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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與歷史,重新認識我們愛孩子的方式──《童年人類學》
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著,陳信宏譯,《童年人類學》,臺北:貓頭鷹書房,2017。
作者:馮涵棣(芝加哥大學比較人類發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你同意下列有關童年的論述嗎?

  • 給孩子一個快樂無憂的童年比什麼都重要
  • 父母一定要盡量挪出時間陪同孩子玩耍遊戲
  • 孩童不應從事任何有酬無酬的勞務,也無須經常性地分擔家務
  • 孩子的學習仰賴父母與幼教專家的指引與教導,越早開始越好
  • 父母應當與孩子維持平等關係、而非權威式的管教
  • 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應聆聽他們的聲音、給他們充足的自主選擇權

童年人類學》既非育兒寶典、亦非為了捍衛兒童福利與權益。作者大衛蘭西教授畢生從事兒童研究,著述等身,田野涵蓋利比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千里達、烏干達、馬達加斯加、美國猶他州摩門社群等地。他是耶魯大學心理學學士、加州大學心理學碩士、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教育部任職數年,協助剛獨立的新國家規劃教育政策。返回美國後,任教於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俄亥俄州托雷多大學等校之教育學院,自 1992 年起迄今為猶他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

本書的動機竟來自同業的「挑釁」。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學教授 Lawrence Hirschfield (1999, 2002)質問既然文化是後天習得而非與生俱來,何以兒童研究在人類學中竟被邊緣化?除了瑪格麗特・米德(雖然嚴格說來她探究的是薩摩亞與新幾內亞等地的青少年而非童年),人類學家彷彿「嫌惡」兒童似的鮮少以孩童為研究課題。少數既存的人類學兒童研究,重點非兒童本身,而是替成人行為尋求弗洛伊德式的源於童年經驗之解答。大衛蘭西鉅細靡遺搜尋文獻以茲回應:(一)人類學究竟有無兒童研究?(二)若是有,人類學的兒童研究貢獻何在?

從第一筆 1901 年 Franz Boas(米德的老師)在加拿大巴芬島與哈德遜灣從事的愛斯基摩社群研究起,迄今百年間,大衛蘭西共覓得約兩千餘筆關於兒童研究的民族誌資料。為何如此龐大的資料竟彷彿鮮為人知、甚而包括同業?大衛蘭西認為問題出在學者多各自埋首於專攻的村落或「小議題」裡,欠缺參照交流並相互引用,形同孤島,因而顯得支離破碎(fragmented)。

搜得的大量資料來自於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在世界各角落,千辛萬苦地突破語言與文化的隔閡,長期進駐蹲點、參與融入、並觀察紀錄,而得出的在地人觀點之民族誌書寫[1]。大衛蘭西毫不客氣地直搗兒童研究的權威──發展心理學,以「人類學家的否決」揭示對主流發展心理學漠視文化之不滿,並凸顯人類學民族誌研究之強項所在。

比方被發展心理學奉為圭皋的「母嬰依附關係」理論[2](如:「安全型」、「反抗型」、「逃避型」、「混亂型」)以及「教養模式」理論[3](如:「民主型」、「專制型」、「溺愛型」、「放任型」),若非「安全型」母嬰依附或「民主型」教養,就會被判為親職行為不當、孩童未來發展堪慮。

然而人類學家的民族誌研究卻發現這些理論「放諸四海皆不準」,因為它們不僅囿限於歐美社會、且還是資產階層的產物[4]。這些斷章取義、充滿種族優越感之「怪異(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理論連是否能適用於歐美社會的少數族裔、移民或勞工階層都令人存疑。而發展心理學家慣常使用的實驗、測驗或問卷等演繹性質的研究方法,在絕大多數的社群根本窒礙難行

相較於其他靈長類動物,人類的哺乳期並不算長,因此繁殖較易。然而人類離乳之後,卻無法如同其他動物立即脫離母體、獨立生活。這段大器晚成多出來的人類童年期究竟目的為何?意義何在?如何在這段時間內習得生存與繁殖必要的技能與知識、成為成熟的個體與融入社會群體的文化成員?

本書的副標題是大衛蘭西從人類學與考古學文獻中歸納出來三種對待兒童的態度:(i)純潔無邪、天真可愛、猶如無價之寶的「小天使(cherubs)」;(ii)具有價質、可換取勞力或財物的「私有財產(chattel)」;以及(iii)難養、礙手礙腳、猶如惡靈附身的「調換兒(changelings[5])」。大衛蘭西恣意穿梭於不同時空與不同文化的兩千多筆資料中,彷彿毫不費力似的信手拈來因這三種不同兒童觀所建構出的不同童年期經驗與意義。

世上絕大多數社會是老人治理社會(gerontocracy),資源、利益與關注皆以長者為優先。嬰兒出世後,人格遲至數月、甚至數年後才會授予(delayed personhood)。全村皆可替代母親分擔照養責任,但成人並不參與兒童世界,既不做孩子的玩伴、也不直接教導。孩童透過同儕、兄長的帶領,觀察、模仿、並積極參與跑腿帶信、洗衣煮飯、牧牛放羊、照顧弟妹等遊戲、工作與習藝交雜的「雜務課程」,逐漸無縫接軌地鍛鍊成為被社會採摘、接納的成人。

僅有少數的文化社群是幼兒至上(neontocracy),嬰孩一旦出世、甚而還在母胎中,尚未成熟就已被採摘、接納。他們接受「專家認可」的課程以及學校教育,而非由生活中學習。成人深度涉入且規劃管理孩童世界、不期求孩童以勞力換取所享受的資源,但卻又熱衷於為他們「賦權」、讓他們感受充足的自主選擇權、好得以擁有快樂且富足的童年。

然而歷史的回顧提醒著我們,當今後工業社會對脆弱小天使的種種呵護並非自古以來皆如是,因為即便富裕社會如美國,直到二十世紀初,童工還依然是紡織廠、罐頭廠裡勞動力的重要來源。而當今儼如不可或缺的學校教育,在歐美社會也不過是近百年才有的事。早期的學校教育中,家長不願失去勞動力、教師鞭子不離手、學生的時間多耗在背誦與抄寫。直到二十世紀之後,「讓學習成為孩子感興趣的事」之改革派思想才終於紮根。

不斷地比較與對照這些童年觀,並非為了二分化「他們」versus 「我們」,也並非理想化「高尚野蠻人」,更不是演化論似的譬喻「落後」的「他們」終將變成「進步」的「我們」。大衛蘭西企圖的是打開讀者的視野,用更寬廣的「文化觀」與更縱深的「歷史觀」檢視並省思我們所捍衛的「常模」行為、所執著堅守的信念(例如本文一開頭所列舉的童年論述)是否當真理所當然。

本書二版發行後,一篇刊於紐約時報由作家、記者 Michael Erard(2015)所撰寫的重量級書評,令此書洛陽紙貴[6]。Michael Erard 聲稱此書是初為人父人母者唯一需要的一本書。初為父母時最易感受到撲面而來、相互競爭的各式嬰幼兒商品廣告、以及各種育兒專家的學說流派。所有的育兒寶典徒增更多不能輸在起跑點上、應當從零歲開始的沉重焦慮與壓力。唯有此書,它透過文化與歷史的「照妖鏡」,令人方知原來我們所崇尚的一切也不過是「奇風異俗」罷了。這樣的視角有助於將我們的育兒行為與信念脈絡化於特定的時空與文化架構裡,這樣的覺悟令人放鬆。

本書榮獲 2015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 Choice 期刊所選出的傑出學術著作獎(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譯者陳信宏先生是翻譯界的老手與高手,信、達、雅兼具的譯筆,讓本書中文版流暢易讀。本書不僅是讓一般讀者得以明白人類學家對兒童研究的重要貢獻,它豐富周延、猶如百科全書的參考書目也惠及所有不同學門研究兒童的學者。

可有遺珠之憾?當然有,大衛蘭西教授依然持續添補中,將會於未來的版本再行擴充。他也期許人類學家持續從事嚴謹紮實的民族誌田野研究探索不同文化中的多樣貌童年,即便研究身陷戰亂、疾病或貧窮的孩童,人類學家也應嚴守追求實據的科學研究者、與促進兒童權益的兒福推動者之間的分際,且學者應加強彼此串連、以合力建造穀倉的精神拓展足以流傳千古的「大議題」,好讓「童年人類學」得以真正成為與「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並駕齊驅之人類學分支。


[1] 關於對人類學民族誌田野的說明與省思,可參看林開世 2016。

[2] 可參看Ainsworth et al. 1978。

[3] 可參看Baumrind 1971。

[4]其實心理學家對這些主流理論也有省思,比方德國學者Heidi Keller以歐洲與非洲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駁斥依附理論,因為「安全型」依附的母嬰與人際關係所反映的僅僅是強調個體獨立性的歐美主流文化價值罷了,而較重視紀律的德國母嬰依附關係也與Ainsworth研究裡的美國巴爾的摩模式不盡相同(Keller 2013; Keller and Bard 2017)。Ruth Chao (1994, 1996) 則以美國華裔家庭的研究批判教養模式理論。中產階層華裔父母怎樣施測都屬「專制型」教養模式,然而他們的孩子卻也一再測得社會與認知發展正常、甚至表現優異。這樣的矛盾造成理論解釋力與預測力之失效,原因出在教養模式的理論與量表設計源於維多利亞時代清教徒精神之文化背景,並不適用於受儒家思想影響、注重家庭與親子關係的華人文化。大衛蘭西在書中也提到耶魯法學教授蔡美兒的育兒回憶錄《虎媽的戰歌》所反映的華人文化面向。

[5]此英文字彙的典故出自中世紀歐洲,對於患有先天殘疾或發育遲緩之異常孩子,就說是惡魔或精靈將人類嬰孩偷偷換走之故。異常孩子的消失或是過世,則是因為惡靈拒絕將調換走了的人類嬰孩帶回來,這樣的說法有助於減低父母所需擔負的責任與罪惡感。

[6] 由於此書太受歡迎了,大衛蘭西教授應出版商(劍橋大學出版社)之邀,將他過往刊於心理學雜誌 Psychology Today 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Raising children: Surprising insights from other cultures (2017),成為《童年人類學》的姊妹書。

*參考資料:

Ainsworth, Mary D. S., Mary C. Blehar, Everett Waters, and Sally N. Wall.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Baumrind, Dianna.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1, Pt.2): 1-103.

Boas, Franz. 1901. “The Eskimo of Baffin Land and Hudson Ba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5(1): 1-370.

Chao, Ruth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 1111–1119.

Chao, Ruth K. 1996.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 mothers’ beliefs about the role of parenting in children’s school succes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 403-423.

Erard, Michael. Jan. 31, 2015. “The Only Baby Book You’ll Ever Need. The New York Times.

Hirschfeld, Lawrence A. 1999. “L’enfant Terrible: Anthropology and Its Aversion of Children.” Etnofoor 12(1): 5-26.

Hirschfeld, Lawrence A. 2002. “Why Don’t Anthropologists Like Childre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2): 611-627.

Keller, Heidi. 2013. “Attachment and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2): 175-194.

Keller, Heidi, and Kim A. Bard, eds. 2017. The Cultural Nature of Attachment: Contextualizing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林開世,2016。〈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類學刊,第84期,頁7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