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王朝到民族國家，中國至今仍未完成的轉型之路

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西藏與新疆是少數民族與中國政府抗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境內少數民族何以不斷爆發抗爭與衝突？這本《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以民族學的觀點，劍指此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

作者王柯，是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問題與歷史。在去年端傳媒的作者專訪中，他透露自己年幼時曾經歷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他的妹妹因此餓死，經過打聽得知新疆還能「吃飽」後，舉家遷往新疆工作。在那裡他與維吾爾人之間的相處十分融洽，民族間的區隔、矛盾與衝突雖有，但不多亦不嚴重。若是如此，那麼現今的中國境內為何會存在民族問題，又該怎麼解決？成為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1]

本書指出，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必須從兩個出發點去探討：其一，是從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在歷史上的變化；其二，是從清朝作為征服王朝、少數民族君臨中國，以及作為最後的「天下」王朝的特質。從這兩者，我們進而理解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的內容，以及如何因為征服王朝進入而轉變？這個特色在近代中國轉換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導致少數民族與中國決裂？國共兩黨，又如何處理這個繼承傳統天下「多民族國家」，轉變到民族國家的情況？

何謂「天下」

作者從中國歷史的演變，觀察並提出「天下」思想的兩種解釋：「多重型天下」與在其基礎上出現的「多元型天下（或多元型帝國）」。而在轉型至近代民族國家的時間點上，中國正處於「多元型天下」的清王朝統治之下。

「天下」思想本身即源於多民族國家。因為「中國」由多民族匯聚而成，而在這個多民族匯聚而成的國家，從對「天」的信仰，逐漸演生及出現稱為「天下」的思想文化。

在這個思想體系中，由於統治多個民族，就必須有能夠說服眾人，令人接受的普世性政權正當性、合法性基礎，在這個需求之下，出現了「天下」普世的、「德」的「天子」統治的「德治」文化 — 政治體制。

因此，這個「多民族」「天下」思想的規劃中，必然包含居住於中國的主體民族「華夏」和居住於週遭、本就是天下體系中一部分的「四夷」。

多重型天下

在這個基礎上，作者提出古代中國「多重型天下」結構的解釋，這個結構有著三重構造：中心 — 內屬國 — 外臣國，用以吸納諸多民族進入天下體系中，並保持社會穩定。而在這個結構中，以「禮」規範彼此的責任、權利與義務。

但是，「華夏」與「夷狄」並非為血緣、種族之間的區隔，而是來自於文化差異，彼此之間是流動的。因此，懷有「天下」思想的「中國」本身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彼此之間是依照文化生活的差異進行區隔。

如果「華夏」過著「夷狄」的生活，就是「夷狄」，反之「夷狄」改採「華夏」的文明規範，那就是「華夏」（後來稱為「漢人」、「漢化」）。因為這個開放性的邊界，所以五胡或者遼元清等征服王朝，只要改採「華夏」的生活方式，就會被認為是正統的中華王朝。

同時，中華王朝不僅歡迎周邊地區與民族的主動「華化」，也在這些地區內逐步製造「華化」的條件與趨勢，促使「周邊地區的內地化」與「非漢民族的漢化」，最終完成制度與文化的統一。從秦、漢到唐，以這個結構作為框架設立制度，期間不斷吸納、擴大並豐富了「中國」的「天下」內涵與版圖。作者認為，這種逐步地自然同化，正是過往根除民族歧視與對立的根本方法。

多元型天下

自唐朝滅亡，征服王朝遼、金、元、清出現，與過往少數民族選擇華化不同，他們採取的統治方式導致另一種天下模型：「多元型天下」的出現。既中斷又綿延了「多重型天下」的連續發展。

由於征服王朝都來自中國的外側，而且是透過戰爭才統治中國，所以統治集團與中國漢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民族隔閡與對立。為保政權長久，以及為了統治人口數量與文明型態相差懸殊的中國，統治集團採用中華王朝的統治形式，以「華」治「華」；另外，採取利用其他「民族」牽制「中國」的策略，藉此壓制中國的反抗力量。

少數族群禁止漢人與中華文化進入該地區與自己的民族根據地，強行讓這些地方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並在制度上拒絕漢人進行管理，以及明示暗示少數民族有另一個制度化的政治中心（而非位於中國的首都），堅持使用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政治形式等，種種刻意的行為，創造出地區、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多元型天下」。

作者指出，遼金元後來都朝著多重型天下轉型，而清朝更積極於雲貴等地推動少數民族漢化的「改土歸流」，表明自己也已是中華，與漢人各方面殊無二致，藉此告訴世人，清朝有統治中國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不過，清朝並未放棄其征服王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清朝將蒙古、西藏與新疆作為「藩部」，隔絕漢人與中華文明進入，制度上更以與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理，並採取具有該民族特色傳統的統治模式，不僅將其作為牽制中國漢人的同盟，也是他們的統治者，呈現清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

鉅變

然而，「多元型天下」的統治策略，卻讓十九世紀的清朝在出現內外財政、內戰等危機，以及歐美的挑戰時，遭逢巨大的危機。

當初用來牽制中國漢人，而未被統合進「中國」領土的「藩部」，成為英俄兩國在十九世紀中亞進行「大博弈」時的垂涎之地，加上當地複雜的政經宗教因素，變成一塊內部爆炸、四方爭奪的地區。

而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與英俄交涉的清朝體悟到，「藩部」政策在當時的局勢下已經成為抵抗列強掠奪領土的阻礙，唯有捨棄過去用來牽制漢族的多元型天下結構，將藩部改造成如同中國行省般直接控制的實際領土，讓國家的領土疆界得以明確。

因此，清朝推動新疆建省，並開放漢人自由進入新疆，想要透過中華文化進行整合與同化，來強化各地的國家意識，推動以「國家」為認同對象的工程。「中國」開始從天下型態的「多民族國家」，邁向近代國家的轉型。

然而，這個嘗試顯然來得太晚。長久以來的封閉，以及當時中華文明已經不是唯一一個吸引人歸化的文明，清朝的努力並不成功。「多元型天下」造成的民族問題逐漸浮現，成為日後「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巨大問題。

單一民族國家

「多元型天下」造成民族之間的隔閡，在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特別嚴重。作者認為，這埋下近現代中國至今民族問題的種子。

「漢」本來就如同「華夏」、「中國」一樣，是稱呼以中華文化方式生活、居住於中國的群體，並且是一種開放性的文明共同體。然而，清朝的民族區隔政策，「漢」卻被窄化為種族，以與其他民族區隔。這就造成晚清民族主義開始盛行之時，晚清革命派用來想像民族主義的歷史基礎。

晚清革命派多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式的「單一民族、文化形成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類型。因此，他們用來鼓動革命、對抗滿清的民族主義，就是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

然而，因為過去沒有將少數民族同化進中國的緣故，這些民族與領地沒有進入革命派所想像的「中國」，所以他們要建立的國家，是只屬於漢族、而不包含其他少數族群的單一民族國家。

這讓本來就因為多元型天下的安排，而對中國毫無共同國家意識與認同感的其他民族，在清朝滅亡後，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口實。這也成為日後日本得以推動滿蒙獨立、蘇聯推動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一個空隙。

擺盪於「天下」與「民族國家」

從清朝以後，中國從「天下」王朝，開始轉型為「民族國家」，但卻一直擺盪於多民族國家的「天下」與單一「民族國家」之間，從中產生了許多矛盾與衝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卻始終失敗。

當中華民國建立後，革命派（以及之後的國民黨）才意識到他們必須繼承清朝「多元型天下」遺產。為了處理並加以穩固這個遺產，他們起初提出「五族共和」，後改以「中華民族」論代之。「中華民族」論主張中國境內的種族都是一個民族。然而，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中心，用漢族文化加以同化其他種族（A+B+C+D+E=A），而非融合（A+B+C+D+E=F），因此「中華民族」是被其他民族被漢族吞沒的民族，而非融合後誕生的新民族。

這個理論不僅反應出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擁抱著血同源、人同種、文化同質的「單一民族主義」，而且這個單一民族，事實上仍然是漢族。是故，這個論述比起「民族自決」的「建國」，對少數民族毫無吸引力。

本書也略為提及中共對少數民族政治構想的變化，從支持民族自決、獨立建國、成立中華聯邦，到反對分裂，在內蒙古徹底制度化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是中共建政後的民族政策，卻引起了未來更激烈的反彈。

未完的困局

為何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無法解決過去從「多元型天下」轉型到「民族國家」的困境？

作者指出，當時的人們認為，「同文化、血緣的民族」才是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基礎。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他們認為，若要做政治共同體的「國民」，必須先是文化共同體「民族」的成員，這使得「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卻變成漢族、漢文化中心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從而造成了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更加緊張。中國所繼承的歷史遺產，與從日本學到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型相互矛盾，始終無法解決轉型所帶來的問題。

事實上，國家的「國民」並非得是「同一民族」。作者認為，中國可學習西方「國民國家＝民族國家」的方式，將生活於同一個領土內的居民，透過統一、公正、公平、開放的制度與法律，逐漸形成一個認同這個國家，彼此之間具有權利義務，以國家為範圍的民族。此後，國民就是民族成員，民族成員也是國民，不需要求先是同個民族，才是國家的國民。如此，就能融合所有民族，形成以國家為優先認同、國民即是民族成員的新民族。

結語

作者在《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這本書，剖析了民族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中國最後一個「天下」型王朝恰好是非漢族王朝，並以「多元型天下」的結構呈現多民族國家的特質。

因為多元型天下阻擋了民族之間自然的同化為一，導致近代西部、北部的民族問題。相反地，採用中國傳統「多重型天下」，進行同化的改土歸流後的西南，卻是全國最安定的地方。因此，當自然同化的時間過去後，「多元型天下」的遺產卻成為轉型過程中，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之一。

另外，要解答的問題還有許多：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是學習日本而非西方？中國民族主義中，日本扮演了哪些角色？中國具體的民族問題有哪些？本書未能詳盡解釋中共建政前後的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內容為何？又如何加劇了民族問題、該如何解決？

作者在《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三本專書，具體解釋上述的疑問，提及作者設想的最好解決方式，也探索新疆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這些書，成為我們下一步深入中國民族問題的探索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