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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出版中心於 2014 年開始，出版「臺灣研究先行者」叢書，2016 年 8 月所出版的《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是本系列的第三本著作。2017 年於臺北國際書展所舉辦的「知識，連結大腦與世界」講座，臺大出版中心邀請到本書作者吳永華老師，與東吳大學歷史系陳偉智老師進行對談，從早田文藏出發，探究整個日治時期對臺灣自然史研究的意義。
從野外到圖書館：臺灣的自然史書寫
陳偉智老師開場時，首先回想起他與吳永華老師在八〇年代初識時，吳永華老師還是自然生態的觀察者，後來他的田野漸漸由野外轉向圖書館，投入臺灣自然史基礎史料的整理，陸續出版了包括《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灣植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植物的故事》等書。而陳偉智老師所研究的伊能嘉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也曾是「被遺忘的人類學者」。他與早田文藏的交集，在於他們都是該領域的開創者。陳偉智老師的《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也正是「臺灣研究先行者」叢書的第一本著作。兩位老師透過追索伊能嘉矩和早田文藏的人生軌跡，呈現出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擴張的同時，普世性的知識如何透過大學建制、近代國家知識生產體系累積的過程。
在講座中，吳永華老師為聽眾爬梳了臺灣自然史的發展歷程。臺灣的自然史研究始於 1860 年代，以開放通商口岸後來台的西方人為主。1937 年，博物學者高橋良一將這些人的事蹟寫成〈動物學關係來台外人要覽〉一文，而臺灣本身的自然史書寫則是 1980 年代才開始萌芽。包括已故臺大昆蟲系教授朱耀沂的《臺灣昆蟲學史話》、自然寫作者劉克襄的《探險家在臺灣》、《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等。然而對於研究者完整的傳記書寫依然付之闕如。於是在 1995 年終戰五十年，臺灣社會重新注意到日本留下的遺產時，吳永華老師開始投入臺灣的自然史書寫。
承先啟後的探險家：早田文藏與臺灣植物調查
吳永華老師提到，日本曾選出近代五十位偉大探險家，其中有兩位與臺灣有關──自然史、民族學研究先驅鹿野忠雄，與植物分類的奠基者早田文藏。為何首先選擇為早田文藏作傳，是因為以其承先啟後的地位，非常適合作為認識臺灣自然史、植物學發展的開端。
所謂「承先」是指他繼承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親自到英國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進行標本比對，而在成為東京帝大植物學教授後，將自己的知識傳承給後繼研究者，其門生正宗嚴敬戰後還留在臺大任教，1947 年才返日。1936 年 1 月 13 日早田逝世三周年時，日本人在距今世貿中心不遠的臺北植物園標本館對面為他立碑紀念，可惜此碑在戰後去日本化的浪潮中遺失。直到八〇年代本土化意識興起後，早田文藏對臺灣植物學的貢獻才又受到重視。
早田之所以能取得比西方學者更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臺灣高山險峻難行、又是原住民居住領域，限制了採集者的採集範圍。愛爾蘭醫生亨利（Augustine Henry）於 1896 年出版的〈臺灣植物目錄〉，僅記錄了原生植物 1328 種。然早田文藏一人就發表了 1636 筆的新學名紀錄，雖然其中有不少學名現今已成同物異名，仍是十分驚人的成就。
早田的研究之所以能順利進行，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其一是 1905 年的隘勇線擴張，其二是川上瀧彌所支持的「有用植物調查」。其中乳藤這種植物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因為發現了這種可能用以生產橡膠的植物，讓有用植物調查的經費倍增。帝國之眼以「資源」、「有用」的角度看待殖民地，但以實用為目的的植物調查，最終卻成就了純粹的、學術的植物研究[1]。
從分類學者到理論建構：早田文藏知識體系的開展
吳永華老師接著說明早田文藏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第一階段是統整東京帝大原先所採集的臺灣植物標本；第二階段是將有用植物調查時期採集的大量標本，在 1908 年整理成《臺灣高山植物誌》，在這個過程中，早田發現東京帝大缺乏可比對的標本，造成新種鑑定上的困難，因此前往歐洲各國植物園進行考察。歐洲之行拓展了早田的視野、解決許多疑問種的鑑定問題，更刺激了他的代表作《臺灣植物圖譜》的出版。誠如他的老師松村任三所言，「向來在學問上被視為黑暗世界的臺灣島，終於在植物學上走向了開明之域」。
在這幾個階段之後，陳偉智老師特別提到，早田受到宗教思想啟發，在學術生涯後期轉向「動態分類系統」的建構，是傳記中十分有趣的部分，讓我們看到早田如何將不同的知識體系結合在一起。「動態分類系統」起源於 1917 年，早田對河合鈰太郎從雲南、越南東京一帶採回的標本大感興趣，於是前往法屬印度支那考察，途經香港時見到這個面積狹小的島嶼有種類繁多的植物生長，在早田的觀察中，它們並沒有「排擠或壓倒他種植物」，而是「各自利用其本身的特質而行其生存之道」。這次經驗讓早田開始質疑優勝劣敗的進化論、恩格勒的系統分類法。雖然這個學說不為日本學界接受，但吳永華老師仍表示，他十分佩服早田不滿足於做一個單純的植物分類學家，而是不斷挑戰、希望建立東洋獨有理論的精神。
結語：從「Taiwania」到「撞到月亮的樹」
在這個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早田文藏最具代表性的發現，非臺灣杉莫屬。吳永華老師解釋，松柏科植物一向為西方研究者所重視，因為它對植物地理學的研究非常關鍵。臺灣杉的發現，表示日本的植物學研究足以和歐洲各國分庭抗禮。早田文藏將此榮耀獻給臺灣。至今臺灣杉仍是世界唯一以臺灣為屬名的植物。
從西方人到日本人，不論民族學、植物或動物學，臺灣早期的自然史固然是一部外國人的發現史，這些知識最初皆是帝國之眼凝視下的產物。但就如陳偉智老師在《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一書中所觀察到的，曾經作為客體被研究的臺灣，如今轉而將伊能嘉矩等學者及其研究，轉化為臺灣自我定義主體化過程中的資源。我想起 2015 年公視「我們的島」所拍攝的臺灣杉節目，以魯凱族對它的稱呼「撞到月亮的樹」為名。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不僅重新認識了臺灣杉如何進入普世性知識體系，也認識到在此之前，生活在島上的人們與它們共存的智慧與古老記憶，某種角度來說，似乎也是一種重建主體性的過程。
[1] 「從實用角度出發的調查支持了純粹的學術研究」這個洞見來自蔡思薇的博士論文。論文中另外提到有趣的一點是，臺灣杉的發現，嚴格來說並非有用植物調查的成果，因為模式標本採集者小西成章並不是植物調查的雇員，僅是對植物有興趣的日本官員。蔡思薇，《日治前期臺灣的植物調查（1895-192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史所博士論文，2016）頁 79、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