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國】呂芳上:為中國抗戰史研究打開了另一扇窗
作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譯者: 何啟仁,《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聯經出版,2020
作者:呂芳上

不只是一部「戰爭史」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方德萬教授的新著為這段歷史研究開一扇窗。但,人們還期待更多能扣人心弦的抗戰史。

抗日戰爭結束已七十多年,過去長時間國內史家不是沒有努力過,但成績不顯眼。在世界二戰史的研究成果上看,中國抗戰犧牲最大、動員最多、戰火波及幅員最廣,理應有公平的歷史評價。但直到最近幾年,才看到出自西方學者如美國陶涵(Jay Taylor)、麥金農(Stephen MacKinnon)、英國米德(Rana Mitter)和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加拿大戴安娜‧拉莉(Diana Lary)等人「仗義直言」的著作。其中方德萬前後出版了兩本與近代中國戰爭史有關的作品,他的研究觀點和取徑值得注意。

戰爭史不等於兵法史,但可以涵蓋在軍事史之中。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國際軍事史學界不以「戰鼓加軍號」的傳統軍事史為已足,逐漸醞釀出所謂「新軍事史」的研究模式,和傳統西方軍事史研究相比,有些差異:第一、傳統軍事史的目的是總結以往戰爭的經驗和教訓,以滿足一般讀者對軍事事務的好奇心;「新軍事史」則是以軍事作討論社會史的切入點。第二、傳統軍事史關注戰爭本身,「新軍事史」關注的是武裝力量與社會的關係。第三、傳統軍事史的書寫屬於敘事史,「新軍事史」則更重結構和分析。第四、傳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者多屬現役或退役軍人,新軍事史研究者則以非軍事專業的歷史學家為主。[1]

基於此,戰爭史可以有更深入而複雜的討論,也就是說,「抗日戰史」更切確的講,應該是「抗日戰爭時期史」。戰爭除軍事活動之外,戰時政治、戰時經濟、戰時社會、戰爭倫理,均為重要內容。方德萬哈佛出版的這本新著《戰火中國》(China at War: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2017),不只有中國抗戰時期軍情、政情的討論,還注意戰事對學術文化及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不只重視上層且及於普羅大眾,特別是農民和農村,不光看國內戰局發展,且時與國際情勢掛鉤,更以接近「新軍事史」的方法,提供中國抗日戰史「入理又入情」的新面貌。──雖然他也不認為傳統軍事史的研究法是一文不值的。[2]

以「隔空觀戰」取代「隔海叫罵」

中國抗日戰爭經過八年苦戰勝利了,但幾十年來,國人對抗戰史的專著,成績仍不理想。問題出在:是官書,太見立場,是私著,太無創見;黨派成見高於國家,國家高於世界,「隔海叫陣」,互相醜化,具成宣傳品,工具性太強、學術性太弱;另外,由於學者有時空限制的苦衷,眾人心中有把尺,加上文字太生硬,既無感情又乏溫情,暴力加冷血,教人難予卒「讀」。

相對的,在遠方不列顛「隔空觀戰」的方德萬,有近代中國史研究底子,挾其天時、地利和勤奮,對中國抗戰史研究於是有了自由揮灑空間,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原籍荷蘭的知名漢學家方德萬,畢業於哈佛,執教於劍橋,在這本《戰火中國》出版之前,已有側重中共建立的《從朋友到同志》、側重國民政府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和注意全球化的中國近代海關史《潮來潮去》三書。[3]

他的作品特色,即以《戰火中國》一書為例,第一很善用史料:運用了包括我們熟知的齊邦媛《巨流河》、陳克文的《日記》,也大量使用過去中文學界不甚熟悉的歐美報刊資料、英國國家檔案館中英關係檔卷、美國史丹福胡佛研究所典藏聯合國及中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CNRRA)檔案 ;第二很會講故事:他自稱喜歡看文學作品和電影,培養了良好而動人的敘事能力,他因此可以譜出活生生的「人」的方方面面,這是一般剛性戰史很不容易企及的事。第三很能下好的論斷:這與他的史識和史才攸關,歷史拐點處的關鍵用語,尤見畫龍點晴之妙。

方德萬說,這是一本自己為自己而寫的專書,這當中包含他外祖父二戰遭遇之家族的故事。書中種種不同紀錄,讓我們讀後的感覺是:這本書因為有新材料,能作比較,才能打開中國抗戰史新視野;因為有關懷才會注意歷史發展細節;因為有感情才能寫出戰火中具人性、有溫情又生動的歷史。

不要把二戰「同質化」

方著《戰火中國》全書分立國大業、歷史轉捩點、試煉、新中國四部分,第一部談七七之前蔣介石致力的新中國建設事業,並揭開戰爭序幕。真正涉及對日戰爭的是第二、三部,第四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戰爭後面還有戰爭」的內戰,和毛澤東闖出的另一「新中國」過程。這一抗戰史起於訓政開始,終於韓戰熄火,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其中包含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和美蘇對峙下在中國之「冷戰」,此即作者為何要用「長時段」(longe duree)敘述方式看中國二戰史的理由。

在書中,作者一再提醒別把二戰「同質化」(homogenization)。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說法在西方除了德國外並不是一開戰便有,而是戰爭末期,甚至是大戰結束後的概括性用語。或許我們可以借用「世界是平的」全球化話語[4]來討論二戰的國際性,但也不能忘記每個國家、地區的立體意象。也就是說討論「中國的二戰」得留意「二戰的中國」,有其史地、政經、社會、文化、人文的特殊性。方德萬在書中也給讀者一個歷史錯綜複雜「殊相」與「共相」並存的發展概念。

動員農村農民、利用新式軍隊、新式武器,可能算「新」,大刀隊、小米加步槍就不完全是「舊」;廣結善緣、利用外援,過去少見,但種罌粟花、賣鴉片仍是籌財源、求生存一法,新舊並見,可知「新中國」中仍不乏「舊中國」的元素;在這場戰爭中,國民政府肩負外侮的抵禦戰和平服群雄的內戰,中共則進行挾抗日遂行革命爭奪「天下」的解放戰爭。

「強悍的革命者」毛澤東,與「繼承性創業者」蔣介石,[5]在戰火中比文、比武,兩人文韜武略在長期博奕,最後才揭分曉的勝負中,見其高下。方德萬在書中指出,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在對日戰爭中,的確歷經磨難,在軍事上的表現或見失敗連連,甚至令人扼腕,但在國際外交、政治舞臺上的成就,則大可肯定,甚至令人嘖嘖稱奇。史家依據錯綜複雜的史事,條分縷析,作出公允歷史論斷,很是難得。

當然,二戰時覬覦中國這塊土地的惡鄰,還有日、俄的爾虞我詐。日本防著蘇聯,對中國步步進迫,蘇聯也害怕日本乘人之危而伺機侵門踏戶,於是因戰火壯烈犧牲的眾多將士,飽嚐大轟炸、大屠殺、大遷徙、大流亡之痛的無數中國百姓,受戰火之苦的弱大中國,竟仍難免成了列強的俎上肉;日本由朝鮮、滿洲國經華北、華南到東南亞的擴張,很有建立東亞聯盟自任「共主」,以取代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和意圖;而中國作為「被歧視的盟友」,邱吉爾不無延長大英帝國壽命的想望,蔣、邱相處不睦,由來已久;1944 年,羅斯福為了續任美國大統領,在操作這場「史上最骯髒(the dirtiest in history)」的選舉中,不惜把中國拖下水。

東方大國領袖忍受美國戰時「欽差大臣」史迪威(Joseph Stiwell)的屈辱,接著又在雅爾達慘遭「暗算」,蔣介石除了用日記發洩憂憤外,[6]後來仍以「史迪威公路」(1945)、「羅斯福路」(1950)高規格紀念方式回報,道盡了弱勢國家處在國際強權政治中的苦楚與現實。

中印公路(Ledo Road),1945 年初改名為史迪威公路(Source:Wikimedia

抗戰歷史還可以再書寫

這本研究抗戰史專書,以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esewitz)的《戰爭論》(1831)為主軸,分析抗戰中國內外勢力的角逐,尤其利用西方材料論述戰時中外情況複雜變化,確有獨到之處。

不過,中國對手方日文材料的使用略感不足,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和「大溪檔」也仍大有使用空間;能利用文學創作和私人日記貫穿全書,寫作方法別出心裁,很具新義。也許再輔諸類如以抗戰為驕傲,復以抗戰為隱痛,「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物、貼近泥土的黔黎」的王鼎鈞回憶錄,[7]想來對《戰火中國》這本抗戰史書會有加分的作用。

沒有人擁有過去,也不能預知未來!

「中國」的意義何在?中國往何處去?這是洋學者方德萬寫完這部書後的感想與問題,這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有的大哉問。這肯定得靠歷史家繼續耙梳史料,深入探索,提出研究成果,以展示不同看法和可能的答案。

這,不妨從抗戰史更進一步的細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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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新中國真正的本質,必須盡力拋開抵抗外侮的英雄式主觀論述色彩,同時並論各派系在抗戰時期的作為、決策、成功與失敗,以及日本、蘇聯、美國、英國等勢力的政治考量與行動。 《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1] 參考許二斌,〈「新軍事史」在西方史學界的興起〉,《史學研究》,2008-4,頁 7。

[2] 參見方德萬《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一書,及另文Hans van de Ven, 〝W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 Vol.30-4 ,pp.737-756 (1996).

[3] 方德萬的三本書是:(1)《從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2)《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London:Routledge,2003);(3)《潮來潮去》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4] 參考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5)。

[5] 「強捍的革命者」(a tough revolutionary)是方德萬的用語,見原著,頁 134;「繼承性創業者」見拙作〈蔣介石: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初期人際網絡的建立〉,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科文獻社,2011),頁 22-27。

[6] 在開羅會議前 1943 年 2 月 28 日,蔣在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話:「聯合國中之四國,我為最弱,甚以弱者遇拐子、流氓與土霸為可危也。識知:人非自強,任何人亦不能為助。而國家之不求自強,則無論為敵為友,皆以汝為俎上之肉,可不戒懼?」文中拐子、流氓、土霸,大約分別暗諷羅斯福、邱吉爾和史大林。

[7] 王鼎鈞,〈與生命對話〉,《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代序,(台北,印刻,2018)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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