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譯者： 何啟仁，《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聯經出版，2020
不只是一部「戰爭史」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方德萬教授的新著為這段歷史研究開一扇窗。但，人們還期待更多能扣人心弦的抗戰史。
抗日戰爭結束已七十多年，過去長時間國內史家不是沒有努力過，但成績不顯眼。在世界二戰史的研究成果上看，中國抗戰犧牲最大、動員最多、戰火波及幅員最廣，理應有公平的歷史評價。但直到最近幾年，才看到出自西方學者如美國陶涵（Jay Taylor）、麥金農（Stephen MacKinnon）、英國米德（Rana Mitter）和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加拿大戴安娜‧拉莉（Diana Lary）等人「仗義直言」的著作。其中方德萬前後出版了兩本與近代中國戰爭史有關的作品，他的研究觀點和取徑值得注意。
戰爭史不等於兵法史，但可以涵蓋在軍事史之中。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國際軍事史學界不以「戰鼓加軍號」的傳統軍事史為已足，逐漸醞釀出所謂「新軍事史」的研究模式，和傳統西方軍事史研究相比，有些差異：第一、傳統軍事史的目的是總結以往戰爭的經驗和教訓，以滿足一般讀者對軍事事務的好奇心；「新軍事史」則是以軍事作討論社會史的切入點。第二、傳統軍事史關注戰爭本身，「新軍事史」關注的是武裝力量與社會的關係。第三、傳統軍事史的書寫屬於敘事史，「新軍事史」則更重結構和分析。第四、傳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者多屬現役或退役軍人，新軍事史研究者則以非軍事專業的歷史學家為主。[1]
基於此，戰爭史可以有更深入而複雜的討論，也就是說，「抗日戰史」更切確的講，應該是「抗日戰爭時期史」。戰爭除軍事活動之外，戰時政治、戰時經濟、戰時社會、戰爭倫理，均為重要內容。方德萬哈佛出版的這本新著《戰火中國》（China at War：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2017），不只有中國抗戰時期軍情、政情的討論，還注意戰事對學術文化及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不只重視上層且及於普羅大眾，特別是農民和農村，不光看國內戰局發展，且時與國際情勢掛鉤，更以接近「新軍事史」的方法，提供中國抗日戰史「入理又入情」的新面貌。──雖然他也不認為傳統軍事史的研究法是一文不值的。[2]
以「隔空觀戰」取代「隔海叫罵」
中國抗日戰爭經過八年苦戰勝利了，但幾十年來，國人對抗戰史的專著，成績仍不理想。問題出在：是官書，太見立場，是私著，太無創見；黨派成見高於國家，國家高於世界，「隔海叫陣」，互相醜化，具成宣傳品，工具性太強、學術性太弱；另外，由於學者有時空限制的苦衷，眾人心中有把尺，加上文字太生硬，既無感情又乏溫情，暴力加冷血，教人難予卒「讀」。
相對的，在遠方不列顛「隔空觀戰」的方德萬，有近代中國史研究底子，挾其天時、地利和勤奮，對中國抗戰史研究於是有了自由揮灑空間，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原籍荷蘭的知名漢學家方德萬，畢業於哈佛，執教於劍橋，在這本《戰火中國》出版之前，已有側重中共建立的《從朋友到同志》、側重國民政府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和注意全球化的中國近代海關史《潮來潮去》三書。[3]
他的作品特色，即以《戰火中國》一書為例，第一很善用史料：運用了包括我們熟知的齊邦媛《巨流河》、陳克文的《日記》，也大量使用過去中文學界不甚熟悉的歐美報刊資料、英國國家檔案館中英關係檔卷、美國史丹福胡佛研究所典藏聯合國及中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CNRRA）檔案 ；第二很會講故事：他自稱喜歡看文學作品和電影，培養了良好而動人的敘事能力，他因此可以譜出活生生的「人」的方方面面，這是一般剛性戰史很不容易企及的事。第三很能下好的論斷：這與他的史識和史才攸關，歷史拐點處的關鍵用語，尤見畫龍點晴之妙。
方德萬說，這是一本自己為自己而寫的專書，這當中包含他外祖父二戰遭遇之家族的故事。書中種種不同紀錄，讓我們讀後的感覺是：這本書因為有新材料，能作比較，才能打開中國抗戰史新視野；因為有關懷才會注意歷史發展細節；因為有感情才能寫出戰火中具人性、有溫情又生動的歷史。
不要把二戰「同質化」
方著《戰火中國》全書分立國大業、歷史轉捩點、試煉、新中國四部分，第一部談七七之前蔣介石致力的新中國建設事業，並揭開戰爭序幕。真正涉及對日戰爭的是第二、三部，第四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戰爭後面還有戰爭」的內戰，和毛澤東闖出的另一「新中國」過程。這一抗戰史起於訓政開始，終於韓戰熄火，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其中包含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和美蘇對峙下在中國之「冷戰」，此即作者為何要用「長時段」（longe duree）敘述方式看中國二戰史的理由。
在書中，作者一再提醒別把二戰「同質化」（homogenization）。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說法在西方除了德國外並不是一開戰便有，而是戰爭末期，甚至是大戰結束後的概括性用語。或許我們可以借用「世界是平的」全球化話語[4]來討論二戰的國際性，但也不能忘記每個國家、地區的立體意象。也就是說討論「中國的二戰」得留意「二戰的中國」，有其史地、政經、社會、文化、人文的特殊性。方德萬在書中也給讀者一個歷史錯綜複雜「殊相」與「共相」並存的發展概念。
動員農村農民、利用新式軍隊、新式武器，可能算「新」，大刀隊、小米加步槍就不完全是「舊」；廣結善緣、利用外援，過去少見，但種罌粟花、賣鴉片仍是籌財源、求生存一法，新舊並見，可知「新中國」中仍不乏「舊中國」的元素；在這場戰爭中，國民政府肩負外侮的抵禦戰和平服群雄的內戰，中共則進行挾抗日遂行革命爭奪「天下」的解放戰爭。
「強悍的革命者」毛澤東，與「繼承性創業者」蔣介石，[5]在戰火中比文、比武，兩人文韜武略在長期博奕，最後才揭分曉的勝負中，見其高下。方德萬在書中指出，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在對日戰爭中，的確歷經磨難，在軍事上的表現或見失敗連連，甚至令人扼腕，但在國際外交、政治舞臺上的成就，則大可肯定，甚至令人嘖嘖稱奇。史家依據錯綜複雜的史事，條分縷析，作出公允歷史論斷，很是難得。
當然，二戰時覬覦中國這塊土地的惡鄰，還有日、俄的爾虞我詐。日本防著蘇聯，對中國步步進迫，蘇聯也害怕日本乘人之危而伺機侵門踏戶，於是因戰火壯烈犧牲的眾多將士，飽嚐大轟炸、大屠殺、大遷徙、大流亡之痛的無數中國百姓，受戰火之苦的弱大中國，竟仍難免成了列強的俎上肉；日本由朝鮮、滿洲國經華北、華南到東南亞的擴張，很有建立東亞聯盟自任「共主」，以取代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和意圖；而中國作為「被歧視的盟友」，邱吉爾不無延長大英帝國壽命的想望，蔣、邱相處不睦，由來已久；1944 年，羅斯福為了續任美國大統領，在操作這場「史上最骯髒（the dirtiest in history）」的選舉中，不惜把中國拖下水。
東方大國領袖忍受美國戰時「欽差大臣」史迪威（Joseph Stiwell）的屈辱，接著又在雅爾達慘遭「暗算」，蔣介石除了用日記發洩憂憤外，[6]後來仍以「史迪威公路」（1945）、「羅斯福路」（1950）高規格紀念方式回報，道盡了弱勢國家處在國際強權政治中的苦楚與現實。
抗戰歷史還可以再書寫
這本研究抗戰史專書，以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esewitz）的《戰爭論》（1831）為主軸，分析抗戰中國內外勢力的角逐，尤其利用西方材料論述戰時中外情況複雜變化，確有獨到之處。
不過，中國對手方日文材料的使用略感不足，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和「大溪檔」也仍大有使用空間；能利用文學創作和私人日記貫穿全書，寫作方法別出心裁，很具新義。也許再輔諸類如以抗戰為驕傲，復以抗戰為隱痛，「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物、貼近泥土的黔黎」的王鼎鈞回憶錄，[7]想來對《戰火中國》這本抗戰史書會有加分的作用。
沒有人擁有過去，也不能預知未來！
「中國」的意義何在？中國往何處去？這是洋學者方德萬寫完這部書後的感想與問題，這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有的大哉問。這肯定得靠歷史家繼續耙梳史料，深入探索，提出研究成果，以展示不同看法和可能的答案。
這，不妨從抗戰史更進一步的細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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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1] 參考許二斌，〈「新軍事史」在西方史學界的興起〉，《史學研究》，2008-4，頁 7。
[2] 參見方德萬《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一書，及另文Hans van de Ven, 〝W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 Vol.30-4 ,pp.737-756 （1996）.
[3] 方德萬的三本書是：（1）《從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2）《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London:Routledge,2003）；（3）《潮來潮去》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4] 參考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5)。
[5] 「強捍的革命者」（a tough revolutionary）是方德萬的用語，見原著，頁 134；「繼承性創業者」見拙作〈蔣介石：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初期人際網絡的建立〉，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科文獻社，2011），頁 22-27。
[6] 在開羅會議前 1943 年 2 月 28 日，蔣在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話：「聯合國中之四國，我為最弱，甚以弱者遇拐子、流氓與土霸為可危也。識知：人非自強，任何人亦不能為助。而國家之不求自強，則無論為敵為友，皆以汝為俎上之肉，可不戒懼？」文中拐子、流氓、土霸，大約分別暗諷羅斯福、邱吉爾和史大林。
[7] 王鼎鈞，〈與生命對話〉，《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代序，（台北，印刻，2018） 頁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