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世界：漢娜鄂蘭傳》，臺北：商周出版，2018。
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
正如鄂蘭對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美學的挪用，將後者關於藝術品味的判斷轉化成一個關於政治判斷的理論，讓原本形容美感已達至客觀性的「開闊心胸」（enlarged mentality）概念，轉為倡議透過內在對話及走入公領域和他人對話，來跨越自身界線的理想，採取精神分析方式來闡釋鄂蘭政治思想的揚布魯爾，最後也讓這分析進而回饋精神分析理論，藉此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精神分析概念工具。不僅如此，作者也對雅斯培的哲學理念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一方面替他的溝通理論對話理論增添了一種「傳記式」類型，另一方面則藉此結合了精神分析，提出一個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傳記哲學。
對揚布魯爾來說，此一漫長的理論探索過程，是值得分享的心路歷程。無論如何，據其自述，本書出版所引起的讚賞以及批評，開啟了她自我反思她本人與鄂蘭的多重關係，以及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文類。
關於作者本人與鄂蘭的關係，首先，前者逐漸意識到自己成為鄂蘭的門生這件事，除了滿足求知慾之外，也有「名門幻想」（family romance）的情結作祟。這並非她的出身背景不好。事實上，她母親的家族乃當年乘坐「五月花號」（Mayflower）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後代，且家學淵源，擁有豐厚的私人藏書。父親的家族更不乏畢業於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神學院的校友──該校於一六九三年根據英國皇家憲章創立，是北美年齡僅次於哈佛的古老大學，成立之初致力於培養新大陸的英國國教牧師。據此，雖然雙親並非從事教職或神職，說是出自書香世家也不為過，但她所謂的名門幻想其實源自對原生家庭所代表的傳統與保守價值之反叛。
同理，大學輟學，以及決定進入深具左派與歐陸色彩的新學院就讀哲學，也是青春叛逆期的價值選擇。以作者本人的說法，亦即「自我放逐」。隨後再從哲學轉向精神分析也是如此，難以融入主流是其人格特質。
根據揚布魯爾的自我心理分析，她擁有與鄂蘭一模一樣的性格。雖然際遇並不相同，思想深度上也有難以跨越的級距，但展現在生命態度與政治判斷的獨立性最多只有程度之別。
因此，當她隨後意識到，若以作者與故事主角的心理距離來區分，傳記的種類基本上可分成（一）前者略微掌握後者家庭與文化背景即可達成「心靈契合」，以及（二）作者在缺乏真正的同情理解之下，就把主角塞進特定模型當中的「生搬硬套」。本書絕對屬於第一種，至於多數的傳記則是後者，雖然它們的作者盡可能地營造出一種屬於前者的假象。此外，她也強調另一種「跨性格」傳記書寫的可能性，她的《安娜佛洛伊德傳記》就是證據；雖然書寫過程相當痛苦（因為無法接受主角將同性戀理解為一種性別異常），但某程度的「同情理解」（empathy）並非本質上無從克服。
然而，作者與鄂蘭的契合程度，也造成了一種存在焦慮。首先，雖然《漢娜鄂蘭傳》替揚布魯爾贏得美譽，但「傳記作家」也成了身上撕不下來的標籤，從而讓人忽視她的「哲學家」身分。此外，亦有學界的人批評這本傳記「不夠哲學」，因為它無法回答鄂蘭所留下來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高度的心靈契合也一度讓她徹底失語，幾乎無法不藉由鄂蘭之口來發聲，因此陷入精神危機。
《安娜佛洛伊德傳記》的成功則更加強化了那個標籤的黏著程度；甚至，在進入九〇年代文學理論開始流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後，不但進入另一個人內心的可能性備受質疑，人的生命歷程能否轉化為一個連貫的故事也被否定，連帶她唯一被人認定的身分也是。
試圖確立自己的獨特聲音、存在價值乃至存在的本身，於是成了作者多年的心靈寫照。刻意某程度遠離鄂蘭的她，致力於發展自己的思想與理論，才寫就了《創作型性格》一書，但出版後卻石沉大海，甚至（根據揚布魯爾的苦心搜索）不曾在書評媒體上掀起過一波漣漪。
眾裏尋己千百度，直到從雅斯培的鏡子再次望見鄂蘭，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一套傳記哲學，作者才能和自己和解。進一步解釋，作者在《面對傳記的制約》導言提及，人類關於終極幸福的幻想大抵有三。
第一種是找到能與自己合併成圓形的另一個缺陷。第二種是想同時成為兩種性別兼具，或根本就是同時當兩個人的幻想。第三種則是唯有傳記作家才有機會達成的第三種幸福：作者在書寫傳記主角的過程當中，一方面體會了「另一個人住進了自己生命當中」的奇妙感受（第二種幻想的另一種滿足方式），包括那一個人的各種奇妙感受與（性）幻想，一方面則得以滿足「此人活著就為了等我（幫她立傳）」的幻想，從而宛如感受到被書寫的對方因為有自己替她作傳而感到十分幸福（類似第一種幻想的滿足）。
其傳記哲學的意涵在於，首先，各自殘缺的兩人想藉由互補來成就一個圓，結果大抵是雙方試圖將對方裁剪成自己想要的形狀，然後以血淋淋喊痛的畫面收場。傳記作者同理不該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狀替主角剪影。再者，傳記作者與故事主角畢竟是兩個人，因此，唯有傾聽與對話才能「同情理解」彼此，從而達成「擴大心胸」；反之則會淪為與第一種幻想相同的結果，不但讓傳記主角淪為暴力的施加對象，作者本身也不可能從中獲得真正的成長。最後，更重要的是，傳記亦可成為讀者與主角的溝通場域──讓讀者與主角進行對話，並藉此思索自己的問題。
期待相互輝映的星火
至此，我們才真正理解，為何作者會說「傳記不是提出理論的適當地方」。揚布魯爾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既然「思考」首先是一種「內在對話」，亦即反覆的自問自答，那麼作者長期的自我對話對象，既是鄂蘭，也是自己；藉此說出的話乃是不折不扣的思考，而非失語。嚴格來說，關於這一切的理解與體會，是她二十年來反思自己的傳記書寫經驗之結果；此外，即使做為一場與鄂蘭的「對話結果」，也絲毫不減這是出自於作者本人的思考，她個人所提出的「傳記哲學」之事實。
另一方面，這無疑也是雅斯培「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實踐。哲人傳記如他所說，不但能讓人在偉大思想者的面前謙虛，也比起嚴苛的邏輯推論更能讓人感動，並真正學會如何在具體的人生與歷史脈絡當中思考。這才是我們時代所需的哲學。其書寫方式既不該以小說才能有的連貫性來進行，也不能代替傳記的故事主角或讀者來回答任何的「哲學問題」。
據此，《漢娜鄂蘭傳》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針對特定問題提供一個終極答案，而是引發讀者真正的哲學思考，讓他所關切的哲學問題得以在與鄂蘭不曾間斷的對話當中逐漸浮現，直到做出最後的判斷，亦即內在對話暫停的那一刻。能啟發人進行哲思的著作，當然也是一種真正的哲學貢獻。
如此一來，回歸雅斯培哲學思想的揚布魯爾，再度認同了她所書寫的《漢娜鄂蘭傳》，其最高目的也就是讓鄂蘭成為讀者內在對話的對象，如同揚布魯爾長期以來所享有的特權；而原本內在兩相衝突的自我──他人眼中的傳記作家，以及做為哲學家的自我定位──也終於達成了最後的和解！
進一步解釋，鄂蘭在《人的條件》書中第五章論及「行動」（action）時，援引了丹麥女作家狄尼森（Isak Dinesen, 1885-1963）底下的話來做為開頭：「所有悲傷都可以忍受，如果你把它們放進故事裡，或是訴說一個關於它們的故事。」略為接觸過鄂蘭著作的讀者，想必知道「敘事」（narrative）是她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之一。這句引言對她來說，正好替該書試圖論證的「奇蹟」之可能做註解──亦即，如果人們可以把過往的不幸歷史放進一個大的故事當中，那麼不僅能從中獲得心靈解脫，也將能恢復新開創造的能力，不再受困於以前的因果鎖鍊。
這是鄂蘭所謂的「原諒」（forgiveness）。對本書作者而言，則將此延伸成一種與自己或世界達成的「和解」（reconciliation），同時也是「對世界的愛」的一種具體表現。基於這樣的解讀，前文出自於《面對傳記的制約》當中的作者人生自述乃是一種必要。一方面，真正與自己達成和解才算愛世界，才堪稱具有思想獨立性之表徵，也才能符合她自己宣稱的，與鄂蘭如出一徹的人格特質──也就是健康的自戀。
另一方面，此舉亦是鄂蘭「說故事」哲學的實踐，讓人看到那不僅止於一種可能，而是你我亦可實現的具體證據。正如揚布魯爾也在《面對傳記的制約》的導論當中揭示，一位作者從傳記書寫當中所能獲得的自我成長，其實也標誌著讀者隨傳記成長的可能性。
的確，相較於鄂蘭擁有布呂歇做為伴侶，根據本傳記的描繪，他們家客廳根本如同希臘城邦的公共廣場，夫妻倆在此友愛地進行哲學對話，從不停歇；而揚布魯爾只能仰賴閱讀以及內在對話，來恢復及保有自己的獨立性。似乎沒有比作者本人從傳記中獲得與世界和解之真實經驗還更硬的道理了。
無論如何，本書作者走出了死蔭的幽谷，生命再度成為一個飽滿的圓，不僅不再「受制於傳記的制約」（subject to biography），還是真正的主體（subject），並同時尊重傳記主角及讀者兩者為主體，期待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及互相輝映；以鄂蘭的話來說，則是「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
鄂蘭這一句話出自她在一九五八年的演講。當年，雅斯培出版了《原子彈與人類未來》（The 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kind）一書，獲得了德國圖書業界的和平獎。獲邀出席頒獎典禮並發表演說的鄂蘭，以〈雅斯培：一闕頌辭〉（Karl Jaspers: A Laudatio）為題做了這場演講，其講稿後來收錄於《黑暗時代群像》一書。揚布魯爾強調，雅斯培獲獎的書深受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影響，而鄂蘭同年出版的《人的條件》則多處受惠於前者關於現代科學的看法。
另一方面，收錄在這篇講稿後面的是〈世界公民：雅斯培〉（Karl Jaspers: Citizen of the World）一文，前文提及雅斯培亦稱鄂蘭為「世界公民」，其實那是前者對這一篇文章的回應，象徵對彼此的一種相互理解，也標誌著友誼的默契。曾經因二戰失聯、戰後才恢復聯繫並通信的這一對師生，就是讓彼此的思想火焰更加熾烈的典範 。
做為他們彼此互相欣賞對方的世界公民身分，其實也是各自的人格與思想「獨立性」之表徵。然而，多數的鄂蘭學者似乎至今仍忽略這一點。她不以意識形態思考，所以在政治光譜上不左不右；她認同美國建國時的民主共和體制及其擁抱的普世價值，但不因此對美國社會歌功頌德；在強烈反對不平等與各種壓迫的同時，她並不支持任何以特定血緣、性別或其他外在表徵為基礎，企圖藉此分化人類的身分認同；最後，她也反對任意無限上綱自己認為的道德或正義、在公領域當中毫不妥協的社會運動。
是故，揚布魯爾在二版序言當中一一反駁了不同世代學者對她的誤解以及誤用──他們閱讀鄂蘭時總是以偏概全，因此能把她塞入意識形態光譜上的特定位置，收編成自己的戰友，至於誰罹患了歇斯底里、誰總是迷戀世界的哪個面向、誰又是哪一種不健康的自戀者，筆者相信本文的讀者可以自行分類。
或許，當揚布魯爾在二版序言當中提及，鄂蘭曾對雅斯培說「你的哲學讓我準備好走上政治之路」，她其實也想對鄂蘭說：你的哲學讓我準備好走上精神分析之路──在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實踐之下，鄂蘭與揚布魯爾，當然也是互見彼此的星火！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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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1982 年出版，作者詳實整理鄂蘭的文學、哲學及生活背景狀況，並描述現實政治社會對鄂蘭一生的深刻影響。
並運用心理學及哲學知識、與鄂蘭友人的訪談，以及親身受教鄂蘭的經驗，深入闡述她思想成形的歷史基礎，幾次重大學術產出與觀念轉折，及其對理論界及社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