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讀《論語》、《史記》或是吟詩作對?──《「漢文脈」在近代》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群學,2020。
作者:盛浩偉

「訓讀」是什麼?「漢文脈」又是什麼?為什麼談論日本的「漢文脈」會與「中國文學」有關?閱讀這本書之前,得要有這些預備知識,是故對於臺灣的中文使用者而言,這部份最有必要仔細加以介紹。

近現代日本的起點,即始自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在這段期間內,從政治制度、社會型態,乃至價值觀與思想等方面,日本都經歷了巨大的轉換;而在文學與文化方面,當然也不例外,著名的「言文一致」運動及其成果正標誌了日本近代文學的確立,且無獨有偶地,約莫三十年後,在中國也展開了一場主張「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運動,深深改變了此後的文學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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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一致,或我手寫我口,通常會將之簡單地理解為:文學語體由「文語體/文言文」轉換為「口語體/白話文」的過程;然而,若要深入理解這件事,則首先必須注意到在此前言文「不」一致、我手「非」寫我口的情況。

無論是「文言文/文語體」或是「口語體/白話文」,都是由文字所構成的書面語言,具有可視性,這是言文一致的「文」;至於言文一致的「言」,指的則是音聲語言,或稱口頭語言,顧名思義,其具備音聲的物理性質,卻不具備可視性(附帶一提,現代語言學中所主要關注的對象即為後者,也就是「言」,而非「文」)。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關鍵則是,「文」並非單純為了紀錄「言」、附屬於「言」的工具;「文」(尤其是文言文/文語體)和「言」,各自有著不同的秩序和傾向,這兩者並非截然二分,它們可能有很大一部份重疊,也可能彼此影響,卻並非完全相同。

舉例來說,一場演講若有錄音檔和逐字稿,可能某些在錄音檔中能夠靠語氣抑揚、音量大小、節奏快慢等理解的部分,到了逐字稿中,可能只會覺得文字凌亂、前後理路不連貫、冗言贅句過多,甚至有時,若光看逐字稿會無法理解,還必須回頭聽錄音相互搭配補充,才能領會;而逐字稿若要成為一篇能夠讓讀者通順閱讀的文章,勢必也得經過相當程度的修改,且字詞的選擇、修辭的運用,乃至通篇結構,常常也必須調整。

言(錄音檔)、言之紀錄(逐字稿)、文(文章),三者之間仍然有著差異,過於接近言的文讓人看不慣,但過於接近文的言,也令人覺得不自然。從上述例子,如果我們回頭來看言文一致或我手寫我口,更精準地說,那其實是一個努力讓書面語言的型態往音聲語言/口頭語言「靠近」的過程。而這在當時的日本,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工程,因為涉及了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

在江戶幕府成立(1603)後,由於中國明末清初之際有許多讀書人與僧侶流亡日本,傳入了大量中國典籍,再加上德川幕府重視儒學,並以朱子學為官學,甚至到了寬政二年(1790),還進行了禁異學之改革,幾乎等於是統一了日本讀書人的知識養成教育系統;同時,漢文學(漢詩、漢文,乃至文言等)則是官方正統,也成為知識份子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具有階級上的優勢。

然而,日語與漢語、文言文的主動賓語序不同,日語的句形是 SOV(主語、賓語/受詞、動詞),漢語、文言文則主要是 SVO(主語、動詞、賓語/受詞),兩者差別甚大,此外,其時之日語已有書寫系統(假名),且與漢文(即以中國古典文言文之書面語言)並不相同,此外,漢字具有形、音、義等三面向,其雖然以書寫為主,卻也並未與音聲毫無干係,譬如吟詩誦詞或是朗讀經典,都必須將之化為音聲,且這也是傳統文學活動的一部份。那麼,當時的日本人如何進行?他們是怎麼念讀《論語》、《史記》或是吟詩作對?

答案就是「訓讀」。

在日文中,有兩個詞的漢字都寫成「訓讀(訓読)」,但是兩者念法不同。一種是「訓読み(くんよみ)」,意思是將個別的漢字以日本固有的語言、意義來讀,與之相對的是以接近漢語發音來讀的「音讀(音読み、おんよみ)」。例如「山」這個漢字,讀成「やま」是訓讀,讀成「さん」則是音讀。這是針對個別漢字詞的層次。然而此處談論的,則是「くんどく」,或全稱為「漢文訓讀(かんぶんくんどく)」。

漢文訓讀,是一種以日語語法閱讀中國古典文言文的技術。這種技術並不屬日本獨有,曾經屬於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韓國、越南等地亦有類似技術,而在日本,據說遠自其與中國接觸之時便已有雛形,之後甚至有各種流派。然而,在前述的寬政禁異學之後,這套技術遂逐漸統一、體系化、標準化,也大為興盛。

在中國,傳統書本中不加任何注釋、標點之正文,稱為白文;而所謂訓讀文,就是在白文旁加上若干記號,幫助閱讀的文書形式。這些記號稱為訓點,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返點(返り点)」,位置在漢字的左下方,標示著單一漢字或詞的順序;另一種是「送假名(送り仮名)」,位置在漢字的右下方,表示連接在漢字之後的日語詞綴、助詞等。例如「有朋自遠方來」,其不加任何標點、注釋,即為白文;而「有朋自遠方タル」則為訓讀文。

其中,「レ」、「一」、「二」為返點,表示順序,「リ」、「タル」為送假名。「レ」表示前後順序顛倒,「一」、「二」則表示先讀「一」前的字詞,再讀「二」前的字詞,換言之,「有朋字遠方來」六個字,先換為日語語序,成為「朋有遠方自來」,然後,再把送假名加上去,成為「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朗讀時,則依照訓讀文的指示,將語音讀作「ともありえんぽうよりきたる」。

簡而言之,典籍原文為白文;白文加上訓點,即為訓讀文。需要特別註明的是,依照訓點的指示,將純粹漢字組成的白文改寫為帶有假名的形式(即前面例子的「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通常訓點的送假名是片假名,加上時則為平假名),這種文體,稱為「書き下し文」,然而由於中文裡並沒有對應或相近的詞彙,所以在本書當中,出現這個詞彙時,譯者只能姑且同樣翻譯為「訓讀文」,並盡可能在後方加上原文註解,以利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訓讀」很接近「翻譯」,但兩者的不同在於,「翻譯」是將對象文本的語言改成目的語言,且需要考量如何使目的語言使用者理解,例如將日文翻譯成中文時,就需要適時地修正、調整原文裡的日文文法、詞義、表達方式等,才會是自然的中文。然而,「訓讀」主要是將漢文語序轉換為符合日語語序的形式,並適時標注唸讀時的讀法,但是,「訓讀文(書き下し文)」並不是自然的原生日語,而是一種看似日語、也能用日語語法理解,實際上卻自成一格的文體。

如果以古典的原生日語為本位,當然會覺得這種文體生硬而不自然,可是,由於地緣政治、歷史及文化因素等影響,這種文體得到了官方認可與制度化優勢,並在封建制度的上等階級裡傳播,因而造就了一種文體感覺的共同體。具備漢文訓讀素養的人們,通常認為「訓讀文」的語調鏗鏘、激昂,具有陽剛氣質,有別於一般日常的口頭語言。此外,「訓讀文」(書き下し文)是由「漢文/白文」衍生而來,是故它又有另一別稱,即是「漢文脈」。

原本的情況是,漢文具有特殊優勢地位,但又與日語之間莫大隔閡,人們難以直接學習、使用漢文,才需要一種介於漢文與日語之間的文體,作為學習的輔助,或是在文學活動時調和音聲語言與書面語言,也就是說,漢文是訓讀文、漢文脈的前提。然而,時序進入明治,日本政府展開維新,各個方面都努力仿效西洋,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也就此打破,四民平等,此時,漢文的優勢地位被取消了,也意味著訓讀文、漢文脈的前提消失了;但有趣的是,訓讀文、漢文脈的官方書寫地位卻被延續了下來,而且,前提的消失,也反而意味著書寫漢文脈得到了解放,不必再依附於正統的漢文之上。

有些書面語言的文體,夾雜了漢字與假名,但依舊可以「回復」成文言文,但也有些文體,使用許多漢文語彙,或是訓讀中常用的句型,製造出漢文脈的文體感覺,卻不能回復成文言文。我們不妨以光譜來理解:若一端是漢文,另一端是原生日語(大和語),那麼訓讀文(書き下し文)與漢文脈,大概是介於兩者中間的位置;至於言文一致以及現代日語的文體,則或許可以說介於大和語和漢文脈之間。

與此同時,若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亞,中國也正處於清末民初的階段,許多變革正在發生,而東亞地緣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乃至於國家型態,也都處於變動狀態。在這樣的過渡期之中,日本與中國也並未斷絕聯繫,相反地,兩者有著極為密切的交流與影響,而在文化上、文學上,兩者甚至一度享有共同的文學互動空間。可惜的是到了今日,現代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學科建置,反而讓這段以漢文脈為中心、處於互動、流動、未定型的情況成為視野的死角,它既不屬於主流日本文學研究的範疇,當然也難以被歸類到主流中國文學研究或漢學研究的範疇當中。

回到本書,顧名思義地,齋藤希史本書的原文書名直譯為《漢文脈的近代:清末=明治的文學圈》,即是一本探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其書寫語言上產生了何種轉變、影響的研究。它也恰巧照亮了上述的死角,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主題。

書中有一關鍵字為「écriture(書寫)」,特意使用這個概念,是為了強調那個時代裡,「文學」這個詞彙本身的內涵亦正劇烈轉變著,且與今日所稱之「文學」意涵(比如具備個人風格、藝術性、創造性,探究心靈與情感等)未必相符,是故其採取最廣義的「écriture(書寫)」來指稱他關注的對象。

全書架構,在其原書前言中已寫得十分明瞭,值得提醒強調的是齋藤希史看待文本一貫的態度:

盡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讓結論封閉。看清細部向量的多樣性,並對其中一個向量逐漸取得特權的該機制進行敘述。文本不該以單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複數的文本當中來理解。

換言之,就是貼緊文本,保持論述的開放性與可能性,留意諸多類近立場之間的細微差異,以及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

本書曾獲得 2005 年 SUNTORY 學藝獎(藝術・文學部門),而在評審委員的評語中,則說:「著者追索了兩國(按:日本語中國)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是如何一邊交互作用一邊改變,以及如何一邊改變,又一邊催生著各自的民族國家意識之形成。」而成田龍一在《近現代日本史與歷史學》(2012,中公新書)中,曾經提到齋藤希史的漢文脈研究在歷史學領域之開創:

根據曾是東京大學副教授的齋藤希史(1963-)所言,所謂的漢文脈,是一種源自漢文的文體,並與人們的思考、感受息息相關。漢文曾經是政治與外交的文體,也是東亞世界的『官方文體』。而且,其以『士人的精神世界』為基礎,掌握著公/私的區分。齋藤指出了這種漢文脈在近世中期以後對日本影響甚鉅,也討論了日本是如何從中脫離並『離析』出新的近代語言與文學之過程。

齋藤希史教授(1963-),目前任職於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但他卻出身於和東京大學有著競爭關係的京都大學;能在不同學術傳統中受到肯認,其學術能力可見一斑。

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傳統,上有吉川幸次郎(1904-1980)對於漢、唐等中國中古盛世之文學的研究,而至於興膳宏(1936-),則又擅長以歐美現當代的文學理論重新省視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到了齋藤希史,則承繼著這樣的學術脈絡,並以「漢文脈」為主軸,將關注放大到近代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互動。

可以說,他一方面關注著中國古典文學最繁盛的起點,另一方面又關注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終點。在本書之外,齋藤希史對於「漢文脈」相關領域的著作,還有《漢文脈與近代日本》(2007 年版,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14 年版,角川學藝出版)、《漢字世界的地平:對我們而言文字是什麼?》(2014,新潮社);而與中國文學相關的著作,則有《漢文風格》(2010,羽鳥書店)、《漢詩之扉》(2013,角川學藝出版)、《詩的拓樸斯:連結人與場所的漢詩之力》(2016,平凡社)等。

「漢文脈」研究對於研究者而言,是具有相當難度的挑戰,因其背景知識跨越數個學科(如: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與領域(如:古典文學、近代文學),甚至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外語能力和歷史知識。

不可諱言,在齋藤希史一連串相關著作之外,類近主題較重要的專著依舊有限,茲列舉如: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2003,岩波書店)、村田雄二郎、Chistine Lamarre 編著《漢字圈的近代:語言與國家》(2005,東京大學出版會)、中村春作編《「訓讀」論:東亞漢文世界與日語》(2008,勉誠出版)等,而金文京《漢文與東亞——訓讀的文化圈》(岩波新書,2010)則是俯瞰歷來漢文在整個東亞接受情形的單一專著,亦甚為重要。

回到臺灣自身,實也與漢文脈不無關係。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開始,也正是日本剛完成言文一致後沒過多久。同時,也還有許多知識養成於傳統封建時代的日本讀書人,他們依舊習慣漢文脈的書寫方式,卻被完成維新的日本帝國所淘汰,其中有不少人就順應著那樣的時局,來到了臺灣,並與本地互動,留下了不少 écriture(書寫),亦值得關注。

期望齋藤希史這本著作的翻譯,能替臺灣的中國文學、日本文學,以及臺灣文學研究,都帶來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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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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