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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 vs. 日華,戰後臺灣對日關係的再認識──《臺日關係史》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高村繁、黃偉修譯,《台日關係史(1945-2020)》,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作者:洪紹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2021 年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翻譯出版的《臺日關係史 1945-2020》,原書最初是 2008 年由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和楊永明等四位以外交與政治研究專長的教授由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所出版的《日臺關係史》。爾後在 2020 年出版增補版,《臺日關係史 1945-2020》即是依據增補版的內容進行翻譯、出版。綜觀增補版的內容,除了涵蓋 2008 年版本的內容外,還就 2008 年後臺灣在馬英九和蔡英文兩位總統任內的臺日兩國政府間的交往進行考察。

臺日關係史 1945-2020》的臺灣作者楊永明教授專長為當代東亞國際關係,對當代臺日關係研究造詣甚深;另外,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三位日本作者的研究場域涵蓋了日本、臺灣、中國等地,關注範圍則涵蓋早期與當代,學術底蘊亦相當深厚。日本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有以研究外交與政治的歷史作為起點,進一步將問題意識延伸至當代,在臺灣學界是較為罕見的。

這本書的翻譯是由高村繁和黃偉修負責,並由黃偉修進行審定。目前任職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的黃偉修,為當前臺日兩地學界中,臺灣出身、且能洞悉日本政局變化與掌握臺日中三方政經關係解釋的青壯派重要學者。在他的悉心審定與尊重原作的前提,提供讀者以繁體中文閱讀的機會。

這本書的考察時間以 1945 年為起點,2020 年為下限,最初的出版目的是做為瞭解戰臺日關係的通史。因內容涵蓋期間甚長,值得對對臺日間的歷史抑或當代問題有興趣的讀者一讀。從內容來看,這本書是以日本學者為中心進行撰寫,仍需放在日本對外關係史的脈絡下進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臺灣與中共均面臨「一個中國」的認同,日本與中共存在的關係亦成為日臺關係進展所需考慮的因素。[1]

本人的研究專業為經濟史,自認無能力就外交與政治為中心的論著提供深入評析,除了對整本書的內容進行初步介紹外,擬從經濟史的觀點指出一些見解與思考方向供讀者參考。

思路的理解

這本書在討論日臺關係史時,強調「日臺」和「日華」兩個軸線,說明臺日關係運行時兩股力量在不同時期與層面上所發揮的交互影響。「日臺」關係可視為從戰前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下的從屬關係,邁向戰後去殖民地化後兩地間的交流;「日華」關係指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政權,強調延續自大陸時期以中華民國為主體的對日關係。綜觀戰後臺日關係在前期臺灣一黨獨大下的臺日關係以「日華」軸線為主要的交流,但伴隨李登輝上臺後本土意識的抬頭,「日臺」軸線轉而成為臺日關係為主體。

戰後臺灣與日本關係開展的過程中,不能忽略的是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早期以「日華」為主體時,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亦有如張群與何應欽等知日派,早期並作為臺日間外交事務折衝與文化交流的中間人。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陸續採用部分於1920-1930年代出生且嫻熟日文者擔任閣員或對日關係的幕僚等。這本以日本人為主的作者群,不僅對臺灣的對日關係者有所認識,還精準掌握各個時期臺日關係中的日本官方與國會等政界的人脈。

例如在第三章〈日華關係的重購及其結局 1958-1971 年〉,強調當時的中華民國外交代表了全中國,不論是日中民間協定,或是池田勇人擔任首相期間欲促進日本與中共間的貿易。在臺日外交關係可能存在斷交的危機下,對兩國間檯面上的外交人士如兩國大使張厲生、木村四郎七,先後擔任外相的大平正芳與椎名悅三郎,政務次官毛利松平等所參與的過程均有記述。再者,對於兩國間交流隸屬長老階級參與斡旋者張群與吉田茂的角色亦有所關注。

第七章〈安全保障的雙重三角關係:1995-1999 年〉,說明李登輝主政時期追求與美國、日本三方間的合作關係。該章對於當時日本首相對臺的實務政策進行了詳細的檢討,使讀者能夠理解以「日臺」作為主軸的臺日關係後,臺灣與日本間的政策進展。或許受限於資料的原因,對於「明德專案」的細部內容未能多討論,是較為遺憾的。

關於 1990 年代臺灣透過檯面下的運作追求與美、日大國的結盟,似乎能與當前的國際政經局面相對話。稍詳言之,李登輝時期為抗衡中共試圖建立起與美、日的聯繫與對話管道,似乎在當前中國經濟與軍事崛起與的對外政策、中共與美國間從貿易戰起至新型冠狀肺炎呈現逐漸的對立緊張關係、既有的美日的結盟等背景,促成 2021 年時點,臺灣與美國、日本間的聯繫程度相較李登輝時期臺灣追求結盟的機會已有大幅進展。這樣的實績,似乎即為當時政府所欲追求的目標。

這本書因多數篇章由日本學者執筆,部分章節也強調日本方面的想法;透過本書的閱讀,將提供臺灣讀者認識兩國的交流時日方的觀點。另外,從整本書的文脈來看,似乎呈現前半部內容關注臺日關係的外交面,但近期轉而重視兩國間經濟層面的問題。

經濟史的評論

如前所述,戰後臺日關係演變的過程中固然常受到中共因素牽制或呈現短暫的中斷。但戰後臺日經濟的交流,不論是 1950 年代後期起的長崎國旗事件,乃至 1960 年代的維尼龍工廠與周鴻慶事件的相繼發生,固然讓臺日間的外交關係降至冰點,但均未對臺日間的經貿關係造成太嚴重的影響,僅有 1972 年臺日斷交後造成雙方的航線中斷較為嚴重。本書第四章〈日華斷交與七二年體制的形成:1972-1978 年〉,就臺日斷交時的空運中斷與再開的外交談判過程進行了精采的討論。該章闡述了臺日外交關係斷絕後,臺灣對日關係面臨的障礙與修補過程,還有日本政府提供臺灣的日圓貸款中止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應對狀況。

從臺日經濟交流史的脈絡來看,戰後臺日經濟關係除了空運和日圓貸款因外交關係斷絕而受到波及外,兩國間的往來未必受到外交關係的變化,出現太過嚴重的影響。

就臺日貿易關係來看,1960 年代起臺灣的對日逆差逐漸升高。在貿易品目上,最初臺灣向日本出口的品目多為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從日本進口者多做為生產使用的資本財等設備。1972 年日本對臺灣斷交前夕,政府曾評估降低對日貿易逆差的可能性,結果認為臺灣從日本進口的商品以原料、工業品和資本財等為主,為第二級產業推動時無法缺少的項目。臺日的貿易逆差,歸咎於兩國產業結構的差異,工業化成長過程中將因資本財和原料的需求增加而擴大。亦即,臺灣的產業若要持續成長,仍須持續向日本採購。[2]

其次,本書第二章〈日華關係正常化的進展:1950-1957 年〉,提到戰後日臺貿易的起始點與『日華平和條約』簽署後促成臺日兩國間商業活動的制度化。或許因各個章節由不同作者執筆,未能就日商來臺的資本積累過程與發展歷程進行說明。

回顧 1950 年代來臺的日本商社最初以商業資本為主體,並在 1960 年代起活絡的與中小企業合資,參與新興事業的生產,且運用日商的網絡將臺灣商品銷售至世界各地。[3]以往常強調臺灣經濟成長的動能是仰賴民間的出口部門所創造,且歌頌中小企業的貢獻。但就臺灣製造的商品向海外出口的過程中,必須留意日本商社對於臺灣製品海外銷售網絡的影響。

依據資料顯示,1970 年代中期,臺灣具有對外貿易資格的企業採行的國際銷售管道,50% 仰賴日本商社、10% 仰賴外國人投資與跨國企業、10% 仰賴公營和公民營貿易機構特許出口、20% 則透過本國出口商與貿易商。[4]這樣的數據,體現出當時臺灣出口部門與日本流通體系呈現高度的連結關係,進而政府在 1970 年代末期推動成立大貿易商的構想,希望能降低臺灣製品的海外出口對日本商社國際通路的依賴。

另一方面,以日本學者為主體探討日臺關係史的討論,並未對早期在日本的臺灣商人進行過多的著墨。從既有的研究可了解,戰後臺灣出口到日本的香蕉等農產品,出現以父子、兄弟或親族的血緣網絡,分別作為以臺灣出口商與日本方面的出口與進口商,建立起臺日間的銷售網絡。[5]

其次,如以神戶一地的部分臺灣商人鄭旺為首,在珍珠事業的經營亦頗有成就。[6]還有曾參與臺灣獨立運動、作為文學作家的邱永漢,移居日本後逐漸活躍商業界,並在臺日兩地出版諸多投資相關書籍與雜誌。若能將在日臺灣人的經營活動納入臺日關係史的討論,可就以往孤立於一方的在日臺灣人的經濟活動納入整體的構造中,超越以往著重政治史的臺灣獨立運動與外交史的國籍選擇問題。但在強調這段時期臺灣對日本活絡的貿易網絡關係,仍須掌握當時臺灣最大的貿易商,仍是由政府所經辦的中央信託局,主導臺灣方面重要物資的進出口。

關於在臺日資的討論,固然以 1950 年代的日本商社來臺為起點,並在 1960 年代後如三菱商事和三井物產等在臺進行各項事業投資,呈現出與臺灣本地資本相結合的狀況。例如國瑞汽車與臺灣高鐵成立初期,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均參與投資。[7]也就是說,戰後日本商社在臺的活動除了從事貨通有無的商業買賣外,尚參與本地資本在臺灣的各項事業,呈現與本土資本合流的狀態。

在本地資本家的積累情形,出現臺灣的企業家與日本企業在臺設廠製造日本品牌的商品,在臺灣或海外進行銷售之情況。綜觀這些本地的企業家,多在 1950 年代初期作為貿易商人,並擔任臺灣日方產品的代理商。到了 1960 年代,日本企業受限於臺灣政府獎勵進口替代的背景下,限制舶來品進口又覬覦臺灣本地的市場契機,或考量在臺灣本地生產能降低成本的可能下,出現日本企業與臺灣資本合資經營生產的型態。

這些日本企業與臺灣就分工方式,常可見到的是日本企業提供技術與商標使用權,讓臺灣的合資者擔任日本品牌的臺灣總代理,出口者則由日本方面擔任;這樣的分工型態,促使本地資本能透過臺灣市場的銷售獲利,且能使用透過合資經營生產的方式使用日本製品的品牌商標,省去創業時的商譽創造成本。

但這樣的合作型態,日本企業也會考慮到臺灣合作對象的經營能力、是否存在合適的接班者,乃至日本企業本身海外經營策略而進行調整。例如臺灣花王公司的設立原本是三菱商事居中牽線,與臺北貿易公司等本地資本家合資設立,但1991年代後日本花王結束與臺灣的合資型態,轉由日本花王以設立子公司的方式經營花王臺灣股份有限公司。[8]

另外,如三菱電機長期委託歌林家電作為銷售代理商,也在 2010 年改由三菱電機直接銷售。[9]透過這樣的事例討論,浮現出臺日企業的長期合作關係下,臺灣合作的對象在面臨企業經營的接班者是否能滿足日本方面的期待,日本企業也會評估合作臺灣企業的經營情形,或是在全球佈局的情況下結束臺灣代理商的合作,轉而直接參與臺灣市場的經營。

此外,臺日間的交往與政策締結除了檯面上的官方交流外,還要注意半官方組織與檯面下的交流。這樣的政策脈絡,也顯現在經濟層面的交流。例如 1957 年成立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為臺日兩國間成立的半官方組織,部分功能是作為兩國政府政策協議前的先導機構。[10]

當時日本在經濟邁入高度成長軌跡,欲積極將商品、設備、資材銷售到海外,故會議召開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代表積極參與。臺灣政府在會議中也將經濟層面的需求向日本方面提出。1965 年 7 月 1 日在美援結束後隔一天即實施的日圓貸款,提供臺灣的公營事業與公共工程的設備更新與擴建設備;該貸款在簽署前,即是透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作為先導單位。[11]

日圓貸款的項目,主要是協助公營事業和公共工程的更新,且貸款金額要求有一定比例需購買日本資材與聘用日本籍顧問,加深了臺灣經濟對日本的依賴。但必須留意的是,日圓貸款透過對官方部門的設備更新與建設外,尚帶動日本機電與營建業大舉來臺的契機,並創造出一批從事日本系重型機電與營建工程所需資材進口銷售的貿易商。

此外,早期臺日兩國交往時,固然是以日華為主的體系主導政治與外交層面,但亦值得關注臺灣人在經濟層面扮演的中介橋梁。這樣的具體活動,具體的表現在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60 年代該協會的經濟事務,由戰前留學京都帝國大學、戰後服務於臺灣電力公司的朱江淮,還有戰前曾服務於滿洲中央銀行、戰後服務於彰化銀行的吳金川負責。戰後臺日經濟交流的過程中,早期臺灣人憑藉語言的優勢與工作上專業的優勢,建立起臺灣技術人員前往日本受訓的管道,還有瞭解在臺日商所面臨的問題。[12]

臺灣研究的啟發

最後,《臺日關係史》放入臺大出版中心的臺灣研究叢書中,也許能試著思考這本書對大眾的歷史認識與臺灣研究能帶來怎麼樣的啟發?

以往民間對臺日的認識,常侷限在老一輩臺灣人對日本觀感較為友善的印象,或早期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政權或人民受到中日戰爭等歷史記憶的影響,有時對日本抱持較為疏離或負面的態度。在當今時點的臺灣,較為年長的世代在某種程度上仍受到前述兩種印象所制約,多數民眾對藍綠政權的對日觀感甚存在著刻板之印象。

臺日關係史》譯作的問世,能夠使得讀者了解臺灣在不同時期的對日關係。再者,這本書具體的貫穿各個時間點,說明兩岸對抗對臺日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早期中華民國與中共在兩岸分治的背景下,均積極向日本爭取「一個中國」的正統性。伴隨1 970 年代臺灣在面臨外交困境與參與國際組織受挫下,積極在對日關係爭取各項談判時,也常受到中共的阻撓。

固然這樣的現象不只侷限於臺日關係,應為臺灣與各國往來和參加國際組織時常面臨的困境。第九章的〈在穩定的兩岸關係下發展的日臺關係〉,說明了馬英九政權時期因與中共間的關係在緩和的背景下,臺日間在從事經貿協議時反倒受到中共較少的阻撓,促使臺日的經貿關係得以大幅進展。這章的討論,可說提供臺灣讀者全新的印象。

臺日關係史》所提出的日臺與日華脈絡,指陳臺灣的對日關係既有日臺又有日華兩方要素的影響,並考察各個時期的影響力。實際上,這樣的脈絡放到戰後臺灣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中,也體現在戰後臺灣既存在從戰前歷經日本殖民到戰後去殖民地化後的脈絡與影響,還有來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脈絡。當前臺灣學界對戰後史的認識,似乎仍多停留在兩個脈絡的各自研究與闡述。

目前臺灣史學界對戰後史的研究以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最為活絡,原因可能是臺灣願意開始反省過去,且又有眾多資源投入下所促成的。臺灣史研究社群固然強調以臺灣為主體,所關注的戰後史以下層人民為主,且強調戰前戰後的生命與文化經驗關係。

另外,也有以中國近代史出發的學者,從中國大陸時期的研究為起點,進而關心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的發展情況;此一社群的研究集中對外交、軍事、內政等政府體制運作的探討,且關注從中國大陸來臺官員的活動。臺灣史與中國近代史社群對於戰後臺灣外交史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臺灣史社群關心的是『舊金山和約』和『日華平和條約』對臺灣獨立的法理性論述,或是臺灣獨立運動的活動;中國近代史學者則多探討中華民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事務,或是處理政府面對邦交國與中共的對抗關係。

也就是說,兩造所呈現的焦點似乎找不到交流的空間,呈現出平行的討論。由日本學者領銜出版的《臺日關係史》同時以「日臺」和「日華」作為分析的範式,或許能提供研究者進行戰後臺灣研究時的觀點作為檢討與再認識。

若讀者閱讀完這本譯作後對臺日關係想有更多的了解,亦能參考臺日兩國所出版的書籍。日本方面的著作,福田円的《中国外交と台湾―「一つの中国」原則の起源》,探討以第一次臺海危機所衍生出兩個中國的問題為起點,再闡述第二次臺海危機下一個中國論點的形成與在國際諸國的適用性。[13]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日華断交と中華民国の転換》,說明臺灣在退出聯合國後的對日關係與國際交往,揭示出當前臺灣外交面臨狀況的原型。[14]許珩《戦後日華経済外交史1950-1978》則針對戰後臺日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外交背景與折衝過程進行討論。[15]臺灣方面的著作,任天豪《從正統到生存:東亞冷戰初期中華民國對琉球、釣魚臺情勢的因應》,以國際關係史的觀點就臺日主權中的沖繩問題進行相當精彩的討論。[16]

延伸閱讀:百年前,串起臺日近代史的歷史起點──下關
為什麼要從「日華、日台雙重關係」來理解戰後的台日關係? 七二年體制的困境、冷戰下的兩個中國、釣魚台列嶼爭端、台海飛彈危機……又是如何影響當時及其後的台日關係? 為了理解日台關係,最重要的就是應該要先有一個相當於指南的海圖,也就是基礎的日台關係的書籍。本書的目的就在於,不僅從雙邊關係,同時也從區域研究、全球性的角度,多面向、綜合性地闡明台日政治關係的歷史延續性和非連續性,是學界第一本以「台日關係」為分析對象的專書。內容始於 1945 年,一直論述至 2020 年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結束,對讀者而言,更像是一幅有定向、定位功能的「海圖」,有助於進一步從各方跨領域按圖索驥。

[1] 若對日中關係史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東京:有斐閣,2013)。

[2] 洪紹洋,〈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02-103。

[3] 洪紹洋,〈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08-112。

[4] 蘇淑梅,《我國大貿易商之成立與發展-大貿易商研究問題之二》(臺北:第一銀行徵信室,1979),頁4。

[5] 劉淑靚,《臺日蕉貿網絡與台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91-96。

[6]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6月),頁147-195。

[7] 蘇燕輝,《我與豐田・和泰的汽車生涯》(自行出版,2017),年表1984年。〈輸出高鐵機電系統 三井等七日商合組新公司並將投資臺灣高鐵一成股權〉,《經濟日報》(2000年9月21日),第24版。

[8][8] https://www.kao.com/tw/about/outline/history/,花王臺灣股份有限公司網頁。洪紹洋,〈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17-118。

[9]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m.tw/news_View.asp?nid=6,臺灣三菱電機公司網頁。

[10] 許珩,《戦後日華経済外交史1950-197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頁49-53。

[11]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10-112。

[12] 洪紹洋,〈戰後臺日交流下的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52-1972)〉,《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63期(2017年4月),頁98、99、103。

[13] 福田円,《中国外交と台湾―「一つの中国」原則の起源》(東京:慶應大学出版会、2013年)。

[14] 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日華断交と中華民国の転換》(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

[15] 許珩,《戦後日華経済外交史1950-197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

[16] 任天豪,《從正統到生存:東亞冷戰初期中華民國對琉球、釣魚臺情勢的因應》(臺北:國史館,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