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話經典】國文課本不告訴你的事:百年前,臺灣文壇的魯迅狂熱!
作者:Emery 陳韋聿

1999 年,香港《亞洲週刊》邀請了一群當世知名的作家與文學研究者,票選出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一百強」。名單一攤開,只見排行榜上眾星雲集,文壇巨星與經典作品在上頭廝殺得熱鬧,頗為精彩。

然而,這場文學戰爭似乎就像那個著名的冷氣廣告,各路英雄爭來搶去都只能是第二,因為冠軍獎盃上的名字早就刻好了,那便是白話小說的開山祖宗──魯迅。據說,魯迅獲得了全體評選委員「毫無爭議地推崇」,輕輕鬆鬆便擊敗眾家好手,登上了王者寶座。

如同著名學者夏志清所說:魯迅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1]文學史上,魯迅是如此巨大的一個存在,故而他的作品也經常被(最近二十年的)臺灣中學國文課本所選錄。

魯迅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Source:Wikimedia

雖然大家或多或少在課文中都讀過魯迅的小說,但他所描繪的故事經常圍繞著百年前中國農村裡的底層人物,對於現代臺灣的讀者而言,似乎頗有一些距離。早在1958 年,年過半百的本土文學家吳新榮,也曾在一篇日記裡頭提到:當時的他已對魯迅的文章失了興趣,「因為這是在三十年前在那時候中國社會裡寫的」。吳新榮的感想尚且如此,今天的我們,對於魯迅筆下的阿Q、老栓或祥林嫂,恐怕更難以理解乃至於同情吧。

然而,現代臺灣人對於魯迅的陌生感,倒也不能全部怪罪於時空隔閡。如同吳新榮所言,魯迅的小說在他所置身的戒嚴時代被列為禁書。當時,想閱讀魯迅作品的人,都得冒上一些風險,甚至危及性命。這樣看來,現實政治的壓力,恐怕才是魯迅與臺灣漸行漸遠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曾經有一段時間,臺灣的文壇對魯迅非常熟悉,為數眾多的文藝青年,都曾是魯迅的粉絲。魯迅的思想,也在這座島嶼上默默地流行散播。翻檢現代臺灣文學史,在數個不同的時代篇章裡,我們其實都可以看見魯迅的蹤跡。

連魯迅自己也不知道,1920年代開始臺灣掀起的魯迅熱

稍微熟悉臺灣文學史的人會知道發生於 1924 年的「新舊文學論爭」,刺激了當時尚處於「搖籃期」的新文學;而一手挑起這場論戰、直把傳統詩文罵成「糞堆」的張我軍,其實是少數見過魯迅的臺灣文學家之一。

不過,張我軍等人與魯迅之間的談話,並未觸及什麼要緊處,在魯迅的作品裡面,也沒有見到關於臺灣的議論。由此推斷,包括文學在內,魯迅並不是很關心臺灣的情況(相對來說,他對同時代朝鮮的關注或許還要更多一些)。[2]

然而,魯迅自己可能不太知道的是:他的作品在同一時代的臺灣,已漸漸有了不少讀者。其中許多人,更對他懷抱著某種崇拜之情。

「五四」以來中國白話文運動裡的一些重要篇章,曾被引介到臺灣的文學圈子,並且產生了一些影響。魯迅作為風潮裡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自然也被轉載到報章雜誌中,特別是 1920 年代後期的《臺灣民報》,曾選刊了數篇魯迅的作品,成為諸多臺灣人初次閱讀魯迅的媒介(雖然《阿Q正傳》在《臺灣民報》上連載到第六章便斷頭了,當時的讀者應該覺得很不爽吧)。[3]

若是對魯迅作品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置身於日本統治底下的臺籍知識份子,也可以透過日譯本來接觸魯迅。1930 年代,魯迅的作品在日本掀起了一陣譯介熱潮,後來甚至有全集的出版,是很方便的閱讀管道。

除日譯本之外,臺灣人尚可以在島內找到中國出版的魯迅的小說選集,比如文學家鍾理和曾回憶道:年少時代(大約在 1930 年前後)他讀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境界,而他手上那些中國版的魯迅小說,都是在臺灣弄到手的。

崇拜魯迅的臺灣年輕人們

總而言之,至少從 1920 年代中期開始,臺灣人便已開始能夠直接從作品認識魯迅。本土文學家楊雲萍曾經說過,臺灣青年大抵皆喜歡魯迅的作品,「現在我們還記憶著我們的那時的興奮」──楊雲萍的記敘,非常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他們捧讀魯迅的內心感受。

楊雲萍的回憶不是孤例,我們看同時代一些臺灣人遺留下來的日記,也會發現時人對魯迅的著作確實饒富興趣。比如《臺灣民報》的記者黃旺成,在1928年3月14日的日記裡便曾如此寫道:

討厭的雨還不肯停下。稿務剛完,很覺無聊,一氣把魯迅《彷徨》的創作看完。於〈傷逝〉一篇,大有所感。

實際上,早在三天之前,黃旺成的好友鄭作衡便已和他聊過《彷徨》這本書。而黃旺成之所以想要一口氣讀完這部小說集,除了寫稿煩悶以外,恐怕也和朋友的推薦有關吧。

從黃旺成的故事來看,魯迅的作品在 1920 年代末的臺灣,大約已可說是知識群體當中一種頗有共鳴的話題。以至於 1937 年,小說家龍瑛宗會在他的經典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安排一個患了肺病的文藝青年,對著主角述說他在魯迅作品裡所獲得的深刻感動──「崇拜魯迅的臺灣年輕人」,這樣一個角色自然而然地浮現在龍瑛宗的筆下,或許也反映了楊雲萍的那種「魯迅狂熱」吧。

文壇風氣既是如此,當時剛剛出現在臺灣的現代文學創作者,自然也有一些人要受到魯迅的深刻影響。其中,最令我們感到熟悉的人物,顯然會是賴和。

備受矚目:魯迅之於臺灣文學家

賴和與魯迅,是後人經常拿來相提並論的兩個名字。[4]除了相仿的習醫背景,以及「反抗精神」的評價之外,我們也很容易在兩人的小說裡看到一些相似處,特別是那種如手術刀一般直插病灶、試圖剖示社會問題的寫作取徑。

有趣的是,賴和的文人好友楊守愚曾斷言:賴和是魯迅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已故的林瑞明亦曾指出:賴和有一篇採「單篇對話體」的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曾顯露出模仿魯迅的痕跡。[5]

賴和之外,鍾理和是另一個對魯迅顯露出濃厚興趣的例子。如前文所述,這位作家在年少時候曾熱中閱讀「五四」時代中國的新文學作品,他對魯迅自是十分熟稔。戰後,鍾理和在私人日記裡,亦曾清楚地提示他對魯迅思想及其作品的關注。

在創作上,魯迅與鍾理和之間的連結,最為明顯地體現在一篇未曾刊行的小說《故鄉》。按照張良澤的考察,該文在作法上也借鑒了魯迅的同名小說《故鄉》。更有趣的是,鍾理和在該篇小說最末,直接引用了魯迅《故鄉》當中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

同樣著眼於鄉土社會寫實,魯迅之於鍾理和的影響,過去亦曾引起研究者的議論。[7]當然,單就這些片面的資訊來說,很難斷言賴和與鍾理和在文學道路上皆係追隨著魯迅而前進。但無論如何,這兩個例子至少能夠說明:在早期臺灣文學的發展過程裡面,魯迅確實受到了許多重要作家的共同矚目

除了文學家,雕塑家蒲添生也愛魯迅

談到魯迅與臺灣的關聯,過去的討論多半著重於文學。較少為人注意的是:臺灣第一代的雕塑家蒲添生,其實曾在1947年製作了魯迅銅像。這兩件銅雕以《詩人》為題,其中一件作品的放大版本,現已成為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的校園風景之一。

在作品裡,蒲添生特別著重表現魯迅思索的神情。實際上,他在 1930 年代的日本留學期間,便曾深受《阿 Q 正傳》感動,並且很早就有魯迅的塑像創作。學習藝術的蒲添生,對於魯迅亦是如此欽慕,這位文學家之於當時臺灣知識青年的影響,可見一斑。

1947 年蒲添生的魯迅銅像創作,推想起來,應與 1946 年 10 月魯迅的逝世十周年紀念活動有關。那時,由「臺灣文化協進會」發行的《臺灣文化》月刊,曾經製作了一整本的魯迅紀念特輯。同一時間,出版市場上還曾掀起一股重新出版魯迅作品的熱潮。

蒲添生,《詩人(全身)》,1947,青銅,72×38×28。(Source:蒲添生雕塑紀念館

有趣的是:為了顧及當時還未能嫻熟掌握中文的臺籍知識分子,這些魯迅的重版作品,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中日文對照本。而在眾多譯本當中,楊逵赫然成了《阿 Q 正傳》的譯者。同年,楊逵還曾在其他地方發表關於魯迅的紀念文章,文中如此盛讚魯迅的成就:

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迎向低劣及反動的東西,吶喊又吶喊……至今仍然到處能夠聽到魯迅的聲音,繼承者們的心中仍直視著魯迅的至誠與熱情。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是永遠長存的革命記號。[8]

被迫禁聲的魯迅

然而,這一波掀起於 1946 年的「魯迅熱」,並沒有能夠延續太久。在 1947 年初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島內的政治氣氛頓時肅殺。隔年,在臺灣致力推廣魯迅思想的中國文人許壽裳亦遭到暗殺。

之後的戒嚴時代裡,對國民黨政府持批判立場、並且為中國共產黨所尊崇的魯迅,自然而然在臺灣失去了立足基礎。魯迅的名字被刻意抹滅,甚至在文學史著作中被刪除。更有甚者,當《鍾理和全集》在 1976 年被整理出版的時候,其日記當中關於魯迅的段落,也都因為政治上的顧忌而被刪除。[9]

與此同時,過去曾與魯迅結下樑子的一些文人,則可以自由自在地發表針對魯迅的批評言論。而這些批評者當中,有一個名字你或許也會覺得有些熟悉,那就是《雅舍小品》的作者、經常出現在早期中學國文課本裡的梁實秋。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清楚地看見戰後臺灣的政治如何影響文學家的定位。一定有許多人都記得胡適的媽媽給他舔眼睛的故事、以及課文裡的那句「娘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在臺灣,我們多半都有機會在學校裡讀過這篇這篇〈母親的教誨〉。其實早在 1960 年代,該文便已收錄於中學課本;換句話說,整整半個世紀以來,臺灣的中學生都曾領受過胡適先生(以及他媽)的諄諄教誨。

相反地,魯迅的作品則一直要到相當晚近的年代(大約2000年以後吧),才逐漸出現在我們的國文課本當中,箇中原由,顯然已超出文學能夠解釋的範疇。

有趣的是,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魯迅與胡適的地位則完全被調換過來,前者得到了國家的傾力扶植(儘管魯迅本人極端痛恨這種偶像崇拜),而後者毫不意外地被打成了右派份子,是應該要被肅清的「反動哲學遺毒」。大約也要到文革結束後的 1980 年代,胡適的文章才又重新出現在中國學生的眼前。

到底誰才是「臺灣的魯迅」?

這篇文章以臺灣與魯迅之間的關聯為軸線,從 1920 年代開始做了散漫的回顧,其中必然有許多未能述及的人物與史事,限於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不過,整個故事裡面,我覺得還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讀者的注意,那便是「魯迅」作為一種封號、或者一種期待,經常被安放在早期臺灣文學家的身上。

有個稍微離題的故事是這樣的:大約十年前吧,我還在補習班任職的時候,總是會看到中學國文課本(或者《搶救國文大作戰》一類的文學常識參考書)喜歡在作家的簡介欄位裡面,寫上一些頭銜。那時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便是:為什麼賴和會被「譽為『臺灣的魯迅』」。

是誰給了這個「譽」呢?賴和跟魯迅又是什麼關係呢?各種教材很少能提出一個足夠完整的解釋,但我們的國文課總之是一直這麼教下來的。直到現在,中學國文段考的選擇題,仍舊很喜歡問你誰才是「臺灣的魯迅」

說實在的,「賴和」這個答案很容易就能背起來,但我相信很少有學生能進一步回答:為什麼早期臺灣的文學社群(包括黃得時、楊逵、吳新榮等人),會一個接著一個地用「魯迅」這個名字來稱譽賴和。

今天,我們在中學國文課裡雖然也能讀到魯迅,但課本卻很少能夠站在早期臺灣文學的立場去解釋《孔乙己》與《阿 Q 正傳》,這連帶使得「誰是臺灣的魯迅」成了一道乾癟的考題。

實際上在賴和之外,龍瑛宗也曾接獲日本作家金史良的來信,勉勵他要做「臺灣的魯迅」。小說家郭松棻也曾說到:如果呂赫若不死,他很有機會成為「臺灣的魯迅」。[10]──在所有這些人的想法裡面,魯迅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這才是「臺灣的魯迅」這一話語背後,真正值得探究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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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也有許多人對此表示質疑,包括夏志清自己都認為魯迅的「偉大」含有許多被刻意塑造的歷史成份。參見夏志清著,李歐梵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 版),頁 23-24。

[2] 1930 年代,由張深切主導創辦的《臺灣文藝》雜誌,魯迅的評價只有簡短的「面白くない」,亦即無趣而已。關於魯迅對朝鮮的關注,參見洪昔杓,〈韓國與魯迅及其弟子們〉

[3] 作為《臺灣民報》曾經的編輯,張我軍還把這份對於臺灣史而言頗具特殊意義的刊物,帶到中國送給了魯迅。而根據日本學者中島利郎的推測:魯迅的作品之所以被大量刊登在《臺灣民報》,居中牽線者也正是張我軍。參見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魯迅──其接受的概觀〉,收錄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1999),頁 48-53。

[4] 儘管每個人對於哪些比較的話語能夠成立,抱持著不一樣的看法。其中,游勝冠的意見值得注意。參見氏著,〈我生不幸為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由歷史的差異性看賴和不同於魯迅的啟蒙立場〉,收錄於施懿琳、蔡美端編,《賴和文學論(下):新文學論述》(臺北:晨星,2016),頁158-165。

[5] 參見林瑞明,〈魯迅與賴和〉,收錄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頁89-90。

[6] 更有趣的是,日本學者澤井律之注意到:同樣患有肺病的鍾理和,曾在一篇文章裡把自己比喻為前述龍瑛宗小說裡那位崇仰魯迅的配角。而他開始模仿魯迅的篇名與筆法創作《故鄉》,則是更之後的事情。參見氏著,〈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錄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頁117-118。

[7] 儘管所謂的「影響」具體來說及於什麼程度、哪些面向,研究者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或可參閱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5-16、119-123。

[8] 楊逵,〈魯迅を紀念して〉,《中華日報》,1946年10月19日。譯文轉引自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2017年修訂版),頁168。

[9] 參見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魯迅──其接受的概觀〉,頁46-47。

[10] 關於金史良的信件,轉引自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戰後初期臺灣文壇與魯迅〉,收錄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頁141-142。關於郭松棻對呂赫若的評價,參見郭松年,《望鄉: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臺北:馬可孛羅,2018),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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