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的錢已在臺灣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反叛蔣介石政權的異議份子吳國楨

鈞座之病，則在自私。在大陸則只顧個人之政權，在臺灣則於苟安之後，又只圖傳權於子，愛權勝於愛國，愛子勝於愛民。因此遂走上一人控黨，一黨控政，以政治部控制軍隊，以特務控制人民之重大途徑。—吳國楨

吳國楨是蔣介石重視、重用的行政幹才，不僅高學歷、清廉、受到國際（特別是美國）一致肯定，蔣氏夫婦私底下對他更是疼愛有加。

然而，曾經形同蔣介石近臣的吳國楨，卻在被迫流亡美國後剖心寫下這段話致信蔣介石，懇請速行民主改革。這不僅表露吳國楨對於蔣介石的看法，也印證了殷惠敏在《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中寫道的：蔣家統治的特色即是「世襲專制」。

在吳國禎事件中，原來的忠臣，如何成為反叛的異議份子？逃亡美國之後，吳國楨進行了哪些行動，進而引發國府的危機？與此同時，素倡民主、自由、法治的胡適，為何也替蔣家討伐擁有相同信念的吳國楨？

反對「世襲專制」

本書「世襲專制」的開展時間，是從二戰結束到國府逃亡至台。蔣介石流亡至台後，遂開始精心籌劃傳子的「隱形議程」。[1]

在國共內戰尾聲，美國選擇放棄蔣介石，表示希望由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同時指示軍隊應由孫立人主管，且在推行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之下，美國才願意給予中華民國政府援助。吳國楨無形中的功高震主，引起蔣介石不悅與嫉妒，更懷有隨時被取代的恐懼。

蔣介石因兵敗如山倒而逃亡至台灣後，即銳意改造本來敵對派系眾多的國民黨，成為一個高度集權、以蔣家為首的列寧式政黨，構造蔣家天下的「黨國體制」，並培養蔣經國作接班人，掌管特務系統。這不僅要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也需要美援作為強化政權控制的力量來鞏固政權。

但是吳國楨認為潰敗至此，只有徹底成為實行民主政治、而非一黨專政的國度，改善、促進臺灣人參與國政，才能獲得美援，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橋頭堡。他認為由國民黨自我分化為兩個競爭黨派，共尊蔣介石為領袖，實行兩黨競爭，是最恰當的實行方式。

吳國楨更反對蔣經國接替蔣介石。他從過往共事的經驗，理解到蔣經國喜愛的乃是蘇聯的極權制度與恐怖統治，且反對、鄙視民主與法治，認為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這和吳國楨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完全不同。

至此，雙方在思考國家、救國謀略方式等議題時，走上南轅北轍的道路，開始出現根本性的差異。吳國楨與蔣氏父子不斷發生衝突，蔣經國甚至想製造吳國楨「被車禍」。最後，為保人身安全，吳國楨不得不逃往美國。

流亡與對抗

政府將歡迎有助於中國之批評言論，惟中國人利用在外國居留之安全批評政府，實與共黨無異。—蔣介石

吳氏夫婦在上海市長任內，與重量級傳媒人物、《芝加哥論壇報》報系創辦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夫婦結為莫逆。吳國楨將前往美國求學的三個兒女委以麥考米克夫婦照料。這成為日後吳國楨流亡美國，運用自由世界傳媒對抗專制政權的一大助力。

蔣家發現無法以懷柔手段攏絡吳國楨，於是開始抹黑他的名譽。作為珍視名譽的文人，吳國楨請求修改不成，這才引起雙方公然對抗及國府政壇的騷動。

此時，吳國楨認為與其糾結於澄清抹黑，不如作出有效的反擊：揭露國府的重大弊病，才能在「以一人敵一國」情況下，發揮以寡擊眾的效果。

國民黨唯恐吳國楨一事將會導致美國中斷美援，而確實有親蔣的議員與媒體界因此動搖。因此，國民黨也以抹「紅」、動員各界「聲討逆賊」等方式進行攻擊，更在臺北、駐美大使館成立專案小組應對此事。最後由親蔣的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和外交部長葉公超，打出「民主改革有在推進」的太極拳來化解吳國楨指出蔣家「一黨專政」的爭議。另外，顧維鈞領導駐美大使館的專案小組。也以「共黨威脅」為改革較緩之理由引人同情。

而蔣宋家族在美國多年經營的盟友「中國遊說團」，此時也從驚愕轉向「傷害控制」，以圖將吳國楨事件引發的傷害降到最低，並予以反擊。

中國遊說團

「中國遊說團」是美國國內從國共內戰的四十年代到國府遷台的六十年代期間，一直支持國民黨政權的非正式遊說團體，成員包括國會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和企業人士。中國遊說團財雄勢大，跨越政、軍、企，乃至宗教界，主要涉及為國府爭取美援和軍售問題。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等法，要脅通過援華（臺）撥款，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2]

吳國楨事件爆發後，他們首先感到錯愕與驚嚇，再來是擔憂影響美國援助蔣介石，而且因為吳國楨曾與他們有過良好交情，又曾是美方重視的未來自由中國的領導人，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行動。例如當時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son）、魏德邁將軍（Alfred C. Wademeyer）曾對此表達驚嚇、不滿與關切。而在林孝庭《意外的國度》一書中，協助蔣介石重建在台軍事力量的要角庫克（Charles M. Cooke），則受託前往安撫吳國楨，並向國府外交部表達應盡快釋放作為人質的吳國楨次子，以免做出無法挽回的事。

另一方面，蔣氏父子從美國前駐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處得知國務院對此事並不關心。蒲更給予「不理會為上」的建議。這引發國民黨內部糾結於是要聽庫克建議，釋放吳國楨次子，還是不予理會吳國楨的通牒，繼續留作人質的討論。

吳國楨苦候無音訊，因此在銷量極大的《展望》（LOOK）雙週刊刊登〈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一文，以前所未有的炮火，將蔣家王朝的一切暴露於美國社會。此文一出，蔣家派雙方舊識劉文島前往安撫吳國楨，希望結束鬥爭，隨後並將其子送往美國，希望化解爭端。

但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卻又引起他人對吳國楨的口誅筆伐，而敵人竟然是吳國楨認為能理解他的主張，至今保有崇高名聲的「自由主義者」胡適。

知識分子的背叛

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汙衊其國家與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的錯誤和失職行為，那些政客自己也不能逃避道義上的公正審判。—胡適

〈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一文，是吳國楨最後的立場聲明，他以懇切的語調，以一個曾主持過臺政的人的經歷，說明美國軍隊在韓戰戰場上誓死拚搏時，美國人的錢卻用來建造一個共產黨式的警察國家，充斥著特務、濫捕濫審濫殺，人民毫無自由，一觸犯統治者就會有牢獄之災。

吳國楨表示自己過往對蔣介石忠誠，寄望蔣介石推動民主改革，因而不斷上諫，但後來他明瞭蔣介石只想傳子的心意，也知道自己只是取得美援的工具，當韓戰開始後，就沒有太多利用價值了。身為一個政治圈內人，他對於台灣演變至此感到羞辱，決心與蔣介石切割。但並非希望藉此毀滅蔣介石政府，而是希望美國透過施壓的方式，促使蔣介石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美國人的共鳴。

但胡適卻發出一封信嚴厲批判吳國楨。說他毫無責任與道德感，文章充滿欺騙美國人的謊言，存心汙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胡適更以警備總部提供的檔案，痛斥吳國楨當保安司令、管轄軍事法庭，卻說自己對於任何案件都無法置喙，根本是胡說八道，而且在他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總經理沈鎮南死刑判決上，也有著他的圖章。胡適指斥吳最好要有道德良知，不要睜眼說瞎話。

胡適又在與中國遊說團密切相關的小眾雜誌《新領袖》（The New Leader）上發表〈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肯定蔣介石治下的臺灣，有著中國任何地方都未有過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自由，《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就是例證，在那裏唯有共產主義不能宣傳。軍法審判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例外案件。重要的是，蔣介石更沒有意願傳位給他那「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且堅決反共」的兒子蔣經國。指出吳國楨根本是藉由汙衊國家、政府來為自己博取名利，非常不道德。

吳國楨回信胡適，希望胡適利用他現在看到的檔案等等進一步追索真相，理解他說的都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胡適是使用駐美大使館專案小組提供的「材料」攻擊。

胡適當然了解吳國楨講的是真的，因為吳國楨在台灣時，早已跟他談過相關問題，胡適均表認可。而 1953 年，胡適親外甥汪漢航遭到誣陷的金融犯罪案中，胡適盡力尋找蔣經國等人協助開脫，更表達出胡適深諳蔣家的統治方式。[3]再次證明吳國楨所言為真。

然而，因為汪漢航事件最終得以圓滿落幕，加上 1952 年離開普林斯頓東方圖書館的工作後，胡適有著「總統府資政」和「國大代表」的薪資和各種福利，1951-1954 年，每年還從俞國華處取得蔣氏父子五千到兩萬美金等數額的餽贈。胡適此時勢必「表忠」，說謊也要攻擊吳國楨。

《新領袖》看的人雖少，但是經由中國遊說團重量級角色亨利・魯斯的《時代》雜誌選摘傳遞而廣為人知，逐步抵銷了吳國楨文章的作用。中國遊說團認為，此時支持蔣介石比支持吳國楨、自由、民主、法治等都更重要。而美國國務院此時與蔣介石成為牢不可破的反共同盟，蔣介石是反共戰略中重要的棋子，儘管知道臺灣的情況，但不打算對蔣施壓。

因此，當吳國楨連反擊都無力（文章不被刊登）後，這場事件逐步淡出美國政壇和臺北的視線。而吳國楨定居美國後，最後引發事件的，乃是 1984 年劉宜良（江南）的訪問，劉宜良希望在《蔣經國傳》之後寫一本《吳國楨傳》，觸發國府殺機。劉宜良最後被暗殺身死，即有名的江南案。本案最終也迫使蔣經國公開表示蔣家後代將退出政壇（雖然又回來了），不會傳子蔣孝勇，這才終結了中華民國的「世襲專制」。

一點思考

吳國楨長期效忠於蔣介石，為何來台後轉為支持民主？這背後的思考是什麼？

胡適與吳國楨，他們都是當時受時代浪潮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雖然認可民主政治的價值，卻因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更認為民主政治首先是救亡圖存的工具，這與清末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認為民主首先是最有價值的救國工具，之後才是具有其他寶貴價值的政治制度。

吳國楨認為推行民主才是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民主橋頭堡的出路，這是最主要的目標（吳國楨選用臺灣人出任官職，也是處於一種「鞏固」臺灣秩序的想法）。而這對胡適而言，也是一樣的，他們「先是民族主義者，再來才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這也就是為什麼，吳國楨會轉向的原因。

但是工具也會反過來影響使用者。吳國楨認為民主才能救國，卻導致他與蔣氏父子成為仇人，他們自然認為唯有自家「世襲專制」才能拯救國家。蔣對其雖有私恩，但於公雙方卻無法相容，所以最終產生無可挽回的衝突。

對比之下，胡適自然相形失色。胡適重情，因此對蔣氏父子的私恩知恩圖報，拋下了所有過去自己的堅持，站在迫害自己朋友、與自己過往信仰相反的人身旁，一道對吳國楨口誅筆伐。這與現今大家認為胡適崇高的自由主義者、支持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形象，大相逕庭。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遊說團」。這個當年在美國一度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遊說團體，對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影響好壞參半。他們對蔣宋集團的協助，來自於過往的歷史、金錢利益與反共、基督教化中國的信念。他們也與麥卡錫主義有著深刻的關聯性。早年他們全力協助中華民國取得美援以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在美國政壇捍衛中華民國在國際的地位與國際機構席次。到了六零年代，遊說團雖逐漸凋零，仍影響美國保守派，促使美國對中華民國保持承諾。這個團體到七零年代才消逝，僅存一些堅持過往看法的人士，美國政壇對於這些人仍有所顧忌，他們敦促即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美國，對中華民國仍應保持承諾。

而「中國遊說團」不分蔣家、國家、人民的福祉，將鞏固蔣家世襲專制統治作為第一要務，對保障中華民國在臺灣出了一份力，是蔣家不可多得的盟友，但對島上的人民而言，就多了難以言喻的苦澀。

結語

當我們看到本書中的胡適與吳國楨，不禁促使我們思考，當我們面對有私恩於己的專制統治者，當他於公作出錯誤的行徑時，我們是該「報恩」成為幫凶，還是堅持操守，不因私恩、利益或強權而低頭服從？面對這些人所做的事，我們該怎麼下判斷？

過往，胡適與吳國楨等中國知識分子，將民主視作拯救、鞏固國家政權的工具，這是他們挺身對於時代問題做出思考後，得出的答案。那麼，我們該怎麼去思考，當現今民主衰退、專制再起的時候，民主化對於我們的意義？而吳國楨事件又怎麼讓我們去思考過去的時代？

當「世襲專制」在臺灣轉型為「民主政治」三十年後的現今，我們身旁的紅色極權政府，仍然隨時準備要吞噬我們，就像 1950 年代《時代》雜誌為吳國楨所做的封面一樣，綠色的臺灣，旁邊有一條紅色巨龍。

[1] 本段歷史背景可參考筆者的文章〈「美中體制」秩序與無聲的人民：讀《重構二二八》與《意外的國度》〉。

[2] 本書頁14。筆者的文章〈被遮蔽的真實：對中國的幻想如何左右了美國外交決策？〉介紹了中國遊說團的誕生，其中要指出的是，大家都忽略宗教界的影響力更大，許多要角也都是從宗教界出身，例如反共的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R. Judd）是傳教士，擁有時代（Times）、財富（Fortune）等雜誌的傳媒大亨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出身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家庭，至今在東海大學有紀念亨利・魯斯之父路思義牧師的路思義教堂。

[3] 任育德，〈胡適與汪自新家族親緣考察〉，國史館館刊第43期（2015，臺北），頁9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