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正當中美關係空前緊張，世紀大疫肆虐全球之際，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的大作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2017）繁體中文版《戰火中國》在臺問世。歷時八年的中國抗日戰爭（1937-1945）是本書的重心，也是方教授三十年來研究的核心課題。不過，本書並非一般的學術專著，而是方教授在充分吸收中文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就的通史。
不僅如此，本書特地採用了《陳克文日記》與齊邦媛教授《巨流河》中的許多故事，與作者的個人視角互相呼應。抗日戰爭不但是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華民國 109 年是二戰，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 75 周年。中國大陸為此推出了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值此之際，《戰火中國》出版的意義，值得細細思索。
西歐之於東亞，兩地懸隔萬里。為何一位出生在戰後 13 年（1958）的荷蘭籍史學家，會被 83 年前的中國抗日戰爭深深吸引，畢生鑽研？方德萬教授自承是受到家族戰時經驗的深刻影響：
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痛苦遺留的方法。—《戰火中國》〈臺灣版序「你為誰而寫？」〉
同樣的，抗戰的勝利是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完成，而臺灣也因此才得以脫離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從此奉行民國紀年。但我們也不禁要自問：對於今日的中華民國國民，特別是許多祖父母都是戰後嬰兒，已然不知「蔣委員長」是誰的年輕人，83 年前的那場戰爭，又與日常小確幸何干？
然而，那些習以為常牢不可破的國際準則與生活秩序，經歷多災多難的庚子年後，宛如黃粱一夢，曾經確定的事事物物，似乎只是一個特定時空中的短暫現象。《戰火中國》於此時出版，或許並非偶然，而是多事之秋中的一片落葉，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時節正在轉換，太平的歲月並非常態。
《戰火中國》以二十餘萬字的篇幅，細膩的為讀者展開了戰爭中的冷酷現實：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橫暴地打斷了無數尋常中國平民的黃金十年（1927-1937），就如同齊邦媛教授的父母家人，以及定都南京開展建設的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服膺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日本，對人道正義的文明規範徹底無視。並未完成國家統一與軍事現代化的中華民國，只能獨自抵抗已初步完成工業化而擁有強大軍隊的日本。這樣力量對比懸殊的現代戰爭，注定不可能合乎任何正規軍事理論與人道規範的方式。《巨流河》敘述當時報紙報導了南京大屠殺事件，齊邦媛悲憤的說：
同一版登載一則外電，科學家愛因斯坦、英國哲學家羅素、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美國哲學家杜威，聯名發表宣言籲請各國人民自動組織抵制日貨，不與日本合作，以免助長日本侵略能力；同時當以全力援助中國，直至日軍完全退出中國，放棄侵略暴行為止，聲援的有各國民間團體及總工會等。但是無論在什麼時代，國際正義的聲音總是湮沒在強權的炮火下。三個月後，希特勒揮軍併吞奧地利。哲人學者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原鄉歐洲淪入極權恐怖控制之下，對中國的同情能有什麼效果？
雖然遭到全世界的譴責，日本持續毫無顧忌的對軍人與平民實施無差別與無底限的殺戮。與此同時，美國繼續供應日本鐵礦與石油等戰略物資。面對以排山倒海之勢誇口三月亡華的日軍，中國被迫以各種手段動員人力物力，並執行一些事後認為並無作用的焦土政策。戰火下的中國平民蒙受著深重的痛苦。可悲的是，這些慘無人道的暴行很快就為德、義、英、美、蘇等國所仿效，並在之後幾乎所有的戰爭中反覆上演，直至今日。
四年半的漫長時間之中，中國獨自對抗日本，以其世所罕見的堅定意志，包括 15 次大型會戰的強力抵抗，迫使日本進退失據，只好鋌而走險，於 1941 年底攻擊美國珍珠港。美國對日、德、義軸心國宣戰，停止供應德國。至此，一個幾乎不具備任何勝利條件的貧弱國家，竟實現了自身的最高戰略意圖，不可思議地在最殘酷的國際博弈中躋身世界四強。
美國承諾支援中國，但希望只要釋出少數的資源就能達成戰略目標。中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戰火中國》指出 1942 年的「杜立德空襲」，即是美國不顧中國警告會引發日本報復而執意為之，美國媒體藉機大肆報導援華行動。此舉對日本造成的損失極微，但萬名日軍因此大舉掃蕩浙江、江西，摧毀國府空軍基地，軍民死傷二十餘萬。
書中也記載了美國原本打算派遣某將軍來華，該將軍知悉美國不打算提供中國必需的抗戰資源之後，拒絕接受派令，不願意做個表達象徵性善意的外交官。然後喜愛冒險的約瑟夫‧史迪威將軍來了，他軍事才能平庸但性格偏激，迫使局面艱困之極的中國交出自身僅存的精銳部隊，投入緬甸並堅持指揮。史迪威的冒進導致作戰失利，部隊傷亡數萬。更令人意外的是，許是也因為美國的政治需要，當時與之後的美國媒體，將抛下部隊獨自逃走的史迪威描寫為一個平易近人，能與中國士兵同甘共苦的美國英雄。
《戰火中國》揭示了一個冰冷的事實：我們珍視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根據某些進步價值規畫而來，而是在各國之間無情的爭鬥中意外產生。正義的一方贏得了二戰的勝利，中華民國卻並未受益於自身血肉拼搏締造出的國際秩序。相反的，國家的權益再度為國共內戰幕後的大國博弈所犧牲。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開啟了今日熟悉的生活方式，整整一代以上的人們過上了太平日子，毫無保留的擁抱普世價值，認同國際社會，深信歷史是由一種進步力量推動，必然朝向良善和平的終極結局。而戰爭暴力，乃至政治算計與國家傾覆之類的雜音紛擾，將在歷史進程中逐漸消失。
歷史的書寫同樣受到上述進步史觀影響，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寫作，往往淡化立場問題。學者都承認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然而付諸實踐，卻刻意迴避採取立場，似乎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學術的客觀與專業。久而久之，中華民國的主體性於是若存若亡。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各個二戰戰勝國政府當仁不讓，極力主導本國的紀念敘事。而中華民國的抗戰老兵紀念獎章證書上，為了證明國軍抗戰的功績，引用的是方德萬教授高足英國史家拉那‧米特的著作。這也反映出臺灣理解自身歷史的進步主義視角，比較在意國際社會的承認，忽略了建立真正的主體性必須從正視自身的歷史開始。
如同《戰火中國》全書所呈現的，國家主體性的確立，並不來自抽象的普世價值與國際承認，而始終源於對自身歷史文化點點滴滴的深刻同情與護持。《戰火中國》一書超越尋常教科書之處，正在於其看待歷史的嚴正態度。
本書語言風格基本上冷靜自制，不輕易流露個人觀感，但方德萬教授在導論中，提到了他的外祖父，兒女心中與官方認定的抗德英雄，其實也曾在納粹德國首次大轟炸鹿特丹後，於焚毀的旅館刼走了一只銀質湯盅；甚至就算是如歷史學者的論證，外祖父之受難，是因為假借抗德名義募款並侵吞，而為德國人破獲所致。方德萬教授直言，這不會讓他對外祖父，以及執法的德國人有何改觀。
這份坦然，說明了史家方德萬教授洞悉了自身立場之來由與價值之界限，對於大是大非的確認與自信：亦即偷雞摸狗事小，國仇家恨事大，其間沒有矛盾，不容妥協。這份我之為我的自覺，即是進步價值視為保守落後的民族意識，但也是中國人民處變不驚堅強不屈的力量泉源。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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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