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於「中國夢」所下的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在這個構想中,他特別強調「中華民族」是中國夢的主體,而並未使用「中國人」來代指中國境內所有的族群。
何以如此?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一書中,作者王柯指出,因為主張「單一民族國家」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唯有都是同一個文化、血緣、種族的民族,才會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
然而,這種民族主義是如何生成?為什麼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地域,會走向如此狹隘的民族主義,並將之視為打造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這樣的主張又導致什麼樣的後果?針對前述的問題,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解釋。
向日本學習
日本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是學習日本而非西方?
這是因為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日本一次又一次證明自身已成為強大的現代國家。作為一個非歐美國家現代化成功的典範,日本的成功對非歐美地區的人們來說,具有極大的意義與影響。
相比之下,昔日東亞的中心中國,卻陷入衰敗的境地。因此,清朝政府將日本視為學習的對象。劉坤一、張之洞等高官積極派遣、鼓勵留學生前往日本,給予他們大量的協助,以日本為典範,學習近代國家應具備的知識,歸國將中國建設為近代國家。清朝政府雖然知道這些人可能轉向革命,但也只是透過管束,希望學生專心學業,而沒有大幅度打壓、「永停遊學」。
「單一民族」國家
中國當時以日本為學習典範,必然學到盛行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
日本在翻譯「nation」一詞時,曾陷入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且政治局勢影響詞彙對應內涵,在「英美法」與「德國」二個不同的代表意涵上舉棋不定。
當時日本對英美法的 nation,採「國民」的意譯,英美法被稱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英美法三國是在建設近代主權國家過程中,同時創造出政治共同體「國家」,以及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民」。兩者互有權利義務,國民透過政治參與,進而認同國家,形塑彼此的一體感,因此「國民」不須是同一民族出身,因為其乃是伴隨政治共同體誕生,最終才成為擁有共同文化的文化共同體。例如,美國境內有諸多民族,但這不妨礙他們共同成為美國人、認同美國這個國家,同時,也不必須是某個民族(例如盎格魯薩克遜人),才能是美國國民。
相對地,德國一開始並沒有國家的形成,只是擁有相同文化但沒有明確主權疆界的共同體「民族(nation)」。德國的出現,最後是由文化共同體的日耳曼「民族」(手段)創造出單一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共同體「國家」(目的)。換言之,是先有共同文化、血緣關係的日耳曼民族存在,才出現日耳曼民族的德國,才有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國民,德國國民必然會是日耳曼人。故稱德國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英美法最終走向「具有共同國民性的民族」,而德國走向「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民」。正因為雙方不同的歷史發展,使 nation 可以有兩種意義,導致日本翻譯 nation 意涵的困境。
德國透過建立擁有共同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起源的民族,進而創立起明確領土疆界的近代國家,並用以對抗歐陸強權的發展模式,對於當時面臨西方列強進逼危機、需要動員人民的日本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日本國粹學者採納德國模式,創造出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解釋,並成為一套風靡社會的思想。
日本國粹學者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解釋,成為主流思想。國粹學者強調日本獨特的「國粹(民族性,nationality)」,指出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文化傳統,日本國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政治共同體。
日本國民是由擁有同樣血緣、文化、歷史、獨特民族性的「大和民族」結合而成,這個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優秀國家,需要由最優秀的民族共同保衛。這是國粹學者的主張,因此,他們也被視作「大日本主義者」。
國粹學者將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兩種不同的意涵合併,將「同一文化的民族作為構成政治共同體之基礎」,「一個同樣血緣、種族、文化等構成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才是一個最優秀的國家」的概念,灌注於「民族」一詞中,形成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模型。
換言之,先存在擁有同樣歷史、種族、血緣的文化共同體大和民族,再由這個民族建造出政治共同體日本國。日本國民必然是大和民族,其他民族會破壞國家整體的認同感、獨特感與團結,唯有族國一體,才是最好的民族國家形式。
影響
當時中國人赴日留學,正是國粹派的「單一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其中許多人更與國粹學者有直接的接觸。因此,當和製漢語「民族」引介入中國,即是採取上述已經日本國粹學者合併過的概念,認為人們若要共同成為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國民」,就必須是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民族」的一份子。要先建立單一民族的概念,才能建造一個現代國家。
中國思想家與留學生吸收此主張,將之化為救國的中國民族主義內涵。因此,孫中山、汪精衛等革命派,以這種模式建構「漢族」、「滿族」等為近代民族,藉此主張「興漢滅滿」,發動推翻清王朝的反滿革命,建立並拯救屬於「漢族(中華)」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而日後的「中華民族」思想亦以此為基礎,帶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
這股民族主義思潮與政治運動,不僅造成漢族與滿、蒙、回等少數民族的緊張,當漢族以此發動推翻清朝的革命時,也使原本該在救「國」與護「教」之間搖擺的回民,陷入兩難的抉擇。
更進一步的深層問題是,過去在「多元型天下」中作為清朝藩部的蒙古、西藏等地,藉此提出脫離漢族中國的主張,並表示「原本只與滿廷相通,隸屬於其,對於漢人組織之政府並無繼續此種關係之義務」,尋求獨立建國。這使覬覦中國邊疆領土的俄國、日本、英國等,有了以協助獨立為目的,將勢力延伸至這些地方的理由。而革命派也發現,在自身想佔有清朝版圖遺產的慾望,以及自己「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主張之間,充滿了矛盾,最終不得不趕緊挪用清朝的另一個遺產:乾隆皇帝「五族帝國」的概念,製造出「五族共和」的論述,來挽留邊疆不要脫離中國。
在本書的後半部分,作者就從黑龍會內田良平協助革命派、川島浪速推動「滿蒙獨立」、日本從內蒙進窺新疆等面向著手,仔細分析日本勢力在單一民族主義的「漢族民族國家」中華民國建立後,如何和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利用辛亥以來的離心力,從而影響這些地區發展的歷史過程,並指出在日中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不論過往與現今,均以單一民族主義的視角看待對方,導致在無法擺脫過往的歷史前,又重新陷入當今政府製造、動員的民族主義「仇恨」。突顯出單一民族主義對中國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至今仍然沒有完結。
結語
如同作者所言,這套單一民族主義的理論,與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創造的「多元型天下」歷史遺產不僅不相符,更是產生矛盾的根源。
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民族政策與「中華民族」論述,始終無法為少數民族接受。失敗的政策導致國民政府時代面臨蘇聯支持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更因不採取公平、公正、開放、公開的制度(例如民主),反而用漢族中心的民族主義與高度極權的政策,壓制少數民族,若遭遇國內外政經環境的巨變,將使這個充滿矛盾與緊張的社會結構,產生更大、更難解決的衝突與問題。[1]
對作者而言,於內於外,中國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是最不幸的發展。對於臺灣的我們而言亦是如此。然而,單一民族主義與民族政策的衝突,甚至導致現今中國出現「皇漢主義」的極端傾向。[2]
透過《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我認為作者的想法是唯有告別「單一民族主義」的思考模式,放棄由此思維與「多元型天下」製造出來的「漢族」,並深入理解中共民族政策與新疆等地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後,透過廢除人為的區隔方式,並配合實質上公平、公正、公開、開放的法律與制度,或許才有機會使中國在不分裂的情況下,化解民族對立。
閱讀這本書,我們得以重新檢視自身是否已遠離單一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不再以此處理國內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當我們重新理解日中兩國之間複雜的歷史時,不應妄下「日本與中國,孰好孰壞」的簡單論斷。
[1] 〈习习儒风吹向新疆乌什 900余名维吾尔族学生祭孔〉,中國網,20160929;〈伊斯蘭齋戒月 中國推「吃喝運動」測試維族人忠誠度〉,自由時報,20170616;〈新疆10名哈薩克族人被捕 近百維族人因封齋遭罰〉,大紀元,20170617;〈新疆伊斯兰教阿訇逐渐消失 穆斯林去世缺阿訇主持葬礼〉,自由亞洲電台,20180106;〈教材被指涉民族分裂思想 中國3維族高官遭查〉,新頭殼newtalk。
[2] 筆者在網路上搜尋「皇漢」或「漢網」,則可見到許多相關的網頁,例如〈皇漢主義運動簡介〉、〈皇漢主義十八條〉、〈皇漢〉,族繁不及備載。而錯誤的民族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可能是導致「皇漢」出現的原因,或可參考〈皇汉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皇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