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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世界史的新視角──歷史的轉換期《750年:普遍世界的鼎立》

2021-09-26
龜谷學、菊地重仁、大月康弘、妹尾達彥著,黃健育譯,三浦徹編,《750年:普遍世界的鼎立》,臺灣商務,2021。

2018 年起,日本山川出版社推出了世界史套書《歷史的轉換期》,這套叢書與日本行之有年的世界史套書編纂類似,均集結了眾多學者透過群策群力的分工撰寫方式,盡可能地將關於不同時段暨地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組織起來,以雅俗共賞的筆調介紹給學院內外讀者。比較特別的是,《歷史的轉換期》並沒有採取此類叢書最常見的分區為冊原則,而是以特定年分為軸線,橫向挑取出人類漫長歷史中的十一個重要發展時點,作為各分冊的編纂單位,進而藉由「共時性」視角,觀察該時點的跨區人類歷史發展與走向。這樣的組織邏輯與編排架構,在既有的世界史套書中相當罕見,讀來讓人耳目一新,無疑是《歷史的轉換期》這套叢書的最大亮點。
 

對於跨區發展之共時性關注,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崛起於上世紀末、並在本世紀蔚為大觀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書寫。臺灣讀者對此必然不陌生,因為近十年來臺灣最為熱銷的歷史著作,很大部分都可被歸於此類。[1]以超越「國別史」、「區域史」作為主要訴求的「全球史」,呼籲學者應超越國界或地區藩籬,設法以「全球」角度審視人類發展,如此才有可能克服隱身在多數歷史著作後頭的地方中心主義,更持平地去認識乃至評價自己國家、區域之外的歷史。[2]而此研究的基礎,自然就是得對不同區域的共時發展擁有一全面瞭解,才有可能進一步納入貫時因素,考察其演變,因此在全球史的撰作中,特意挑選單一年份對特定課題進行全球性的深入考察,是頗為常見的操作,比如臺灣曾經翻譯引進的《1688:從康熙皇帝到希臘浪人,那年的全世界》、《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等均是顯例。[3]


有意思的是,儘管操作上給人類似的感覺,《歷史的轉換期》編者群卻在各冊的卷頭語中,刻意與「全球史」概念拉開距離,並申明了這套叢書所重現的歷史景像特色。

 

雖然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本叢書並未採取將某個年代的世界分成好幾塊、然後對各塊分別撰寫概述的作法,而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盡可能提供鮮明生動的實例。因此在每一冊中,我們並不見得徹底網羅了那個年代的「世界」樣貌……然而,我們也請作者在執筆時,不將各章各冊的對象框限在一國或一地區之中,而是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脈絡來處理它們……以具體事例為中心,不斷往外擴散又彼此重合;描繪出這些漣漪彼此碰撞接觸的軌跡,就是本叢書的特色。(頁 27-28)

以第三冊《750 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來說,以上文字誠可說是本叢書恰到好處的自我定位,但這樣的編纂固然有其深意,卻猶留下值得進一步推進與完善的空間。
 

750 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以八世紀中葉的歐亞大陸為舞台,依次介紹了活躍其時的四個主要政權──伊斯蘭的阿拔斯帝國(第一章)、西歐的法蘭克卡洛林王朝(第二章)、控扼歐亞交通的拜占庭(第三章),以及唐代中國(第四章)──並在其上冠以「普遍世界」之概念,作為貫串四者的主軸。什麼是「普遍世界」呢?依照本冊〈總論〉執筆者三浦徹之解釋,不妨將其理解為由游牧民所建立的「農牧複合型國家」。在四、五世紀的歐亞大陸,曾歷經一段氣候寒冷化、乾燥化的環境變遷,迫使本處在緯度較北的遊牧民為了營生大舉南遷,從而與南方的農業帝國展開激烈衝突,其結果是東西兩端游牧民成功移入原作為農業區北緣的北緯三十五度線,從而造成漢王朝與羅馬帝國這兩大古典強權的瓦解,這正是前一冊《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的主題。


在接下來的幾世紀,歐亞游牧民繼續挾著其強大的軍事力,擴大對農業地區的影響,從而孕生出由少數遊牧民統轄多數農業民的「農牧複合型國家」。這種國家的內部關係,要遠較古典帝國複雜,為了便於統治,統治者更傾向訴諸得以凝聚人心的普遍原理,比方說借助超越性宗教之力、建立能力主義的官僚制、設法均平地課徵賦役、制定全民適用的法律等等,是以其所建立的秩序,更帶有一種「普遍世界」的理想,本冊的編者群因此取以為題,藉此突顯八世紀中葉歐亞大陸的時代特性。就這個解說檢視,可以認為本書前兩章分述的伊斯蘭阿拔斯帝國及法蘭克的卡洛林王朝,均確實發揮了強有力的個案效度。
 

第一章〈伊斯蘭世界的出現〉指出自伊朗高原發跡、於 750 年建立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 750-1258),是「伊斯蘭社會」得在中東確立的關鍵期,因為相較獨厚阿拉伯征服者的前一伊斯蘭王朝伍麥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 661-750),阿拔斯王朝有意識地將系統化的伊斯蘭法奉為地方統治原則,更積極地對領民落實「平等」原則,是以一方面擴大了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力,另方面也為不同民族、語言、宗教背景的人提供了並存共榮的空間,就此讓「伊斯蘭社會」在中東區域植根。[4]第二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則說明了於 751 年取代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 457-751)而興的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 751-887),如何在接下來的半世紀裡強化其與羅馬教廷的連結,進而將基督教思想逐步導入法蘭克王權中,以求借助宗教的制度暨文化力量,提升轄下複雜領民的「統一性」,基督教遂就此滲透西歐土壤,奠定了後者作為基督教世界的基礎。[5]


有關阿拔斯帝國與卡洛林王朝在 750、751 年的成立,是臺灣國、高中歷史課本裡必然會教到的重大歷史事件,但講述內容並不大觸及其統治原理,遑論轉向原因,而本書不僅提供了有關兩段歷史的諸多細節性知識,還借助「普遍世界」概念,使讀者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與掌握二者之登場意涵。
 

加洛林王朝的家譜(Source: wikipedia

然而,相較於前兩章,第三、四章的主角拜占庭與唐帝國,似乎就沒能如此完美地契合本書擬定的大主軸。以拜占庭言,其成立顯然就與遊牧民打造的「農牧混合性國家」沒有太大關聯,而是羅馬帝國在四世紀裂解後的遺緒,因此即便本章的執筆者非常克盡職守地想要將「普遍世界」概念,與拜占庭統治者的基督教世界觀進行接榫,也貢獻了非常精采的討論,但當我們認知到基督教早在日耳曼人大舉南侵前就已在羅馬帝國普及,更在四世紀末被奉作國教,難免感到他的說法與全書綱領猶隔一肩。[6]另一方面,就唐帝國來說,儘管近年研究確實日益突出其綰合農牧世界的政治二元性格,[7]卻也讓學人意識到,唐代統治者似未對其廣袤領域採取單一管理辦法,反極善於針對不同的地域、群體特色,靈活巧妙地設計出相應的治理方式,如以直接管理的「郡縣制」統御農業區、以間接管理的「羈縻制」控扼農牧交界帶或游牧區等。就此看來,我們似難肯定唐帝國曾如阿拔斯、加洛林二王朝那般,嘗試透過某種通貫政策,將轄地打造成一帶有均質色彩的「普遍世界」。
 

至如第四章執筆者妹尾達彥先生所云,具有「適用於任何地方的普遍性」之唐代制度(頁 206),細繹內文可知係指施用於直轄郡縣者,特別是帶有成文法性質、作為種種國家規範根據的律令制度(包含著名的「均田法」及「租庸調」),[8]及以長安作為典範的都城規劃等。這些「唐制」在七、八世紀傳入朝鮮半島及日本,也確實對所謂「東亞世界」之型塑造成了深刻影響。然應注意,在 750 年這個時間點,唐帝國已是一立國超逾百年的老牌政權,不僅沒有甫創建的阿拔斯、卡洛林王朝那樣的一新氣象,反已問題叢生。[9]更要命的是,受益於唐帝國綰合農牧世界之理想所造就出的政治包容性,而得在直轄郡縣中蓬勃壯大的「胡人」族群[10]居然在 755 年發動了一場被史家稱作「安史之亂」的驚天叛變,[11]雖然此叛變未能成功葬送唐帝國,卻也徹底摧毀原已破綻百出的律令體制,並激起帝國官僚強烈的反胡情緒及中華本位意識。[12]因此即便僅就直轄郡縣的範圍看,八世紀中葉實可說是作為「普遍世界」的唐帝國開始變質的開端,意義與新建立的阿拔斯、卡洛林王朝頗不相同,讀者需加以留心。
 

閻立本繪步輦圖,其內容為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Source: wikipedia)

總體看來,本叢書採取單一時點進行橫向式裁切,以便觀察、比較同一時期不同區域的重要文明發展,可以說是非常新穎且具潛力的嘗試。但也因為編寫時,執筆者大抵是採各自深入、不強求交集之寫法,當蒐羅成冊、欲擬定一共通主題時,未必能找到一個得以適切貫串其間的特性或主軸──以上對於「普遍世界」概念的適用性檢討,多少就能反映此窘境。若真想同時兼顧各區域間的連動發展,恐怕還是得將視角拓展得更加全面寬廣。以本冊設定的 750 年為例,勢必得將較少著墨的中亞、東歐遊牧民動向一併納入考慮才行。就此而言,近來漸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且試圖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提出一總體性分期架構的前近代「全球史」研究,或能提供不少重要的方法論參照。[13]
 

本文為臺灣商務《750年:普遍世界的鼎立》系列書評
西元 750 年,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歐洲.基督教世界:卡洛林王朝興起,加速基督教化;拜占庭帝國強調正統,包納周邊民族
中東.伊斯蘭世界:阿拔斯王朝建立,伊斯蘭世界的成立與擴張
中國.中華世界:隋唐帝國極盛時期,安史之亂的隱兆
西歐法蘭克王國的矮子丕平於751年登基,接受羅馬教宗的聖化,開啟卡洛林王朝,更為日後查理曼大帝的受洗及歐洲日耳曼諸王國的改宗奠下基礎。東歐的拜占庭王朝承繼舊時羅馬帝國榮光,不斷思索如何建立統治威望,君士坦丁堡更視自身為國際城市,與東方唐帝國「熙攘繁盛、光耀萬年」的長安城相互輝映,不斷吸納周邊民族以謀世界和平。
同樣在750年,中東的阿拔斯王朝建立,此後阿拉伯國家制度更趨成熟,強勢向外擴張,更衝擊了東西兩方的其他勢力,也促成各地交流,751年的怛羅斯之役便是其一。代表中華世界的唐帝國敗於此役,但這依舊無損唐帝國在東亞世界的權威性,周邊日本、朝鮮等國皆深受影響。然而多民族帝國問題逐漸浮現,也預示了日後755年的安史之亂,東亞再次陷入動盪。


[1] 蔣竹山先生將此稱為「臺灣出版市場的『全球史熱』」,見其〈長時段的回歸與公眾歷史:近來臺灣出版市場的「全球史熱」〉,張貼於「科技部計畫:人文沙龍」網站,網址為:https://colliber.ccu.edu.tw/salon/course/detail/46


[2] 相關的學術史析論,可見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馮奕達譯,《全球史的再思考》(新北:八旗文化,2016)一書。


[3] 原書訊分別為:John Elliot, 1688: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 Norton, 2001) ; Charles Mann, 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New York : Knopf, 2011). 類似做法,在近期也可見到,如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 Valerie Hansen 於今年甫推出的新作 The Year 1000: 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and Globalization Began (New York: Scribner, 2021).


[4] 臺灣坊間目前已引入不少專門介紹伊斯蘭歷史的專書,如《伊斯蘭文明:伊斯蘭的古典時期》(臺灣:商務,2015)、《中斷的天命: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新北:廣場,2017)、《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一部奮鬥、正義與融合的伊斯蘭發展史》(新北:八旗文化,2019),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循線深入。


[5] 關於卡洛林王朝如何借助基督教強化王權的神聖性,可參考陳秀鳳,〈王權神聖化:法蘭克國王的祝聖典禮〉,收入《百合與玫瑰: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 64-101。


[6]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崛起,可參《基督宗教簡明史》(臺北:啟示出版,2006),第二章,頁 42-65;《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新北:八旗文化,2018),頁 354-378。另承為本書撰寫導讀的中興大學助理教授范姜士璁先生賜教,拜占庭雖然確實受到中亞猶牧民影響,導入了重騎兵此兵種,但能否就界定為「農牧混合型國家」,仍不無可議。


[7] 在過往的歷史教育中,唐代中國往往被視為「中國」王朝的突出代表,不過近來學者發現,活動於八世紀北亞的突厥與回鹘,均用「拓跋」一辭稱呼唐帝國,即突出其鮮卑根源,顯然是將其視為另一草原勢力,見森安孝夫,《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新北:八旗文化,2018),第三章,〈唐朝的建立與突厥的滅亡〉,頁 150-202。

[8] 儘管有學者主張,唐代律令制的實施範圍及於州縣之外,但筆者更同意臺大歷史系教授甘懷真先生的意見,認為律令制僅在郡縣使用,相關辨析見其〈從《唐律》化外人規定看唐代國籍制度〉,《早期中國史研究》,3:2(臺北,2011),頁 1-32。


[9] 以具有齊頭式平等精神的均田法及租庸調為例,大約至七、八世紀之交,即已因為作為其分配、課徵根據的戶口調查,需投入太高的行政成本而難落實,從而出現種種隱匿浮報、名實不符的情況,迫使政府開始在均平原則之外,擬定其他課稅標準(如土地大小、財產多寡),以彌補財政上的缺失,這大抵便是後來兩稅法的前身。詳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隨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三篇〈論唐代的變化〉,頁 244-300。


[10] 唐代文獻中的「胡人」,主要是指蒙古人種阿爾泰系的突厥人、高加索人種伊朗系的粟特人,乃至二者的混血。


[11] 有別於過去僅從政治鬥爭角度闡釋安史之亂成因的成說,晚近學者更多注意到在此亂背後的族群因素,見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化》(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266-291;森安孝夫,《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第七章,〈回鹘的登場與安史之亂〉,頁 310-346。


[12] 可見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1977),〈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頁209-226;Shao-yun Yang, The Way of the Barbarians: Redrawing Ethnic Boundaries in Tang and Song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pp. 3-29。這個變化鮮明地反映在杜甫詩中,見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思想史中的杜甫〉,頁 232-234。


[13] 著名的歷史學雜誌 Past & Present,在出刊於 2018 年的第 238 卷特別策劃了「全球中世紀」(the Global Middle Ages)專號,邀請諸方學者針對公元 1000 年前後的各區歷史作了饒富興味的比較和匯通。而在該卷導言中,主編特別談到晚近西文學界對「全球古典時期」(Global Antiquity)、「全球古典晚期」(Global Late Antiquity)等概念均展開了嘗試性的探索,見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Middle Ages,”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 Present, 238, (2018), p. 8.

文章資訊
作者 黃庭碩
刊登日期 2021-09-26

文章分類 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