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人需要職涯顧問?關於工作的演變、價值與反思
作者: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譯者: 陳信宏

不論我們的科技多麼強大、企業多麼複雜,現代職場最值得注意的特徵,終究可能是種內在特質,存在於人類心態的一種層面裡:亦即一項普遍信念,認為工作應當為人帶來快樂。工作向來是所有社會的核心要素,但我們的社會卻首度認為工作可以不只是懲罰或者悔過的手段。我們的社會首度提出這項暗示:個人就算沒有財務上的需求,也還是應當尋求工作。現代人認為個人選擇的職業代表了個人的身分認同,以致我們初識陌生人所問的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對方來自何處,也不是對方的父母是誰,而是對方從事什麼工作。這種行為背後的假設,乃是認為有意義的人生必得經由有償的工作才能達成。

這種觀念並非自古以來就存在。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德定義了一種從此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態度。他指出,滿足與有償職位之間有著結構上的不相容性。在亞里斯多德眼中,財務需求使人處於和奴隸及動物同等的地位。因此,雙手的勞動與頭腦的商業面向一樣,都會導致心理的扭曲墮落。唯有私人收入與閒暇的生活,才可讓公民有充分的機會能夠享受音樂與哲學所帶來的高等樂趣。

早期的基督教為亞里斯多德的概念增添了一項更為黑暗的信條,認為工作的辛勞是一種適切而且不可改變的贖罪手段,可用於抵償亞當的犯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新的觀點才開始出現。在達文西及米開朗基羅等偉大藝術家的傳記裡,實用活動的榮耀開始獲得提及。這種重新評估的觀點所肯定的對象,雖然一開始只限於藝術作品,而且是最傑出的少數作品,但後來逐漸擴大,終至幾乎所有職業都涵蓋在內。

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狄德羅與達倫柏(Jean d'Alembert)更對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提出直接挑戰,出版了 27 冊的《百科全書》,書裡的文章充分讚頌各種世俗工作所需的才智以及所帶來的喜悅,不論是烘焙麵包、種植蘆筍、操作風車、鑄造船錨、印刷書本,還是管理銀礦。除了文字之外,也搭配插圖,描繪出完成各項工作所需的工具:包括滑輪、鉗子與夾具等。讀者對這些工具的確切用途雖然不一定清楚,卻明白這些工具有助於追求高度技藝的莊嚴目標。

此系列《百科全書》 由達朗貝爾(d'Alembert)和狄德羅(Diderot)編寫,並於1772年完成。也因此狄德羅被稱為現代百科全書之父。(Source:Wikimedia)

作家德雷爾(Alexandre Deleyre)在諾曼第的一家製針作坊待了一個月之後,寫出了堪稱是《百科全書》裡最具影響力的一篇文章。他以恭敬仰慕的姿態描述了製針過程的十五個步驟,讓讀者了解,一塊金屬如何能夠轉化為一根精細靈巧卻又經常遭人忽略的鈕扣縫補工具。

《百科全書》號稱是一部條理分明的知識概要,實際上歌頌了勞動的崇高性。狄德羅在「藝術」的條目裡揭露了自己策畫這部著作的動機,痛斥許多人只崇敬「人文」藝術(即亞里斯多德所謂的音樂與哲學),卻忽略了同樣值得重視的「工藝」(例如鐘錶製作以及絲綢紡織):「人文藝術自褒自讚已經夠久了,現在應當把頌揚的對象轉向工藝。人文藝術必須把工藝從低微的地位解放出來,破除工藝長久以來遭到的偏見。」

於是,十八世紀布爾喬亞階級的思想家就此翻轉了亞里斯多德的公式:這位希臘哲學家當初認為只有休閒能夠帶來的滿足,這時卻被轉移到了工作的場域裡;至於不會帶來財務報酬的活動,則被剝除了所有的重要性,成為頹廢的業餘人士偶一為之的嗜好。以前認為工作是違反人性的行為,現在則認為不事生產的人絕不可能獲得快樂。

這種工作觀點的演變,有某些面向與愛情觀的演化正巧相同。在愛情的領域裡,十八世紀的布爾喬亞也把享樂與責任結合在一起。他們認為情欲和在家庭中養育子女的實際要求,並沒有任何先天的衝突,因此婚姻裡也可以有浪漫的愛情──就像有償的工作也可以讓人樂在其中。

歐洲的布爾喬亞踏出了重大的步伐,把貴族認為只有在情愛與嗜好等次要領域裡才能享有的樂趣,納入了婚姻與工作當中,而他們所開啟的這項觀念演變,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

由於回想起這段歷史,我於是對職涯顧問產生了興趣。這種專業人士的存在目的,就是要向顧客提供幫助,確保工作能夠為他們帶來成就感與滿足感。

上網搜尋一番之後,我發現了一家職涯顧問國際公司,其網站承諾可以幫助顧客在「令人煩惱的人生抉擇與職業選項」當中找出方向。看著這句充滿權威的宣示,我於是認定這家公司必然有著一座設備完善的總部大樓。不過,我依循地址來到的地方,卻是倫敦南區一條老舊的住宅街道,而且公司就位於一幢外觀毫不起眼、內部凌亂狹隘的維多利亞式住宅裡。屋子裡有一間小小的行政辦公室與一間諮詢室,牆上掛著表現派畫家保羅.克利的版畫,窗外可看到一個水面凝結成膜的鯉魚池和一條晾衣繩。

這裡唯一的全職員工是塞蒙斯,一名現年 55 歲的心理治療師。他在 12 年前創辦了這家公司,由太太裘恩協助記帳以及批註性向測驗卷。這對夫妻特別喜愛一般英國烹調習慣中較為冷門的蔬菜,屋子裡鎮日瀰漫著水煮甘藍菜或蕪菁的氣味,即便清晨也不例外。塞蒙斯在布里斯托大學主修心理學,受到強調創意與自我發展的人文學派心理學所影響。他利用閒暇時間寫下了一本書,書名為《真正的我:事業是自我的展現》,多年來一直想要出版,但至今還沒找到機會。

塞蒙斯身材高大,蓄著鬍鬚,看起來似乎能夠獨力擒下一頭狼。不過,在他粗壯的體格背後,卻可能隱藏了教士般的慈愛性情。他如果生活在古代,很可能會在某個平靜祥和的鄉間教區擔任牧師,在庭院裡養著蜜蜂和烏龜,雖然沒有深厚的信仰,卻以一片真摯的心意照顧老弱貧病。在諮詢室裡,我們對坐在桌子的兩側,桌上擺著一盤無花果酥,他坦承自己對這種零嘴簡直吃上了癮。他的目光極為和善,似乎對各種不尋常的告白都能夠耐心聆聽。他似乎對任何古怪至極的心思都不會感到訝異,也不會提出羞辱人的批判。我突然產生一股錯亂難解的心思,暗暗盼望著他是我的父親。

塞蒙斯每週有 3 天在自宅裡接見個人客戶,另外兩天則走訪全國各地的企業,為即將遭到裁撤的員工或是難以承擔管理責任的主管提供諮詢。他也為失業人士舉辦激勵研討會,提供面試所需的心理測驗,也在大學的求才博覽會擺設攤位,為即將進入職場的畢業生提供諮詢。

他同意讓我利用幾週的時間觀察他的工作。我將陪伴他走訪各地,並且透過行政辦公室裡的螢幕觀看他為客戶提供諮詢的情形(當然必須事先取得許可)。他唯一要求的回報,就是由我向他推薦一名真正有效的出版經紀人。

現代人認為個人選擇的職業代表了個人的身分認同,以致我們初識陌生人所問的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對方來自何處,也不是對方的父母是誰,而是對方從事什麼工作。(Source:by dylan nolte ,via Unsplash

我和塞蒙斯相處了一個月後,他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到英格蘭北部出差。我們的第一站是新堡,他在那裡一所大學的求才博覽會上預訂了一個攤位。屆時預估會有兩千名學生湧入一座維多利亞式的禮堂,裡面充斥著來自各個經濟領域的雇主,而塞蒙斯將提供每次半小時的諮商服務,客戶並且能夠選擇事後是否透過電話和他進行更多討論。

從倫敦出發的火車擁擠不堪。查票員看到我們站在走廊裡,身邊還帶著裝了攤位零件的大袋子,於是心生同情,而讓我們進入頭等車廂。我們於是得以坐在鋪了厚絲絨的椅子上,早餐還有香腸和蛋可以吃。不過,我們意外獲得的奢華享受卻沒有引起塞蒙斯的歡欣鼓舞,反倒讓他顯露出我不曾看過的憂鬱面。

隨著英格蘭的工業化區域飛逝而過,他卻以憂悶的語氣談起現代文化與禮儀的墮落。接著,他話鋒一轉,談到現在已極少有人願意尋求他的服務,而前來找他諮商的人又常常在初次體驗之後就不再出現,不然就是只選擇他的測驗式諮商,純粹著眼於價格與速度。他指出,現在大部分的英國人都不再積極改善人生,而把成年生活浪擲於 16 歲時年少輕狂的自己所隨隨便便挑選的工作。就在他說著這些話的同時,走道對面一名少女正懶洋洋地翻閱著八卦雜誌《美人兒》(Bella),彷彿印證著塞蒙斯的觀點。

我們抵達求才博覽會的會場之時,大會剛開始開放學生入場,於是我們趕緊把攤位組裝起來。學生蜂擁而入,不但興致高昂,而且大都成群結隊,不時發出令人備感威脅的轟笑聲。他們顯然都充滿健康的活力,有些人也具有迷人的相貌。看著他們,不禁讓人感到知識與經驗也許不是真的那麼有價值。

少數幾人經過我們這個攤位的時候順手拿了傳單,但大部分都是匆忙走過,邁向一家國防包商和一家連鎖超市擺設在走道對面的攤位。到了傍晚,種種跡象顯示這的確是徒勞無功的一天。塞蒙斯翻閱一疊他所散發的初步問卷,結果發現其中一張的填寫人是齊克果。在「我在職業生涯中希望達到什麼成就」這個問題之下,這名搞笑的學生寫道:「推翻偽基督教價值觀的霸權以及丹麥教會的偽善。」

那天晚上,我們住進氣氛蕭索的伊比斯旅館。旅館內的餐廳因為淹水而暫時關閉,所以我們只好到加油站買了個乳酪三明治,吃完之後便早早上床。

不過,第二天的情勢就開始好轉了。我們前往米德爾斯堡拜訪一家正準備裁撤 25 名中階主管的擋風玻璃修理公司。公司老闆邀請塞蒙斯主持一場主題為「自信」的研討會,帶領遭裁員工從事幾項活動,協助他們為自己想像一片光明的未來。在上午的場次裡,他在投影幕上投射了幾張幻燈片:只要我用心,什麼事都做得到。我可以堅強起來,發揮移山倒海的能力。我可以為自己設定目標,並且努力達成。我至今為止所做的一切都沒有充分反映出我所具備的潛能。除此之外,塞蒙斯也發放了一本小冊子,補充這些幻燈片的內容。冊子裡收錄了許多白手起家的名人的傳記摘要,扉頁上印著義大利人文學家亞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的一句話:「人只要有心,任何事都做得成。」

這一切都讓我如坐針氈,而我也數度尷尬地把目光轉向窗外,望著樓下的員工餐廳。後來聽到一名員工跟著塞蒙斯複誦著:我主宰自己的人生,更是令我心煩意亂。我於是暫時離開會場,到洗手間裡喘一口氣,同時反思自己為什麼會覺得那麼不自在。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我卻反倒質疑起了自己的立場。我發現塞蒙斯的課程之所以讓我感到坐立難安,原因是其中反映了一項令人沮喪卻又無可避免的事實,也就是「成就」在現代社會裡所代表的意義。在以前的階級社會裡,個人的命運主要決定於自己的出身,成功與失敗無關於個人是否熟練「我可以發揮移山倒海的能力」這類宣告語句。

然而,在採行菁英制度而且社會流動頻繁的現代社會,個人的地位則取決於自己的信心、想像力,以及是否有能力說服他人重視自己的價值──由於眾人皆可積極進取,因此淡泊與退讓的人生哲學也就不再受到肯定。一個人如果自命清高,對於《夢想,沒有極限》這類書籍不屑一顧,這個人似乎很可能就會因此浪擲了人生的機會。個人之所以陷入失敗的境地,可能不是因為缺乏才能,而是因為抱持了一股悲觀的自傲。

午餐過後,塞蒙斯又帶領這群主管回到課堂裡,讓他們互相分享對未來的希望。這種做法乃是奠基於一種觀念之上,認為個人如果揭示了自己的夢想,就會因此形成對自己的一種承諾,而比較不會在信心動搖的時候輕易放棄。一名 40 歲出頭、在這家公司已經待了 20 年的女性員工,談到自己希望在兒時的故鄉開一家茶館。她的態度極為熱切,而且籌畫得極為詳細(牆壁將會掛上美國童星秀蘭.鄧波兒 Shirley Temple 的照片),實在讓人很難不受到她的激勵。我可以發揮移山倒海的能力,她最後說道,然後在眾人的掌聲下走回自己的座位。

我覺得眼眶一陣溼潤。不論我們以多麼過度理智的態度進行自我解析,我們畢竟還是具有若干卑微單純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對支持與愛的深切渴求。塞蒙斯的激勵活動所訴諸的,就是我們性格中較為古老的這一部分。只要話語中帶有足以令人獲得救贖的希望,那麼就算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繁複的邏輯,也不論用字遣詞多麼拙劣,都足以打動我們性格中的這個面向。

在這天接近尾聲之際,塞蒙斯帶領所有與會人員共同討論他所謂的絕望之聲,也就是我們內心習於強調失敗的心態。經過討論之後,不少人都發現這種聲音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某位冷淡的父母或是嚴苛的老師,由於他們在數十年前的苛刻挑剔或疏於關愛,而導致了心理上的創傷。與會的成年男女一一站起身來,憶述著自己的自我形象在兒時遭遇到的嚴重傷害:因為代數成績不佳而遭到數學老師痛罵一頓,或是想要學畫卻遭到爸爸否決,指稱有藝術天分的是姊姊,他只要乖乖打球就好。

證據顯示,個人年幼時期的性格形成,就像為高樓大廈奠定穩固的地基一樣細膩而且重要。這個初步階段只要稍有差池,就可能產生強大的干擾力量,讓人終生難以獲得心理的平衡。否認童年時期遭到的傷害確實會對我們產生難以察覺的影響,其實是一種頑固而且錯誤的常識觀點,就像我們的祖先也曾經對細菌的概念嗤之以鼻,不肯相信一小滴唾液裡可能存在大量的危險微生物。

從這個觀點來看,現代教育理論之所以如此重視幼時的教養與自信的發展,顯然不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發了瘋或者缺乏抗壓性。這樣的觀點其實正適合當今的職業生活所需,就像堅忍和勇敢的教條也合乎古代的需求。這種觀點不是出於對人的關懷,而是來自實際的需求。正如每個世代的養育方式,這種觀點也是為了確保年輕的一代能夠在艱困的環境裡獲得最佳的生存機會。

職業選擇對人生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卻把這麼重大的事情拋在一旁,交由不受重視的治療師在簡陋的家宅裡提供諮詢。這門行業理當是世界上最受尊崇的職業,現在地位卻還比不上旅遊經紀人。

不過,這樣的漠視恐怕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治療師解析人性的能力也極為有限。治療師深知一般人都渴求答案,以致經常提出言過其實的承諾,就像教導文學創作的老師,也不免因為貪婪或一時的感性,而聲稱自己的學生有朝一日一定都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那些老師不敢承認,而且當今這個標舉民主平等的社會也不肯接受的是,偉大的作家就像滿足於工作的人士,其實是常態中的例外,而且出現的原因難以捉摸,和松露一樣無法人工培植生產。

潛能的開發其實受到許多障礙所阻擋。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這方面的說法最為貼切。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 , 1918)這篇文章裡,韋伯指稱歌德擁有充滿創意又健全的理想人格,而這種人格「每一千年才會出現一次」。

除了這每千年出現一位的異數之外,我們大多數人的光明前途都難以真正實現,永遠不可能為我們帶來龐大的財富,也不可能具體實現為傑出的產品或企業。這樣的前途只是兒時的志向,只是開車時的白日夢,永遠飄浮在天邊。唯有超凡的彈性、才智與好運才有可能讓人重繪人生的地圖,而且在耀眼奪目的高峰底下,總是遍布著許許多多與成功無緣的小丘。

我們大多數人都站在卓越的邊緣,雖然心知自己和成功如此接近,卻又偏偏就是跨不過那條界線。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為,總是遭到各種細微又關鍵的心理缺陷所影響(也許太過樂觀,也許過於叛逆,也可能是欠缺耐心或太多愁善感)。我們就像是一架構造精密的高速飛機,只因缺了一個小零件,而只能滯留在跑道邊,連牽引機或腳踏車的速度都趕不上。

我告別了塞蒙斯,深深感到:所有人皆可藉由工作與愛情尋得幸福的布爾喬亞式觀念,雖然表面上顯得寬大崇高,實際上卻導致了一種無意間造成的殘酷後果。不是說工作與愛情絕不可能為人帶來滿足,但透過這兩個管道獲致幸福的例子,確實少之又少。一旦把例外情形誤認為常態,我們個人的不幸就不再只是難以避免的人生面向,而變成壓在個人身上的沉重詛咒。渴望與犯錯本來就是人類命運中既有的要素,而布爾喬亞式的觀念一旦否認了這一點,也就剝奪了我們為破裂的婚姻或是未實現的志向尋求集體慰藉的機會,反倒把我們禁錮在孤獨的羞辱感當中,為了自己達不到實現自我的人生目標而深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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