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山的希望之歌，一段鄒族政治家的傳奇故事──《拉拉庫斯回憶》

拉拉庫斯（Lalaksu），位於阿里山山脈東北端「自忠山」山腳下，為鄒族特富野社群「高氏（Yatauyungana）」家族的傳統耕地，傳說在族人入墾該地之前，那裡遍布著野杜鵑。鄒語稱呼野杜鵑為「Laksu」、加複數稱作「Lalaksu」，即為「有許許多多野杜鵑」之意，自此成為高氏後代對於該地的稱呼。1952 年，一位身陷「莫須有」罪名而鋃鐺入獄的高氏後裔，於獄中創作日語歌曲〈つつぢの山〉療癒思鄉之情，曲名若翻譯中文叫做「杜鵑山」，實際上便是衍生自「Lalaksu」的地名意涵。

生存於高海拔山區的鄒族人，傳統領域自阿里山山脈北端一路延伸向玉山山脈西南段，所謂「Lalaksu」更可作為該山地領域的整體泛稱。在那裡，有任由族人奔走狩獵的廣闊林區、清澈藍天上飄著白雲，四處充斥恣意歌唱的禽鳥──〈杜鵑山〉一曲──滿溢著作曲人對於阿里山故土的懷念之情。

儘管作曲者心中滿懷著「重見天日」的渴望，創作該曲的二年後，仍不幸命喪於國民黨政權的一紙「死刑」判決令下。直到 1987 年臺灣「解嚴」，陸續有學術人士拜訪高家後裔，一一記錄了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平事蹟，這首塵封多年的歌曲〈杜鵑山〉，也終於有了公諸於世的機會。

創作出歌曲〈杜鵑山〉的人物，一生中擁有三個名字。這位人物出身於鄒族特富野社群的 Cipuu 社，族名為 Uyongu Yatauyungana，在日本人的刻意栽培下，日警將他命名「矢多一生」，並成為鄒族首位進入高等學校的族人，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於達邦蕃童教育所擔任教師。到了二戰戰後，更成為新設「吳鳳鄉（後更名阿里山鄉）」的鄉長，改名「高一生」，後來因為提出「高山自治縣」的構想，為國民黨政權羅織罪名而入獄、最終在 1954 年遭致槍決。

不論是原生族名的 Uyongu Yatauyungana、日治時期政策命名的矢多一生，還是戰後被迫迎向「中國人」認同的高一生，這三個名字，都象徵著他人生不同所處時期的身分烙印。

歸順的民族：日治時期的鄒族發展與阿巴里父子的崛起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鄒族達邦社頭目 Uongu Peyongusi 率領四大社群[1]諸領袖前往雲林出張所，獻上戶口名冊和請願書表示歸順，成為少數未與殖民政府發生武力衝突的高山原住民族。

在日本人的眼中，鄒族是極其溫順且具「可教化」資質的民族。而對於鄒族來說，由於在清領時期遭受漢人勢力的入侵、傳染疫病如天花等的嚴重衝擊，原有的「四大社群」規模已不復以往，最靠近西部淺山地帶的阿拔泉社／泉仔社／全仔社（鄒語稱為 Imucu 社）甚至幾乎滅亡；面對強大的外來威脅，鄒族被迫於 18 世紀接受官府訂定的「番大租」制度，承認入墾漢人擁有淺山地帶的開墾權、獵場範圍自此限縮於「觸口」（嘉義番路鄉觸口村）以東的阿里山山地。此後，鄒族除了對鄰近的布農族或卡那卡那富族進行「出草」外，已鮮少再主動攻擊漢人，甚至會接受官府的命令，協助軍隊討伐「民亂」而受賞。

歷經過清國官府二百餘年的統治經驗，鄒族應對「新政權」的態度非常務實，表達歸順、承認日本人的統治權，並要求維持鄒族自 18 世紀以來的「番大租」權益。可惜的是，殖民政府雖樂見於鄒族的歸順舉動，但對於番大租權益的「請願」毫不領情。日本人不但廢止了臺灣原住民族於清領時期建立的「大租權」，更嚴格控管山地的人員進出，禁止漢人進入屬於「蕃地」的高山區域、也同時不讓原住民族隨意下山，企圖壟斷山地資源的一切交易管道。

殖民政府首先延續自 1886 年設置的「林圯埔撫墾署」[2]控制阿里山對外貿易、1898 年改以「嘉義辦務署」管轄業務。到了 1899 年 1 月 3 日，漢人社商鄭德明領著九位鄒族青年來到辦務署，其中一位名叫「阿巴里」的族人自願留在署內接受教育，成為鄒族最早受到「現代化」洗禮的學生之一。

阿巴里在日本人的栽培下，學會日語及相關現代知識，返鄉擔任警察駐在所的巡查補，作為部落族人與日警之間的溝通橋樑。1918 年，阿巴里在一次的「炸魚」行動中受傷而死，其妻被迫帶著二位年幼的子女改嫁（另外的長子及次子已成年，送入嘉義的馬場工作）。阿巴里的三子名叫 Uyongu，也就是日後的「高一生」。

自幼失怙的他，為日警取名「矢多一生」，在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成績表現優異、四年級再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1924 年，矢多一生（高一生）保送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繼承著父親未走完的道路，於 1930 年進入殖民政府的警務體系任職，而且不單是巡查、還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師，為日本人格外倚重的高砂族「先覺者」，背負了帶領鄒族走入「文明化」的重要使命。矢多一生的傳奇生涯，自此展開。

非傳統的領袖：從高砂族「先覺者」到戰後的吳鳳鄉鄉長

「我父親不是鄒族傳統的領導者，他之所以成為領袖，是因為他讀過書。」[3]

1993 年，高一生三子高英輝接受學者張炎憲採訪，坦承自己的父親並非鄒族傳統上認可的「領袖」。鄒族是典型的「氏族社會」，各社群系統由大社（hosa）作為統治核心、每一大社又由「氏族」操掌大權並採世襲制，高一生所屬的特富野社群便是由「Peongsi 氏（戰後戶政登記為汪姓）」擔當領袖，他所原生的「Yatauyungana 氏」背景，不過是位於旁支小社 Cipuu 的「亞氏族」爾爾，影響力就傳統慣例來看微不足道。

然而，1930 年帶著優秀學歷回歸阿里山的高一生，就此晉升「臺南州嘉義郡蕃地」（今日阿里山鄉）中最受矚目的高知識分子，身兼駐在所巡查與蕃童教育所教師的二項部落要職。當時，日本人將這群受過高等教育栽培的原住民族菁英稱為「先覺者」，儼然是要取代過往「頭目」及「勢力者」等部落舊勢力，成為貫徹殖民政府「皇民化」策略的先鋒，並埋下他戰後擔當「行政領袖」的重要伏筆。

1945 年，臺灣再次迎來「政權更替」，高一生順勢成為鄒族與國民黨政府交涉的代表人物，猶如當年率團與日本人談判的達邦社頭目 Uongu Peyongusi，二者的差別在於，高一生並非鄒族傳統上認可的「領袖」。

受命擔任「吳鳳鄉」官派鄉長的高一生，開始推展「高山自治縣」的理想，並擘劃「新美農場」作為族人自主營收的產業核心。早在 1935 年，高一生參與總督府主辦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臺灣各地的「高砂族」（包括居住平地的阿美族、卑南族）菁英齊聚一堂，彼此透過共用語言「日語」交流溝通，關於「我群」的共同想像自此萌發，深刻影響了他於戰後推行「高山自治」的理念基礎。除了高一生之外，長他九歲的泰雅族醫師林瑞昌（族名 Losing Watan，1949 年當選臺灣省參議員）也積極爭取族群權益。交情深厚的二人不時聚會，共議高山族群的展望藍圖。

正當高一生努力朝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前行時，島嶼瀰漫起令人窒息的恐怖高壓，慢慢地籠罩在阿里山的天空。

1947 年 3 月，警備總部破獲高一生與同族的安猛川共同署名的〈案內狀〉，內容是召集臺灣各地原住民族代表於 4 月 10 日至霧社開會，共同討論「高山自治」的相關願景，統治當局斥為「圖謀反叛」。該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與同族的湯守仁，因涉入 228 事件「圍攻水上機場」戰役而辦理自首、請求自新。1951年，二人又因「蓬萊匪諜案」被迫再次自新。

一直到 1952 年，包括高一生在內的五位鄒族菁英遭誘騙下山，於竹崎車站全數逮捕，其中判決高一生的罪名為「共同連續侵占公有財物」與「參加叛亂之集會」。前一罪名的原因，來自於高一生經營農場的收穫短少、短時間內無法償還借款本息而引發的負面流言，遭濫指為「新美農場貪汙案」，連擔任保證人的林瑞昌都受到波及。1954 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與相關涉案的林瑞昌等五人遭到槍刑。戰後短暫萌生的高山自治希望之火，終究熄滅在白色恐怖的高壓氣旋之下。

含冤的父親：臺中車站的心碎回憶與迎向希望的九〇年代

高英傑出生於 1940 年，為高一生的次子，在他 12 歲時的某日夜晚，大批軍人包圍高家屋宅與國民學校，持槍威嚇鄒族人不可輕舉妄動。高家成員當時不知道的是，早上接受命令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的男主人高一生，其實已落入當局精心設下的「誘捕」圈套。嘉義縣長林金生當時用日語向族人說道「你們的的鄉長偷了你們的錢，所以我們要把他捉起來……」在國民黨的羅織罪名下，鄉長高一生成了階下囚，高家成員全數被趕出作為「鄉長眷屬宿舍」的前達邦警察駐在所。

先後進入臺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臺中一中初中部就讀的高英傑，開始在求學階段遭受各種異樣眼光的投射。期待父親能得到「無罪開釋」結果的他，不時於週日騎乘單車來到臺中火車站月臺，盼望能見到搭乘南下列車的父親身影。1954 年，高一生遭處槍刑，高英傑的願望從此破碎。

「專制體制的汙衊和宣傳是可怕而有效的，從此負面評價充斥部落直到今仍無法消散。」

這句話是高英傑在《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寫道的序文內容。自從高一生在內的本籍菁英遭國民黨捕殺後，鄒族人被迫服膺於黨國政治機器的操控，曾參與高山自治運動的知識份子遭當局刻意汙名化，高一生此後被傳為「高山惡霸」的鄉野奇談，讓高家成員不斷受到外界的言語凌辱，也迫使高英傑、高英輝兄弟於 1983 年開始搜集父親生前的事蹟證明、瞭解受難事件的真實始末。

直到九〇年代，這些由高家兄弟尋得並保存的珍貴史料，成為了學術界研究「高一生」的重要資訊。1994年4月，陳素貞發表〈杜鵑山變奏曲〉一文於《臺灣文藝》，是臺灣首篇探討「高一生」生平始末的專文；後續也有相關文學著作出版、2007 年更改編為舞臺劇《杜鵑山的回憶》於各地巡迴，高一生終能以「理想者」的形象，透過藝文作品呈現在國內大眾的眼前──隨著臺灣進入自由民主化，長期被貼上「叛亂犯家庭」標籤的高家後代，總算迎來「為父平反」的重大轉機。

拉拉庫斯回憶：鄒族老人回溯成長經驗的隨筆

年屆 78 歲的高英傑，於今年（2018）7 月出版《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一書，是目前第一位出版回憶錄的高家後代，書名明顯呼應著高一生生前譜寫的歌曲〈杜鵑山〉。高英傑除了描述與父親的相處記憶外，並大量提及幼時於阿里山生活的所見所聞，包括看過 228事 件期間族人拿出槍砲於達邦國校試射、見證鄒族的最後一次「焚燒獵」，以及經歷阿里山鐵道「十字路車站」的繁盛時代。

除了阿里山之外，鄒族的傳統領域其實能夠向西邊延伸，包括今日南投竹山鎮、嘉義梅山鄉等地，過去分別屬於魯富圖、伊姆茲二大社群的生存範圍，是早期鄒族在漢人入侵下喪失的舊有領地。高英傑自嘉義師專畢業後，1962 年分發至竹山「桶頭國小」任教，對於這個舊稱「林圯埔」的地方倍感熟悉，除了當地曾為鄒族人的生存領域外，還在 1886-1898 年之間設有「林圯埔撫墾署」，是族人進行對外交易與接受官方指令的重要場所。若碰上假日，準備返回阿里山家鄉的高英傑，會搭乘員林客運到達雲林古坑鄉，再轉採步行經嘉義梅山鄉到達阿里山，路途所經過的梅山仁和村，則為已滅亡的伊姆茲大社原址──藉著過往生活經驗的闡述，清晰描摹出鄒族傳統領域的演變脈絡，是高英傑於書中別具巧思的書寫手法。

《拉拉庫斯回憶》書寫的諸多見聞，緊扣著鄒族數百年來的發展脈絡、詳述族群傳統領域所涵及的山川地貌，可看見高英傑記錄「民族文化」的深刻用心，完整重現「拉拉庫斯」的美妙迴響，飄盪在理想家高一生熱愛的阿里山土地上。

＊參考著作：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台原出版社，1993。

汪明輝、王嵩山、浦忠成，《臺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1。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採訪記錄 ，《諸羅山城 228﹝新版﹞》，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4 年再版。

文高明，《北美鄒再發現》，臺中：白象文化，2010。

施協豪，《從部落認同到「鄒族」的形成―以族名探討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楊亞傑，《北鄒族狩獵文化與現況》，環球科大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 鄒族四大社群分別為Imucu（伊姆茲）、Luhtu（魯富圖）、Tfuya（特富野）和Tapangʉ（達邦）等；Luhtu、Tfuya又為古文書分別寫作「鹿株社」及「豬母嘮社」。

[2] 位於今日南投縣竹山鎮，日治時期初由斗六廳管轄

[3] 引用自書籍《諸羅山城二二八》p.172，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第二版一刷 2014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