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現代法律初體驗──《去法院相告》新書講座側記

新舊交替的法律制度

到底日治時期有什麼新舊交替？新為何？舊為何？以下用四個概念分析。

一、 判調分立：

觀念上是區分審判和調解。所謂審判要由法院依法律作成判決，因為法律如同天秤，乃人間之公道，無需當事人同意。然而，調解是由調解者不必依法律作成調解的方案，因此其正當性之基礎在於雙方同意。相對地，所謂的舊是指進入衙門，由父母官以其政治權威和道德高度聽完雙方陳述之後，不必全然依照國法或官府規定，可提出自己認為較好的解決方案，並以官府之權威強勢地要求對方接受其解決方案。

日治時期，日本接受來自西方的法律制度，也接受了判調分立，因此審判只有法院才能做，但地方政府的調停官也可以進行所謂的民事爭訟調停，然名義上是調停，無須依法律所定，但實質上卻不必得當事人同意，而視為審判，質言之，不依法律但卻有類似判決的效力，此為該制度的特色，亦即模糊了現代法上的判調分立。

二、 審辯分立：

法院內不告就不受理，不辯就不審理，審辯角色分離，由於人民不一定懂法律，因此制度上規定人民可以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相對地，舊的是指父母官施恩，使民沾恩即是。觀念上認為全能且有德的官員會恩賜一個妥當的裁斷，因此程序上，無須訟師替其作主。但實際上，人民仍然覺得父母官是根據地方治理上的需求作裁斷，自己若受到委屈還是得依賴訟師為其辯護。

國家法制引進律師制度後，1919 年以後出現臺灣人辯護士，但容忍傳統的「抱告」可為訴訟代理人。所謂「抱告」是清治時期，男性親屬為女性，或是受雇人為老闆，前去衙門代為訴訟。因此訴訟代理人雖然必須是辯護士，但只要法院同意即可，在此情況下，也同意讓「抱告」擔任訴訟代理人，且有意壓縮辯護士可以發揮的空間。

三、審檢辯分立：

刑事訴訟上延續審辯分立的控訴主義，檢察官代表國家為原告，主張被告有罪，被告獲辯護之後，法官依法審判。因此如果原告不主張，法官不能參酌。如果檢察官不負責任，結果被告被判無罪，那麼到底是恐龍法官，還是恐龍檢察官？這就是很多人對於新的觀念不了解而產生的誤解。

蓋因舊的觀念過於強烈，亦即需要一個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各種角色全包的包青天。當時的國家法制雖然引進檢察官，但卻用舊時代衙門的犯罪即決，使多數常發生的輕微犯罪，由警察起訴並審判，因此根本審檢不分。僅少數重大刑案進入法院刑事訴訟程序，但前期有警官代理檢查官之事，後期有檢察官只起訴，不與被告對辯的略式判決，結果模糊化了檢察官的角色。至今為止，仍然很多人不懂何謂檢察官。

四、 行政司法分立：

司法裁判民訴上由審辯，刑訴上由審檢辯找出法律，適用於個案，因此需要法律專業，非一般行政人員就可以執行。而且行政訴訟上被告乃是行政機關，故須由獨立於行政部門的司法機關操作。相對地，舊的根本不支持找出「法」即據以斷案（情理大於法），亦無現代的「權力分立」概念。在日治時期區分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而且總督無司法審判權，且法院有時採取與總督府不同的法律見解，但一直未施行行政訴訟制度。蓋因為了威權統治，未貫徹行政司法分立。

臺灣人現代法律觀形成的途徑

我以《日治法院檔案》為例，設定幾個問題以分析人民法律觀形成的途徑。

問題一：哪一種紛爭類型比較會撤回訴訟？

亦即不願意到法院依法審判解決紛爭。第一是人事，第二是米穀，即所謂傳統農業案件，因為人民已有自己的解決方式。至於哪一種最少撤回訴訟？建物和船舶。因涉及現代公司法和票據法，由此觀之，商人或富人階級較有機會接觸法院，從而改變法律觀。然有趣的是，較容易撤回的米穀和人事上訴率卻異常高，因難善了，難以妥協，使雙方累積更多怨恨，堅持告到底，這些人因而體驗新觀念。相反地，有關商業案件，上訴率超低，蓋因紛爭當事人不知規則為何，以致一審後，由於了解新規則，而停止上訴，接受依法審判。

問題二：同一紛爭類型於不同年代是否使用法院情形也有別？

可分為三個時期：1899-1922；1923（現代民商法施行）-1936；1937（戰爭爆發）-1945。整體而言，中期比前期多了 20 個百分點，所以中期是案件量最多的時期，其中現代商業案件多了 52 個百分點，蓋因 1923 年商法的施行使該案件增加。由於其皆依法審判，故也助長了商人階級法律觀的轉變。相對地，米穀呈現負成長，此因人民不喜歡依照新法，故以傳統方式解決紛爭。另一問題是土地，土地法規於前期劇變，由於涉及利益高，因此根據新法，擁有利益者願意提告以確保自身的利益，但受害者也不服氣而提告，迨至後期規則穩固後，提告情形變少。

問題三：住所地是否影響人們使用法院？

此處以宜蘭為例。案件中臺北佔了 56.5%，宜蘭人僅有 1%，但臺北有 25 萬人，宜蘭則有 9 萬，但為何案件有差距？蓋因宜蘭離地方法院太遠，書中是以搭火車和火車票等成本增加的視角分析。若宜蘭人因距離遠而少使用法院導致觀念守舊，乃政府之責。有趣的是，宜蘭人對於人事案件卻堅持由法院依法審判。統計上，臺北人有關金錢案件 86.1%、人事 2.6%，宜蘭人金錢案件 49.6 %、人事 24.3 %。金錢方面，宜蘭人因成本高僅告高額者；人事方面，涉及家產者具有經濟誘因。因此宜蘭人仍有機會碰觸到新的法律觀。

問題四：性別是否會影響使用法院？

會。原告為男性有三萬九千人，遠多於涉及女性的人數。其中涉及女性分成兩類：原告為女性，有四千多人，原告或法定代理人之一為女性，有七百多人。就案件類型而言，原告為男性或者非自然人者，絕大多數與金錢有關；然而，若原告為女性，金錢案件只佔了 48%，人事案件僅次於金錢。蓋因男性有其社會優勢，反之，處於弱勢之女性需由國家代替爭取權益。總之，女性已有使用法院之情況。

自己權益自己顧：透過使用辯護士及與檢察官對辯體驗現代法律

首先，就使用辯護士情況，可分為六點來談，

第一、男性有七成是自為訴訟，顯示尚未有透過聘用辯護士維護自身權益之現代法律觀念。若非自為訴訟，則會尋找辯護士，而非「抱告」。非辯護士為訴訟代理人僅有 4.3%，此因將訟師的期待投射到辯護士身上。女性的案件雖少，但使用辯護士的比率很高，惟仍有傳統以男性「抱告」之情形。

第二、非自然的團體最常用辯護士，但使用非辯護士訴訟代理人也最高，蓋因許多念法律者畢業後會進入商社，法官會允許其擔任訴訟代理人。

第三、原告比被告更常使用辯護士，無論男性或女性，使用辯護士的比例在建物或船舶最高，人事和金錢紛爭最低，訴訟標的的經濟價值才是聘用辯護士與否的關鍵。

第四、原告若為非自然人，以公司使用辯護士情況最高，信用組合較少，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常使用辯護士。而台灣人特有依習慣法的祭祀公業，也常使用辯護士。

第五、是否有族群背景的差異？族群因素雖有，但影響不大，蓋因日人長於「官方關係」，台人長於「母語」，兩者論法能力相當，一般人的觀念是需要官府施恩，因此誰與政府關係好就會聘用誰。整體而言，日人辯護士一開始較多，1936 年達到高峰，之後由於很多辯護士未登錄故減少，也因此逐漸與臺灣人辯護士人數拉近。

第六，是否有住所地的差異，以臺北和宜蘭為例，宜蘭人使用辯護士的情形較多（宜蘭 69.7%、臺北 39.3%），此與宜蘭案件數較少互為因果。表面上獲得法律專家的協助，但其使用新制所需成本較高，法律觀因而改變的機會變少。

其次，由於審檢辯需要檢察官，也需要國家挹注資金審理，加上有繁複的程序，故對於當時後藤新平而言，較之眾多且耗費時間和成本的輕微案件，較少的重大案件為優先，也因如此當時檢察官不多。

而且 1919 年之前，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是由警察代理檢察官職務，加上檢察官確實可以指揮警察辦案，因此一般人民認為檢察官為警察的上司，具有絕對的權威，而非僅訴訟程序上與被告對等的原告。縱使檢察官提起訴訟，也不一定可以見到檢察官，蓋因法官可以依照「略式命令」根據案件程度直接定罪。特別到了戰爭後期，由於經濟統制，更無機會見到檢察官，遑論透過辯論以體驗審辯分立。到了戰後，在歐陸法系的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下，人民繼續去法院相告。

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不論在國家的法制或人民的法律行動上，都已經開啟了司法正義觀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路徑，但整個前進的步伐仍緩慢，亦即轉型的程度猶相當有限，處處可見固有，傳統中國式司法正義觀的遺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