春の阿里山〉時，我才驚覺我的問題恐怕問錯了方向──
 
當我以為陳澄波是在「調和」阿里山林相中「自然 vs. 人為」的矛盾，陳澄波其實是在提醒我：自然與人文是個連續體，而倘若 1930 年代的臺灣有任何值得以「國立公園」予以保存與珍惜，就是這個連續體，而非任何無人的荒野或未經人為改造的自然。
 
我也體會到，在臺灣環境史的寫作上，我自己在史觀與技藝上都有待精進。這背後牽涉到環境史觀點的演化：環境史這個分支是在 1970 年代的生態保育運動中孕育出來的；為證成以社會運動手段扭轉資本與國家對環境的蠶食鯨吞，第一代的環境史家傾向先勾勒一個平衡、可自我調節且與人無涉的生態系，再討論該生態如何遭到擾動，最終釀成大自然的反撲。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 1970 年代，如此敘事無可厚非；然而，在人類世的當下，若研究者再擁抱此敘事，無形中便把誕生於特定時空脈絡的環境主義當成普世標竿，坐實人與自然的對立。
 
於是我從地理學史著手；從托勒密至洪堡，從施添福再至吉田松陰。在這過程中，我更加確定「論人事者，自地理始」的洞見，同時也對法國哲學家、2020 年臺北雙年展策展人拉圖（Bruno Latour）所言的 “down to earth” 有了新的體會。在一本同名的小書中，這名自1970年代便縱橫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哲學家說他累了；與其追逐全球化，又或者期待有朝一日人們可以移民火星，他希望讀者繫好安全帶，隨他一同降落「實地星球」。
 
從外表看來，他說，這星球與地球並無二致，只是它的外頭裹著一層關鍵區（critical zone）。這關鍵區為絕大多數生命棲居的所在，而生命與生命、生命與無生命間的多重交織，讓一片漂浮在虛空中的塵土（earth）得以成為生機盎然的地球（the Earth）。
 
他告訴我們，其中轉折並非來自什麼全知全能的意志，也不是什麼宙斯將其編織的面紗裹在克托妮亞上，讓一團混沌成為蓋婭──面紗本身就是蓋婭。由於歷史的偶然，有段時期，人們一直汲汲營營地離開地球表面，撕破了那層面紗。該是重回地表，學習當個編織者的時候了。
 

自地理始，以地理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