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在棒球的世界裡沒有這回事──《臺灣棒球一百年》

棒球是臺灣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也是在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現代運動之一。自日治時代初期，棒球就隨著殖民者進入臺灣，歷經超過百年的演變，如今，它被稱為臺灣的「國球」，與國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緊緊糾葛。

不僅僅如此，棒球在臺灣的發展史，其實是了解運動全球化、跨國資本運作、與（美、日）文化帝國主義和在地文化交織的絕佳例子。在學界，已有幾本以臺灣棒球史為主題的英文專書，包括臺灣學者盂峻瑋所著的 Playing in Isolation：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2007）和 Andrew Morris 所著的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2011）。

謝仕淵著作的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以臺灣大眾讀者為對象，以淺顯易懂的文字，通盤介紹臺灣棒球的歷史，從日治時代臺灣人的棒球初體驗，到二十一世紀初，美、日職棒成為球迷的焦點、頂尖球員追尋夢想的目的地。

對讀者來說，不論是想更深度了解電影《KANO》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意義，想回顧在 70 年代對威廉波特少棒的瘋狂及了解其背後的國族論述，或著迷於陳金鋒、王建民、陳偉殷等旅美好手的身手，或只是單純地想知道棒球如何在臺灣生根茁壯，這都是一本可以輕鬆閱讀的一本書。

運動、文化與政治

要了解臺灣棒球的發展史，首先必須有一個基礎的概念：「運動」（sports）絕非僅僅是運動而已，運動場上發生的事情，和運動場外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乃至於國際上的政治角力，都有密切的相關。大英帝國在大幅擴張殖民地的時期，將「現代運動」的概念傳播到世界各地，也造成板球、橄欖球、足球等發源於英國的運動成為在全球流行的運動。更重要的是，殖民者利用現代運動「規訓」的特質和文化同化的潛在功用，進而幫助殖民統治的成功。

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棒球就被賦予類似的功用。書中提及，1920 年代以後的同化政策，意圖讓臺灣人在文化特質上更接近日本人，而棒球作為日本文化的一環、原為殖民者（日本人）專屬的休閒活動，慢慢地開始推廣給被殖民者（臺灣人）。這樣的策略，讓臺灣人開始接觸棒球，而 1931 年遠征日本、一舉拿下甲子園亞軍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因為是少數由多民族（日本人、漢人、原住民）組成的球隊，三民族同心協力、獲取成功的故事，尤其在霧社事件發生後，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

2014 年上映的電影《KANO》，重新喚起這一段歷史，更重要的是，就如同電影敘事的詮釋和政治脈絡息息相關，現代運動、殖民主義、以及殖民地的族群關係，也有相當程度的連結。在這個歷史脈絡下，《KANO》的故事說出殖民統治者的觀點：即使在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下，族群和睦是有可能的。

二次大戰後的臺灣，棒球的發展也與政治情勢密切相關。本書點出「本省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籃球」的族群分野，也指出在 1960 年代後期紅葉熱潮之前，棒球運動不受主政者重視的事實。籃球顯然是政府較願意挹注資源運動，標準設施的籃球場在臺北一個接一個建起來，打棒球的場地卻只有新公園、臺灣大學操場等設備簡陋的大空地（頁 143）。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包括籃球隊員可以將昂貴的牛奶當飲料喝，練棒球的則是「有杯茶水喝就很高興了」（頁 144）。儘管棒球已是本省族群非常受歡迎的運動，資源、權力分配不均，加上棒球源於日本，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並非國民政府願意大力推動的活動。

歷史的發展在 1960 年代後期轉了一個大彎。紅葉棒球隊、金龍少棒、之後持續二、三十年的威廉波特和三級棒球風潮，徹底改變了國民黨政府對棒球的態度，打下棒球被稱為「國球」的基礎。1968年，紅葉棒球隊擊敗被誤稱為「世界冠軍」的日本關西聯隊，引爆風潮，也成為「中華國族棒球」的起點（頁 203）。次年，「金龍少棒」初次參與世界少棒聯盟主辦的少棒錦標賽，就一路挺進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Williamsport）舉行的決賽（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拿回冠軍。

時值臺灣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少棒熱的政治意義更形重要，棒球也從被政府刻意忽略、只有本省人玩的運動，轉而成為國民政府挑起民族情緒、「復興中華文化」、拉攏海外華僑的必要手段之一。

本書詳細勾勒出這段臺灣人瘋少棒、熬夜看棒球的集體記憶，也指出一段現在少有人記得、卻很重要的插曲：當年在威廉波特的場外，支持國民政府的觀眾和海外支持臺灣獨立的團體相互較勁，「臺灣獨立聯盟」以小飛機掛著「臺灣獨立萬歲 Go Go Taiwan」的布條飛越球場上空，國民政府則以「Go Go China」的標語宣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正統性，也開始運用資源動員僑胞助陣。球場邊對國家認同的競爭，甚至到了暴力相向的程度，引起美國媒體的關注。

如果說威廉波特是「中華國族棒球」的起點，我們也須了解，反抗的力量從一開始就存在，威廉波特的賽場，對於被打壓、監控的臺獨團體來說，是少數可以發出一定聲量的意識形態戰場。棒球引起的國族認同，並不是一方說了算，臺灣百年的棒球史，充滿了不同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的拉扯角力，恰是一個「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絕佳反例。

比較可惜的是，本書並未提及臺灣在 70、80、90 年代的三級棒球霸權（自 1974 年開始，多次囊括少棒、青少棒、青棒「三冠王」），其實是建立在超齡、作弊、和各種違反世界少棒聯盟規則的前提之上。從組隊方式，到球員的年齡和資格認定，都有許多令人質疑之處[1]。臺灣的球隊不僅僅贏球，幾乎場場是一面倒，懸殊的差距讓世界少棒聯盟派員來臺調查，更一度促使主辦單位在 1975 年禁止所有外國球隊參與。這些重要的事實，本書並未觸及。

作者提及小球員必須面臨的極嚴酷的軍事化訓練，一心求勝，無法真正享受打棒球的樂趣，以及場邊的賭博、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國族與金錢深深糾葛著臺灣棒球，時至今日，這仍是我們沉溺於棒球激情之外，必須理性看待的問題」（頁254）。確實，這些陰暗的歷史預告了二、三十年後的職棒簽賭、放水事件，國族認同和棒球的關係，儘管經過歷史的轉化，也從來沒有消失。

男性觀點的棒球史

另一個可以更為深入討論的面向，是棒球的性別論述。本書主要是以男性的運動經驗出發，女性棒球史僅僅佔了幾頁的篇幅。另外，在描述 1974 年的「臺灣省女子少棒邀請賽」這段歷史時，並無法跳脫出性別刻板印象和「生理差異」決定一切的思考。

作者指出，這唯一一屆的女子少棒賽失誤多、水準低，主要是因為女性生理條件不若男性、腳步較慢，如果能將球場的大小調整，「將之與女生生理特質相呼應」，比賽或許會精彩許多（頁 236）。這樣的說法看似合理，但顯然其他因素，例如這些球隊倉促成軍（「訓練不及百日」）、大部分球員在訓練時間和量都不夠的情況，如何和長期接觸棒球的男生相比？

確實，競技運動是少數明確二分、隔離「男性」與「女性」的場域，然而僅僅以「生理」差異或限制來論斷女性的運動能力，在女性主義思潮開始發展後，已受到相當的挑戰。應該探討的問題，並不是男女「天生條件」如何不同，而是社會和文化如何形塑男生與女生的運動經驗，進而強化、合理化兩性差異和性別不平等。棒球確實是以男性為主要參與者的運動，但並不是因為女性的「天生條件」不適合打棒球，整體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不同期待，和制度上的限制，才是主因。

總結來說，這本新版的《臺灣棒球一百年》記錄臺灣棒球百年來的人、事、物，也揭露了棒球是如何鑲嵌在臺灣的殖民歷史和國族認同的爭論中，適合關懷棒球、關懷臺灣歷史的讀者細細品讀。

[1]世界少棒聯盟規定，參與的球隊以社區球隊為原則。然而，臺灣代表隊往往集結全臺各地菁英，以轉學、轉校等鑽漏洞的方式組成「全明星隊」參賽。另外，由於當時臺灣的出生登記不準確，晚報戶口是常有的現象，也造成許多「合法超齡」的球員參賽。詳見Yu Junwei, 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曾文誠、盂峻瑋著，《臺灣棒球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