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草原民族的文化迫害,從文革至今仍不斷重演──「內蒙古文革檔案」的編輯手記
作者:尹懷君(秀威資訊編輯)

沒有民族問題的內蒙古

提到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在八月底以前,多數人可能立刻想到的會是新疆/東突厥斯坦,或者西藏/圖博問題,少有人聯想到內蒙古,好像蒙古人一直與漢人政權(無論朝代更替)保持非常親密友好的關係,畢竟漢滿蒙回藏苗瑤壯維吾爾臺灣原住民十個宗族血肉相連,漢族和蒙古族就該一家親,好棒棒。甚至以「內」、「外」──而不是東西南北方位,或者歐洲、非洲傳統因河流流域而分的上下──來區別蒙古大草原,好像都再合理不過了。

我在接手編輯「內蒙古文革檔案」這系列史料書之前,也是這樣以為的。

8 月 26 日,內蒙古教育廳發布的「內蒙古雙語教學新政策」──在內蒙古以民族語言授課的學校小學一年級將使用全國通用的語文教材(以漢語教漢語),並在兩年內逐步將政治及歷史課也改為以漢語授課──引發了內蒙古的大規模抗議與罷課,就連包含杭蓋樂團等多位已經走向國際的蒙古音樂人,都以蒙古文發聲明、連署表達不接受新的雙語教學方案。內蒙的蒙古人擔心新的雙語教學方式將弱化蒙古的母語文化,影響蒙古身分認同。

為了鎮壓抗議行動,內蒙公安當局除了動員警力以外,還發布了附有相片的通緝名單、鼓勵群眾舉報參加示威的群眾。這種「鼓勵舉報」將造成的人心惶惶和彼此猜忌的社會撕裂,令人聯想起文革。

也確實,對蒙古人的文化迫害,這並不是歷史上第一次發生;對現在內蒙的蒙古人來說,1981 年為抗爭放寬漢人向內蒙草原移民限制的「28 號文件」而罷課的那場學運記憶猶新,而 60 年代文革時期的傷疤仍未癒合。只是出了內蒙古,鮮少有人知道,內蒙古的蒙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歷了一場種族屠殺的浩劫,民族的元氣早已受到重挫。如同蒙古裔的文化人類學家楊海英所說的:

內蒙不是沒有民族問題,只是發生問題的時候,國際社會都不知道……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肅清事件

楊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日文名:大野旭),1964 年出生於內蒙古,幼時曾親歷文化大革命及「內人黨事件」。大學赴北京求學,畢業後赴日繼續研究,爾後歸化日本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在日本以研究「內人黨事件」著稱。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動了大規模種族屠殺(genocide),藉口「整肅民族分裂主義政黨」,於 1967-1969 年間展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肅清事件」(簡稱「內人黨事件」)。經操作過後的公開數據呈示,中共當時總共逮捕了 346,000人,殺害 27,900人,致殘 120,000人。

當時被中共指稱為「民族分裂主義政黨」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實際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興起的民族自決風潮中,受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執政黨「蒙古人民革命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而在 1925 年 10 月於張家口成立的政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也曾表示支持內蒙古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並鼓勵「內人黨」為力爭自決而鬥爭;1935 年頒布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更提到:

「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的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和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

內人黨曾在中日戰爭期間潛入地下,戰爭結束後恢復活動,並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兄弟黨」,不過 1947 年內人黨再度解散,部分黨員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中共在取得政權、局勢漸趨穩定的 1960 年代態度丕變,稱內人黨追求民族解放是鼓吹「民族分裂」,於 1968 年將其定性為「民族分裂主義政黨」。

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打著「打擊民族分裂」、「階級鬥爭」的旗號,發動「內人黨肅清事件」,將早已被中共強迫解散的內人黨員和普通的蒙古人都打成「內人黨員」,並大規模整肅抓捕蒙古菁英、迫害蒙古平民,將其打為「蘇修」(蘇聯修正主義分子)、「蒙修」(與外蒙古接觸的通敵者)、「日特」(為日本蒐集情報的特務)等「罪人」,尤其針對蒙古領袖烏蘭夫的支持者進行「挖肅」:「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約 150 萬的蒙古人口中,就有 34 萬人遭到逮捕,超過 2 萬人死亡,幾近種族屠殺與文化滅絕,堪比蘇俄對波蘭的卡廷屠殺、波布統治下的紅色高棉。

中共宣傳用暴力打倒烏蘭夫的海報。

1969 年 3 月起,受到迫害的內蒙古人民帶著種種狀告信、申訴書以及親人遺物、刑具等物品,集結上訪北京要狀告中央。此時適逢「九大」(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決定將文革降溫,好讓「九大」可以順利召開。在內蒙古人民上訪的壓力下,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二二指示」,要求對被誤傷的好人予以平反,加上「九大」以後頒布的「八二八命令」,要求各邊疆革命委員會作好反(美、蘇)侵略準備,內蒙古的風向一夜轉變,原先針對蒙古人「挖黑線」、「肅流毒」等鼓吹宣傳,被「內蒙地處戰爭前線」、「團結一致對外」的呼籲所取代。

內人黨事件的主要領導人滕海清成了眾矢之的,多次在整肅大會上受到批鬥,直面倖存者及被害者遺族的血淚控訴。然而,一直要到中共將內蒙古東部割讓給東三省,西部割讓給甘肅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恢復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整起內人黨事件方告平靜;滕海清亦於 1975 年調至山東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76 年文革結束,「內人黨事件」雖受到平反定性為歷史錯案,但滕海清終其一生卻不曾受到任何刑事處分,於 1997 年病逝。

中共批鬥大會上的蒙古人高幹。

內蒙古文革檔案

楊海英的著作多探討內蒙古、蒙古人追求自決,且以日語寫作,在臺灣已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等譯作出版,而今年新出版的史料叢書「內蒙古文革檔案」,內容則收錄他長年蒐集內蒙古文革時期「內人黨事件」相關的史料,並按照主題重新整理編排。

相較於先前出版的論述性著作,「內蒙古文革檔案」全系列五書(共九冊)除了楊海英為每書所作的序言導讀以外,都是按照主題性質收錄的「內人黨事件」相關史料,包含挖肅總指揮滕海清將軍在內蒙古執政時期的講話,以及文革後期關於其罪行的爭論;中國當局其他眾多領導人的講話以及政府文告、會議紀錄、革命委員會公文、平反決定、平反通知書等官方文書;中國政府翻譯的「內人黨」原始文件、中共整肅蒙古人的社會動員宣傳、標語以及報章、檔案;還有內蒙古土默特右旗四家堯人民公社與內蒙古軍區後勤部的被害者報告。

滕海清(1909-1997),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

其中,除了重新繕打排版的印刷檔案以外,手寫文件以及部分有修改痕跡的印刷文書以原件掃描的方式呈現,以期讀者能從更為深刻地見證歷史。

當七、八月傳出中國政府將在內蒙推動新的雙語教育政策時,楊海英就已經在網路上發動了抗議連署。當時也正是我編「內蒙古文革檔案」正如火如荼之際,而這段編書的經驗,除了增加自己的工作經驗值以外,更大一部分令我感到收穫豐富的地方,是顛覆自己原本對內蒙古和蒙古人的認知與想像;跳脫,並且明確地意識到自己之前曾經(被灌輸、被潛移默化的而)有過的「漢人本位主義」:在查找相關資料時,關注中亞,我才知道我們所謂的「內」蒙古實際上在蒙古人的分布範圍中,應該稱作「南」蒙古──是以漢人為多數的中國(不論是國民黨的中國還是共產黨的中國)邊界劃線,蒙古草原才有了「內」、「外」之分;製作書籍資料時,我在介紹中寫了「蒙古族」,楊老師校對時指出希望我能改用「蒙古人」,我也才意識到原來腦袋裡也有「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本位概念。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宣傳海報。

多意外,我以為自己的人文素養可以讓我在關注這個世界的時候考慮足夠周全,這才明白原來腦袋裡還有尚未被打破、被拓展的本位區塊。

回過頭來,八月底看到內蒙古教育廳公布新政策的新聞,我剛處理完其中一本被害者報告書的檔案,情緒還沒有從倖存者指證歷歷的史料中脫離出來,才看到內人黨事件期間執行「挖肅」的「戰鬥組」辱罵蒙古語為「牲口話」,就看到新聞底下的小粉紅留言寫著「當中國人就是要漢化」、「蒙古樂團簽連署是因為他們唱蒙古語、出了內蒙自治區到其他省市混不下去」等言論,再連結到香港 2008 年開始推行「普教中」──以普通話,而不是香港人的母語粵語來進行中文教學──的政策與實踐,頓覺世界荒謬、彷彿有人偷偷倒帶,又或者「歷史」其實永遠不會過時,因為它總是會以各種形式不斷地重複自己。

延伸閱讀:楊海英:要告訴所有人歷史的真相,這是我作為一個蒙古人的使命
「內蒙古文革檔案」,全系列共五書(九冊): 第一書《滕海清將軍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三冊) 、 第二書《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府文件和領導講話》(二冊)、 第三書《挖内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證據和社會動員》(二冊)、 第四書《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報告書》(乙冊)、 第五書《内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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