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右靠了嗎？──《真正的憲法》，一份批判戰後憲法學的意見書

近年來，在安倍政權的種種施政之下，臺灣人不免有日本日益右傾、往保守主義靠攏的印象。尤其是日本改動憲法解釋、強化安保體系的舉措，更令人加深印象。這種印象，與日本部分知識份子和民眾雷同。然而，姑且不論自民黨與安倍晉三首相自身的立場，日本政府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解釋，使集體自衛權不違憲，以及已經「臭名遠播」的安保條約，這些作為真是普遍認為的右傾、軍國主義復辟、冷戰遺緒的產物嗎？

專長為國際和平理論的東京外語大學總合國際學研究院教授篠田英朗，在 2017 年出版的《真正的憲法──戰後日本憲法學批判》（ほんとうの憲法──戦後日本憲法学批判，筑摩書房）中，提出了極為犀利的論點。篠田教授反駁以往日本憲法學者對於和平憲法的誤解，以及紮稻草人式的進步觀點，並且指出日本政治存在已久的，政府與主流學界之間的矛盾。篠田認為，現代日本在進行憲法解釋時，應當考慮國際法，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行事，才能作為真正的和平國家、落實真正的和平。

「美國」味濃厚的日本國憲法

本書前半部分指出，戰後由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盟軍占領當局（GHQ）新設立的日本國憲法，帶有強烈的美國政治、法律思想。該憲法主要呈現幾個面向：重視國際協調、人民與政府為信託關係與目的解釋。於此，重視國際協調指的是在進行憲法解釋時，會考慮國際政治環境與國際法；而人民與政府的信託關係，是意指基於人民為了追求幸福，授權政府施政的權力；目的解釋則意味著憲法解釋不拘泥於文字，以目的為重。

倘若將這樣的觀點放在集體自衛權是否違憲的問題上，會得到並不違憲的解答。因為集體自衛權本來就是國際法概念，實行集體自衛符合國際協調的原則。且若依照日本國憲法第十一、十三條的人權、幸福追求權的目的解釋，則日本政府依據日本國民的信託，有權進行必要的修正。在上述的美國法律、政治思想的框架之下，安倍當局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種種措施，不僅不違憲，甚至是合於憲法的必要之舉。

日本政治、法律學者的歐陸傾向

然而，篠田英朗進一步指出，集體自衛權解禁被視為有違憲之虞的關鍵在於，日本的憲法學者，多半採取德國、法國的人民主權論的憲法學說。若以歐陸憲法學說的幾個面向，即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傾向、對國家「統治權」的主權者「人民」的抵抗，以及文義解釋三點綜而觀之，憲法九條的集體自衛權解禁，無論如何都有違憲之虞。

首先，歐陸觀點下的憲法解釋，即使不忽略國際法，至少也認為憲法與憲法解釋效力大於國際法。因此，集體自衛權這樣的國際法概念有被忽視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集體自衛權解禁的政府施政，被一般憲法學者認為是違反民意與正當程序的作法，因此能被解釋成人民以憲法「抵抗」政府統治權的局勢。篠田稱這樣的憲法學為「抵抗的憲法學」。

抑有進者，若單就文義解釋，日本國憲法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文字，將對集體自衛權、甚至自衛隊的存在本身形成有違憲之虞的解釋。上述種種，篠田認為是欠缺國際法、輕視英美法、恪遵德國法傳統的日本憲法學界所形成的僵局。

換言之，除非把集體自衛權的議題置於美國法以及國際法的層面上，日本政府因應國際政治形勢而變化（集體自衛權解禁），才可能跳脫「抵抗的憲法學」的限制。否則如近些日子以來，北韓不斷試射飛彈、中國軍機頻繁進出日本海等，逐漸升高的區域戰爭威脅，在拘泥憲法文字之下，只能毫無動作、坐以待斃。

戰前、戰後日本知識分子的兩難

那麼，該如何理解日本法律、政治學界中充斥的德國學說影響呢？篠田認為，此一現狀有其歷史因素。戰前，留學德國，受德國國家學學者耶林內克（Georg Jellinek）影響的美濃部達吉為了緩和、合理化大日本帝國憲法中過於神話化的憲法條文（大日本帝國為萬世一系之天皇來統治），提出了天皇機關說，此說雖然被愛國的右翼民粹領導者扣以「不敬天皇」、「學匪」等罪名進行圍攻，卻被體制內的、帝國大學出身的官僚，亦為其學生們所接受，使帝國憲法維持某種程度上合理的運作。

戰後，同樣受到德國政治思想所影響的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為了防止極端國家主義再次出現，使得國民又被國家這樣的集體所綁架，而提倡「自由主體的國民」概念，並且為盟軍所立的和平憲法，現今的日本國憲法辯護。因為當時許多右翼、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被強加的憲法，修憲、改憲的呼聲此起彼落。為了與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抗衡，許多顯而易見的「虛構」因此誕生。如當時著名的憲法學者宮澤俊義，為了凸顯國民的自主性，將盟軍創立憲法和主權由天皇移交予國民，這樣完全被動接受外國指導的事件稱為「八月革命」。

此時期日本知識分子不得不以德國學說為武器，對抗更加極端的意識形態，卻也面臨無法自圓其說的兩難。就篠田英朗的角度而言，以德國或歐陸學說為傳統的政法學界，也阻礙了當今政府必須依照國際政治局勢改變方針的諸項措施。

小結

透過本書，日本學界對於當今國內政治、法律情勢的辯論也許可以讓臺灣部分人士（特別是最愛批評日本的「統派」）反思日本在左右、美日關係上的複雜性，而不會輕易將某些有待商榷的觀點套用在各國複雜的歷史情境之中。舉例來說，那被統派稱作保守、右翼象徵的美日安保體制一旦被去除，則和平憲法就會無所憑藉進而崩塌。從而出現更加傾向法西斯主義的憲法，而這正是戰後日本差點出現的光景。

由此，我們借助日本的憲法爭論得知，知識應當先行於立場，並隨著時代變遷自我反省。而如何像日本一樣，將關乎國家未來走向的政策討論普及到閱讀大眾，更是當今內外交迫、亟需集思廣益的臺灣無從迴避的課題。畢竟，唯有知識，才能使弱小者逃離困於帝國夾縫的命運。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