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和平一個機會，讓世界不再被報復宰制──《憤怒與寬恕》

從復仇女神到慈善女神

在悲劇作家艾斯其勒斯（Aeschylus）的悲劇三部曲《奧瑞斯提亞》（The Oresteia）尾聲，雅典發生了兩項重大轉變，其中一項對後世來說耳熟能詳，另一項卻常被忽視。

第一個轉變，是女神雅典娜將法律制度引進了城邦，設立法院、以理性論辯與證據程序，藉以取代看似永無止盡的流血報復。她宣布從此之後，殺人罪將由法律解決，不再由復仇女神處理。但後者也並非永遠離開，雅典娜說服她們加入城邦，使她們享有榮譽，肯定她們對法律制度、城邦健全未來的重要性。

後來的人時常將此情節理解為「法律系統必須容納、尊重黑暗的復仇激情」，也就是說，復仇的、應報式的激情依舊存在，只是舊瓶裝新酒，在法律的限制、暗處中蠢蠢欲動。

但這樣的解讀忽視了第二項轉變，也就是復仇女神本性、行為轉變的描寫。在《奧瑞斯提亞》結尾中，復仇女神禁止了所有非必要的殺戮，並宣稱每個人都應關愛彼此，外貌似乎也從原先恐怖噁心（眼睛滴下可怕的汁液、口中吐著嚇人的風），轉變成「挺立前進」的樣貌。從此開始，復仇女神不再是可怖的、野獸般的存在，而成為了所謂的仁慈之人（即慈善女神，Eumenides）。

《憤怒與寬恕》一書的作者瑪莎・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從這兩項轉變出發，開始了她在這本書的討論。納思邦為芝加哥大學恩斯特・弗洛恩德法律與倫理學傑出貢獻教授，論述橫跨了法律、政治哲學、倫理學領域。其也積極地投入公共議題的討論，如經濟發展問題及性別平等、社會正義與動物保護，皆有所論述。

而本書既可視為納思邦延續其在《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和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的關注，對「情感」價值的進一步探討，也可當作是在《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爬梳人們的噁心、羞恥等情感在法律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其造成的影響後，轉向關注「憤怒」、「寬恕」這兩種「情感」的歷史及當代脈絡。

納思邦從艾斯其勒斯的戲劇中得到了靈感：政治正義可以讓個人與公共領域的道德情感持續改變。她也認為，政治正義所關注的不是永遠無法扭轉的過去，而是創造未來的福祉與繁榮。正義體制內的課責（accountability）不應該、也不再是憤怒的、應報的情感，而是為了保護我們對當下、未來生活的評估。

在這個基礎之上，納思邦提出了另一個更深入的主張：「憤怒」在理論層次的討論上是有問題的。（如下文三種道路的討論）她所指的憤怒，在概念上不只包含因為某個人、某事物受到嚴重傷害的情緒，也包含一種想法上的認定──「讓做出不好結果的行為者，承受某些不好的後果」是好的──並將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的憤怒，都納入她的分析之中。

除了憤怒之外，納思邦亦討論「寬恕」，因為我們正活在一個「道歉與寬恕的文化」裡，同時，「寬恕」也可能是我們面對壞事、不義之事的態度。在本書中，納思邦檢視當代和歷史上將寬恕視為核心政治價值、個人美德的主張。她問道：如果我們不該憤怒，那我們應該選擇寬恕嗎？《憤怒與寬恕》一書，就是她的回答。

「憤怒」的三種道路

納思邦認為，要「憤怒」通常會走向三條道路：一是地位之道，認為加害者造成的傷害是對被害者、他人的侮辱或貶低，而貶低、羞辱加害者可以回復「地位」；二是償還之道，加害者付出某種代價，使得加害—被害者之間的關係反轉；三是轉化之道，從憤怒過渡到展望未來的福祉。但她說，前兩者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首先是地位之道，納思邦認為，這並不適合於將互惠、正義視為重要價值的社會。將重點放在「貶低、羞辱加害者」，來改正被害者受創的「地位」，容易讓我們的注意力從被害者所真正受到的痛苦與創傷移開，雖然後者才是真正需要處理的。

至於償還之道，納思邦承認，我們在看到壞人受到懲罰，也就是得到「公道」時的確會有滿足感（她稱為「解脫」），而這種加害者付出代價的心理功能，也可能是基於演化、或者文化建構而來，但她說，「不能因為文化教導能建構情感便輕易擁抱幻象」，因為我們很快就會從生命中醒悟：懲罰並不能讓死者復活、或讓既有的痛苦消失，就像懲罰性的離婚也不能修復死去的愛情。納思邦說，即使報復加害者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也不應該做為我們立法支持這種殘酷且惡意偏好的理由。

但為什麼純粹的快樂並不能提供立法的理由呢？納思邦回應道，我們可以從許多壞事中得到快樂（種族歧視、家暴、虐童）；也可以從許多愚蠢的想法中得到快樂（認為人的魂魄可以附在貓上），但這些快樂不應當作為規範評價時的考量。納思邦應是認為，「快樂」並不能獨立作為理由：就像我們在論證基本權利時，以「多數人」會對此感到快樂，作為剝奪少數異議者保障的理由，這樣的對快樂的考量，似乎是奇怪的。

那該怎麼辦呢？納思邦建議，我們應當將關注焦點擺在創造未來的福祉。她認為，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憤怒後，發現自己正在憤怒，然後一笑置之，怒氣就會消散，接著便會開始展望未來：我們該如何繼續生活在一起？此時便會將憤怒過渡成展望未來的福祉，納思邦稱此為「轉化」。

總而言之，納思邦認為，對一個理智、不會過度焦慮且不只注重地位的人來說，憤怒中的應報或償還的概念只是短暫的夢或浮雲，很快就會被更理智的個人思考與社會福祉給驅散。

寬恕的系譜學

而本書在「寬恕」的部分，納思邦則利用猶太教、基督教的歷史脈絡，理解「寬恕」在其中的道德角色，提出她認為更好的、能夠脫離歷史軌跡的替代方案。

她指出，在聖經裡有著兩種寬恕：交易式的、無條件的寬恕，前者連結到教會懺悔的儀式、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認罪、道歉、祈求、懺悔、反省；後者則是無條件的、直接的寬恕，展現在〈馬太福音〉耶穌在臨死前的呼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納思邦認為，交易式的寬恕仍然犯了上述憤怒的謬誤：將償還、羞辱認為是平衡、正當的行為，可以補償其所造成的痛苦，儘管這樣的贖罪與規訓可以創造有道德、符合道德的人（如尼采觀察的，一種道德的內化），但仍然與憤怒一樣，存在著謬誤。

那無條件的寬恕呢？納思邦說，它所關注的仍然是過去，而非轉化。它也許可以消除通往未來的障礙，但無法指引未來。它也可能讓人覺得自己道德上勝過他人，並招來同前述的地位、償還的錯誤。例如〈羅馬書〉中，保羅表明：「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儘管是呼籲無條件的寬恕，但保羅其實強調了上帝說的「伸冤在我，我必討回公道。」信徒的寬恕是為了讓路給上帝的怒火。而這種無條件的寬恕，僅管看似抹消當下事件的錯，卻沒有進一步地提及未來該如何。

最後，納思邦觀察到，在經典中存在著一種「無條件的愛」，而這種態度也是她所主張的：例如〈馬太福音〉裡的「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種愛脫離審判、認罪、懺悔以及放下憤怒，也帶著慷慨，讓我們能夠朝向未來，納思邦說，這種態度並不是問「誰受了最大的痛苦」，而是問「該如何才能得到和解。」

小結

納思邦在本書中旁徵博引，包含古希臘詩歌、神話、宗教經典、乃至音樂文本，當代的小說及詩歌，追及宗教、哲學、倫理或法學等領域，為「憤怒」與「寬恕」的情感價值賦予歷史根源，並將其放置於不同的脈絡中討論，以不同的角度反覆探討同樣的概念，除了核心論述的融貫性之外，識者應能於有興趣的領域各取所需

值得注意的是，納思邦並未告訴我們，該如何棄絕論理上有問題的憤怒、交易式的寬恕，並讓自己轉化與昇華。許多人常這樣說，「當你家人被殺死時，你還能如此冷靜嗎？」如納思邦自己說的，「憤怒」在演化上、在文化上，也可能是帶有意義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抑制心裡原始的、復仇的欲望（像復仇女神蠢蠢欲動），該如何成為她主張的，更好的人？

《憤怒與寬恕》一書，就好像是一本「如何成為更好的人」百科大全，儘管她沒有告訴我們為何人要變得更好，但它仍以理性的、溫和的論述不斷地嘗試說服其對話的對象，告訴我們「這樣的世界難道不會更好嗎」、「你難道不會想變得更好嗎」。

不過，雖然納思邦提出無條件的愛與慷慨的概念，但為何它們很重要、它們如何使人面對過去已經造成傷害的過錯、如何造就未來的福祉，卻沒有太多的論述。也就是說，為何無條件的愛與慷慨，能夠讓我們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一書中，提出了「寬恕」與「承諾」的概念，似乎能提供部分的解釋：

鄂蘭認為，「寬恕」是嘗試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並且在似乎不再可能開創新局的地方，成功地打造一個新的開始。其真正的力量體現在「愛」之中：「愛雖然是人類生活裡罕見的事情，卻具有無可比擬的自我開顯的力量，愛是完全無世界性的、不在乎被愛的人是什麼，無關他的特質和缺點，更不用說他的成就、缺陷和過犯。」鄂蘭似乎也認識到「愛」相較於「寬恕」，是更進一步的、能夠讓我們面對過去、試圖「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這是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的部分；

另一方面，鄂蘭提到，「承諾」可以消除局部的不可預測性：當人們集結在一起「一致行動」，就會產生力量，而若四分五裂，力量就會消失。而讓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諾或契約的力量。承諾可以在「不確定的大海上」打造「可預測性的島嶼」。因為這樣的承諾，我們可以面向未來，擁有共同的生活，這是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的部分。

在《憤怒與寬恕》一書中，納思邦所提出的「無條件的愛與慷慨」，對鄂蘭來說，也許就是「寬恕」與「承諾」的綜合體，像是羅馬的雙面神傑納斯（Janus），寬恕（或愛？）讓我們安頓過去，承諾則使我們能在繼續生活在一起。也許這樣，便能如納思邦在結尾所說的，讓世界不再被報復宰制，而能夠「給和平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