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外國人在中國買書，是一項違法的行為？

買書，犯法嗎？

書籍是極其特殊的「物質」，乘載「文化」與「知識」，卻又能夠是充滿「商業考量」的貨品。人們熱衷於裝禎精美的逸品，傾力蒐羅名家著作的全秩，這些由薄紙組合而成的文字串聯，自問世以來吸引無數讀者的目光。

滿載知識的容器是開啟智慧之門的鎖匙，也是推翻主政者的利器。回顧歷史，管制書籍，箝制思想的政策屢見不鮮。以臺灣近代史為例，警備總司令部的出版審查並不是時日久遠的故事。主政者始終警戒著薄紙上的文字，擔憂藏在書籍裡的知識與政策牴觸，誘發反政府的思潮，於是利用公權力規範出版事業。這是人性使然，仔細深思，卻也是人類史上最驚悚的作為之一。

然而，執政者對書籍的戒慎恐懼是近代僅有的光景嗎？

清康熙年間（1662-1722）的朝鮮人，是檢驗這個設問的好題材。這些肩負外交使命的朝鮮貢使，在兩國之間往來如織。他們對書籍的狂熱渴求，為我們提供一道窗口，窺探朝鮮人在中國的購書活動，究竟是獵取知識的雅趣，還是關乎國際政治的攻防？三百年前的跨國書籍貿易同樣牽涉「政治問題」嗎？本文以下將深入朝鮮人在北京的書籍貿易，檢視紙張裝訂的瞬間，夾帶多少意想不到的問題。

愛書之人

朝鮮王朝（1392-1897）自立國以降，外交政策以「事大字小」為宗旨，[1]也就是服侍大國「中國」，與之極力交好。長期以來，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受地緣政治影響，被幾個大國包圍，可說是四戰之地。有意識地與大國聯合，是國際政治的有效策略。因此朝鮮國的創立者李成桂（1335-1408）在軍事政變成功之後，很快地向大明朝廷輸誠，此後成為明朝「朝貢冊封體系」的一員。

加入朝貢冊封體系後，朝鮮服膺以「大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遵循一套規則辦理外交事務。[2]按照慣例，朝鮮必須向中國連年派遣使節團，代表朝鮮國王致贈貢品，敬賀中國皇帝及其親屬的生日，表達問候。因此來回於朝鮮國首都「漢城」，與明朝、清朝首善之都的「北京」之間，絡繹不絕的朝鮮人是四季如常的光景。

為了彰顯朝鮮的國力，使臣往往揀選嫻熟漢文詩賦的官員。在明代，這些自小研修儒學典籍，以中國經典為宗的朝鮮讀書人，大都將出使中國視為「朝天」，也就是朝見天朝。朝鮮使者的中國旅行像是驗證所學的測驗，他們回到最熟悉的異國，見證並帶回最新的中國文化。

倘若票選朝鮮人最喜歡的「中國禮品」，書籍肯定名列前茅。儘管中國文化傳入朝鮮後，經過有選擇的「在地化」，而非全盤移植；對朝鮮人而言，中國書物始終是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商品。書籍堪稱是可移動式的中國，兼具美觀與智識，邀請朝鮮使者購回故鄉。

在中國讀書人眼中，朝鮮人以「愛書」聞名。朝鮮使者許筠（1569-1618）是個好的例子，他於明萬曆四十二、四十三年（1614-1615）出使中國期間，共購買四千餘卷的書冊，這是極其驚人的數字。[3]自然四千餘卷的規模極為罕見，許筠可能是唯一以個人的身分，購取如此多書冊的案例，卻也透露朝鮮人的「好書之癖」多麼深著。

中國的士大夫姜紹書（活躍於明末清初）曾說：「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值﹞購回。」[4]姜紹書指出，朝鮮人熱愛書籍，凡是使者來中國，不論是舊書新書，或是小說，朝鮮貢使均願意重金購回。

清代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禛（1634-1711）也說：「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5]朝鮮人不僅愛書出名，也因為「願擲重金」而令中國讀書人印象深刻。尤其王士禛強調朝鮮使者多方索求宋元兩代的文集，這兩朝的出版品一直是古籍市場的明星，顯見朝鮮客人不是浪擲元寶的土豪過客，而是頗具收藏眼光的異域遠邦獵書人。

供需法則

朝鮮使者對中國書籍的狂熱，不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喜好，同時須考量朝鮮官方的態度。朝鮮以儒學立國，為了懲治高麗末期各擁私兵的情況，銳意「以文治國」。在這樣的情況下，典籍，尤其是來自中國，各種關於儒學、歷史、文學的經典著作，愈顯重要。

早在 1421 年，朝鮮世宗（1397-1450）就曾命令臣子向中外購書，並頒布賞令，主動呈納圖書者可得到布帛，甚至授受官爵。[6]三十年後（1451），朝鮮文宗（1414-1452）又曾計畫，派遣嫻熟中文的官員申叔舟（1417-1475）前往北京，購求書籍。[7]這個現象一直持續不斷，至 1515 年，朝鮮中宗（1488-1544）希望宮中「無書不藏」，方法同樣是命令往返中朝的使者，「廣求書籍以來」。[8]

綜觀朝鮮國自十五世紀以降，種種由國王發出的「求書令」，得見朝鮮內部對書籍的深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求書的對象雖然也包括國內的士大夫，但「中國」始終是最主要的目標。審視朝鮮人在清康熙年間的購書活動，必須注意該國內部的因素，並意識到朝鮮有著淵源流長的「中國求書傳統」。

書籍禁令

正是在朝鮮官方的刻意鼓舞，以及科舉、儒學傳統的加持之下，搭配朝鮮貢使連年進京的機遇，造就這麼一條書籍之路。朝鮮方面固然藉此獲得諸多珍本秘笈，但這條管道實際上始終是藏於地下的非法途徑。事實上朝鮮與中國的書籍交流，除卻中國官方特別致贈的書冊外，朝鮮人絕大部分的購書活動，都是在違反官方的明文禁令下暗中進行。

想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時至今日，各國無不努力將自己打造成「文化強國」，向海外輸出本國文化。如果有外國願意大規模進口本國圖書，相信均是大表支持。然而中國自近世以降，官方卻是有意識地管制書籍出口，尤其是關於天文、地理、歷史的作品，法禁森嚴。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出使中國的崔晛（1563-1640），曾記下「中原禁物」、「書冊禁物」，後者就提及「天文書」、「地理書」，以及「諸史記」，也就是史書。[9]

規範天文知識，肇因歷朝歷代的民間動亂，多以附會天象異變，藉此神道設教，強化自身的合法性。循著這個思路，中國官方深恐百姓掌握「天文」、「兵法」、「陰陽」相關的學問，元代開始選派陰陽生，明清設置「欽天監」，就是借公權力消除任何萌生叛亂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出口的書籍種類還涵蓋歷史、地理，且一直延續到清代。根據康熙年間頒布的《大清會典》，順治年間（1644-1661）就曾明令朝鮮使者「不許收買史書」。謹慎起見，又規定朝鮮貢使在北京的居所「會同館」的鄰近居民，如果代外國人收買違禁貨物，一律問罪，發配邊疆。至於接待朝鮮人的外交人員，也不許將違禁貨物，私相交易。[10]由此可見大清的法律，在管制書籍出口方面非常嚴格。

朝鮮的突圍：大買書運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然明代的許筠都能在北京獲致四千卷書冊，表示明清兩代種種禁令條法，總有漏洞可鑽。朝鮮人突圍的辦法不外乎二種，一是直接避開監察體系，走私書籍；一是與官方合作，用更高的代價購書。這兩種方式有時重疊，有時交替使用，為朝鮮人大買特買的購書行程，創造規避法律的灰色地帶。

朝鮮使節團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會同館；因為位於玉河橋旁，又稱作玉河館，按例由位秩僅「從九品」的「序班」接待。礙於會同館的門禁森嚴，這些與朝鮮使者朝夕相處的底層官僚，正是朝鮮貢使買書的突破口。序班的工作一如其名，至多是維持朝堂禮儀，或是涉及外交事務的底層人員。對於這些永無升遷可能的人而言，既然沒有更上層樓的機會，能在工作之中賺得意外之財，自是難以拒絕的誘惑。

明萬曆二年（1574）出使中國的許篈（1551-1588）即表示，使節團成員購買不少禁物，「諸如史記等冊，皆中朝不許出境者」。朝鮮人為了讓偷渡貨物回國，必須向序班支付「過關人情」，也就是賄賂有關人等，方得無事。[11]即使明清鼎革，清代的朝鮮使者求購書籍時仍舊離不開序班，往往是由序班提供書籍的第一卷當作試閱，若有朝鮮人喜歡的，由序班擔任中間人，付款後才將後面幾卷偷渡進會同館。

將購書渠道全部倚賴序班，卻導致序班任意哄抬價格，形成資訊、權利不對稱的交易關係。朝鮮使者受制於人的情況在康熙末年逐漸改善，關鍵是門禁鬆弛，乾隆年間出使中國的洪大容（1731-1783）就曾提及：「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遊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間也。清主中國以來，弭兵屬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顯然中國方面執行門禁已久，朝鮮貢使不能離開使館活動。

然而洪大容指出，「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數十年以來，昇平已久，法令漸踈，出入者幾無間也。」[12]至康熙末年，隨著中國內外局勢穩定，對於這些留滯國內的朝鮮人，或多或少也就不再警戒如常，朝鮮使者得以出入各處。得到自由之身的朝鮮人，除沿途四處遊觀外，也頻頻流連書肆街坊。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朝鮮使者李器之（1690-1722）就能夠光明正大地逛大街，隨意便「入一書冊舖子」，還評價到「書冊各種皆具，而板﹝版﹞本不好，無可買者。」[13]與之前的狀況迥然有別。

不僅如此，李器之一路上也曾遇到中國儒生、書商準備好販書清單，向朝鮮使節團兜售。[14]可以說朝鮮使者的購書活動，不論是明代或清代，有無門禁，他們總能透過不同管道以遂其志。有時他們技巧性地進入北京之前，大肆購書，歸程時再取書，門禁問題自然消滅。即使寓居北京期間，與序班的交相賊也能偷渡書冊。禁令的意義在於提高購書成本，實際上無法有效管理。

朝鮮違禁購書事件

秘密總有被發現的一天，正當三藩之亂（1673-1681）越演越烈之際，朝鮮使者照舊通過各種管道，大量收集書冊、地圖集，以及匯集政府公文書的出版品。朝鮮官方意欲藉此探聽中國實情，尤其是那場正在進行的戰事。這次的購書行動在山海關查驗時，露出馬腳，一舉被清人查獲。

對於朝鮮使節團而言，這實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畢竟他們熟諳購書的規矩，且行之有年，經驗豐富。理由可能是此次與序班、查驗官員的價錢沒有談攏，或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查驗逐漸嚴格。不論如何，康熙十六年（1677）的使節團正使吳挺緯（1612-1692）向朝鮮肅宗（1661-1720）報告道：「今番山海關搜驗時，極為苛刻，至於脫衣卸笠，並搜使臣駕轎衣籠，故買來通報冊，至於投火」。[15]吳挺緯一行人畏於山海關檢驗之嚴苛，遂將買來的公文書冊，全部投火滅跡。

儘管吳挺緯已斷然處置，但大清仍搜得「地圖」、「史冊」。清朝方面管理外交事務的禮部認為，朝鮮違禁收買地圖、史書，於是行文朝鮮，要求朝鮮國王說明。[16]這件朝鮮人購買書籍的「小事」，結果是吳挺緯以下的使臣，遭到革職，持有地圖的使團成員慎行健發配邊地充軍。[17]

清朝的懲處沒能嚇倒朝鮮人，在吳挺緯事件的二十年後，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鮮國同樣因為「違禁私買一統志書」，引發兩國的關係緊張。關於清朝查禁史書、地理書的原因，此次禮部官員說得較清楚，該份文件中表示：「一統志載天下山川輿地、錢糧數目，所關甚重。」由此推之，史書、地理書因為涉及「國防機密」，尤其是各種關於地方制度、地理景貌的描寫，也可能為軍事侵略所用，自然需要嚴加管控。

明白這一點，就能理解清朝管制書籍出口，目的與通行國內的策略相同：「維持政權穩定」。讓外國掌握更多自身歷史、地理，或是關涉天文的知識，都是助長敵人更了解自己。

這是與當代國際政治完全相同的博弈心理，只是目標不是製作飛彈的機密文件，而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人文知識。既然如此嚴重，無怪乎禮部提議「應將違禁私買一統志書之內通官張燦革職，發伊國邊界充軍。正使李沉、副使徐文重等，失於覺察，並應革職。」[18]有關人等不是革職就是充軍，這就是圍繞著書籍的政治學，可大可小，端視兩國的關係。

不是秘密的秘密

買書，犯法嗎？這是本文伊始提出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不僅在近代因為思想控制的緣故，購買、閱讀書籍成為罪責；遠在三百年前的中國，外國人也會因為收買圖書而獲罪。書籍不僅是商品，在執政者眼中，更像是箝制人心的利器。如果社會的思想是一陣陣的風，那麼書籍就是引導方向，無形而有形的一股推力。

管制總有漏洞，清朝不願外國人購買書籍，祭出嚴格的法條規範，但朝鮮人與貪圖賄賂的序班、樂於高價販書的中國人裡應外合，無數次偷渡書籍，上演一齣齣「不是秘密的秘密」。他們透過序班搜求圖書，或是在沿路下單，回程取貨，可謂極盡巧思。至康熙末年，門禁鬆弛，朝鮮更肆無忌憚地自行購書。

購書不代表沒有規範，而有所規範也不代表違禁事件不存在。倘若僅將眼光緊盯著法律文書上的條款，以及清朝、朝鮮官方對書籍貿易的屢屢申禁，無法聽到來自底層的聲音。那些位卑權輕的序班，不得志的中國讀書人，以及渴求漢籍的朝鮮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將掩蓋於種種義正詞嚴的宣言下。

最終，清朝始終沒能禁止圖書出口朝鮮，禁令管制永遠存在，但走私偷渡層出不窮。嚴控天文知識，防止民眾叛亂，聽來甚是有理，卻擋不住大清國自中葉後內憂外患不斷的事實。將地理、歷史的知識視作國防機密，卻無法封住所有人的嘴口，以及那顆貪婪的心。有一天，秘密不再是秘密，禁令自然就消失掩沒，成為故事。

[1] 「事大字小」的典故出自《左傳‧昭公十六年》，「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參見左丘明，《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379。「事大字小」指的是「服事大國，愛護小國」。

[2] 必須提醒讀者的是，成員國遵循的「規則」並不完全相同，朝貢冊封體系是一個變動、複雜的存在，行文只是出於便利，一種簡單的概括。

[3] 郭美善，〈許筠與明代文人的書籍交流考論〉，《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卷2期（2008，延吉），頁51-55。

[4]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卷上，〈朝鮮人好書〉，頁3b-4a。

[5] 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6，〈談藝六‧宋元人集目〉，頁387。

[6]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3年3月26日，戊子條。

[7] 《朝鮮王朝實錄》，文宗元年8月5日，庚午條。

[8]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10年11月4日，丙戌條。

[9] 崔晛，《朝天日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冊5，頁350。

[10] 《大清會典》（康熙朝），禮部，卷73，主客清吏司二，朝貢二，外國貿易。

[11] 許篈，《朝天記》，收入《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2001），冊6，頁71-72。

[12]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全集》，冊42，頁60。

[13] 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冊13，頁95。

[14] 僅舉一例，見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冊13，頁188。

[15] 《朝鮮王朝實錄》，肅宗3年3月18日，甲午條。

[16] 事見《朝鮮王朝實錄》，肅宗3年5月7日，壬午條、肅宗3年8月27日，辛未條。

[17] 《朝鮮王朝實錄》，肅宗3年9月16日，庚寅條。

[18]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52，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