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大陸視角，建構「以日本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海洋史觀」──《文明的海洋史觀》

這本書的內容談理論、說觀念，遠多於實際的研究工作。「文明的海洋史觀」原來屬於第三章〈轉之章〉的篇名，然而被提升位階，也當作本書的全名。用心閱讀整本書之後，可以毫無疑問地說，「文明的海洋史觀」的確就是當代日本史家川勝平太（1948-）為他本人的史學思想加以定名及定位。

川勝是位經濟史家。我們在這裡所謂的「經濟史家」，並非泛泛之稱，指任何研究有關經濟方面的史家。比較狹義或嚴謹的「經濟史家」，特別指那些遵守「經濟史取向」 的學者。他們從事研究及解釋歷史現象時，不僅重視經濟層面的「研究領域」（field of study），而且強調就經濟本身分析經濟史的變遷。在盡可能的條件下，他們熱衷經濟學上的理論，同時採用量化的統計數字。

換句話說，他們對其「研究取向」（approach to the study）的堅持高於一切。在本書裡，讀者雖然無緣閱讀作者實證的研究成果，但卻不難發現他為什麼偏愛有關「世界體系」的概念。除外，他也相當推崇法國年鑑史家（the Annales historian）第二代的領袖人物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原因在於布勞岱爾的「研究取向」已享有盛名，成為當代經濟史家及社會史家的典範（paradigm）。

然而，川勝的學術格局並不以「經濟史家」為限。在書中，讀者可以留意到，他以「章魚壺」諷刺那些終生只守著某個研究領域，從事專題論文研究，而拙於會通的史家。本書的第一章寫於 1984 年，當年川勝三十六歲，屬於青壯年的時代。而最後完成的〈終之章〉 和〈序〉、〈跋〉等文，已經 2016 年，足足六十八歲了。

因此順著整本書前後的篇章閱讀，正好可以了解川勝這段人生歲月的學思歷程。他怎樣從年輕時代起，有意超越當時執日本學界之牛耳的唯物史觀和生態史觀。到了當今，他又建構了個人的史學理論。

川勝的「文明的海洋史觀」稱得上已經成一家之言。純粹就邏輯的規範來說，我們切忌以偏概全，不應以川勝一人代表全部的日本史家或某個學派。然而綜觀本書的整體觀點，日本本位的立場鮮明，處處都以日本文化傳統為遺緒。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時下流行的語彙，說這是種「日式」的海洋史觀。

例如，從〈序章〉的第一段，一眼便可察覺，川勝怎樣開宗明義個人治學的心志：所謂「近代」，乃是誕生自亞洲的海洋之中。更正確地說，正是因為必須回應「海洋亞洲」帶來的衝擊，所以日本和歐洲才會出現嶄新的文明──這就是「海洋史觀」，也是貫徹本書的主要基調。

也許有些讀者對「海洋史」的種種事蹟充滿好奇心，因而選讀這本書。果真如此，猜想他們的期盼可能落空。一般所謂的海洋史，和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等，就學術研究的屬性來說，歸於「第一個層次」（the first order）。這個層次的知識注重人事物等事實細節，除外，另加入史家個人對因果關係的解釋。我之所以擔心讀者失望，是因為本書中涉及這個層次的篇幅相對偏少。

站在史家的肩膀上

儘管如此， 讀者如果聚焦〈 轉之章〉， 還是可以看到川勝針對海洋史的「 第一個層次」，怎樣巧思一套解釋架構。從這一篇章的第二節開始，川勝以三位西方史家的作品為典範，先建構十六世紀之前西方的海洋發展史。

首位史家是古希臘時代的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 B.C.）。他的著作《歷史》（The Histories）又稱作《波希戰爭史》。內容中描述屬於海洋國家的雅典（Athens）怎樣領導希臘各城邦，擊潰陸地的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波希雙方在海陸的幾場決鬥中，以薩拉米斯海戰（Battle of Salamis, 480 B.C.）最具關鍵，決定了雙方鹿死誰手。川勝因此以這一年當作歷史的轉折點，並且象徵西方海洋史的起點。

其次，川勝採用皮雷納（Henri Pirenne, 1862-1935）的史觀，說明西方勢力的發展怎樣遭遇挫折，之後成為被封鎖的內陸地區。皮雷納是近代比利時史家。他的家鄉，在中古時代稱作法蘭德斯（Flanders），是十二、十三世紀全歐洲商業復興初期的重鎮，也是歐陸與英格蘭貿易的樞紐。皮雷納滿懷在地人的情愫，特別彰顯法蘭德斯的歷史地位。

不過， 「復興」之前當然有段「衰敗」時期。皮雷納在《穆罕默德和查里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這本書中，刻劃西元 732 年在法國中南部圖爾（Tours，或譯都耳）的戰役中，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怎樣退敗一路從西班牙北伐而來的伊斯蘭軍隊。

然而這場勝利屬於保衛戰，只能說是歐洲人成功地阻止穆斯林的入侵。就大局而言，這次戰役之後， 地中海域淪為伊斯蘭的勢力範圍。不過也因此，西歐才真正成為封建制度及莊園經濟的時代。皮雷納以穆罕默德和查里曼為喻，解說因為先有尊崇穆罕默德的伊斯蘭勢力完全封鎖了地中海，之後才有查里曼的封建社會。

第三位史家布勞岱爾以《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原著於 1949 年出版），而聞名於世。川勝在書中援引布勞岱爾的觀點，凸顯 1571 年的勒班陀海戰（Battle of Lepanto）是西方人擺脫伊斯蘭勢力的轉折點。布勞岱爾的原文說：

川勝綜合上述三位史家的史觀形成架構，緊接著，他轉向亞洲，以日本為文明中心，從海洋史的角度，與上述「西式」的海洋史觀連結成一套世界史。川勝首先點出日本是個千島之地，在七世紀中葉以前，勉強只能說是「倭國」。他強調「日本國」和「倭國」，其實是不同概念和國度。

川勝在書中標明，西元 663 年白村江海戰中「倭國」戰敗，因此他們被迫「斬斷了海洋取向，從海洋將目光轉向內陸，並以內政治理為優先」。換句話說，由於這次戰役才促成「日本的誕生」。川勝言下之意，亞洲的 663 年對比歐洲的 732 年，這兩個年代不僅時間相近，而且其影響雷同。那就是由於白村江海戰「日本」得以誕生，形同查里曼之後才有真正的「歐洲」。

工業革命 vs.勤勉革命

經過了六百年之後，在文永之役（1274 年）日本成功抵禦蒙古人來襲。川勝以此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象徵日本經濟社會的萌芽。這種筆法立刻讓我們聯想起，十二、十三世紀不僅東亞地區，而且也是歐洲商業復興的起點。由於這一波歷史的開展，而後亞洲海域從十四到十六世紀之間進入所謂「倭寇的時代」。

隨著十六世紀的來臨，歐洲和日本的命運彼此歧異不同。就歐洲而言，先是 1571 年的勒班陀海戰，西方人奪回地中海域。而後不久，1588 年西英海戰，英國取得勝利， 從此一步一步朝向大洋，獨步領先「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成為西方的「文明」國家。相對地，就日本來說，1597 年日軍在朝鮮「被李舜臣率領的水軍玩弄在股掌之間」。

戰敗後，日本被迫實行「海禁」，或稱作「鎖國」。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這場歷史悲劇，在川勝筆下，卻是因禍得福。他指出，因「海禁」「鎖國」，日本對外得以「脫亞」（包含中國），對內不得不自力更生，透過「資本節約」和「勞動集約型的技術」，提升生產，因此到了十八世紀開花結果，成就所謂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把「Industrial Revolution」和「Industrious Revolution」對照及連結，的確又是巧思。就發音和拼寫來說，這兩個名詞相近有趣，耐人尋味。除外，就歷史解釋來說，「工業革命」一詞源自英國經濟史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而「勤勉革命」的概念，引自日本歷史人口學者速水融（1929-2019）。把這兩個概念，同時也是兩個歷史事件，縫合在一起，象徵東西洋兩個原來遙遙相對的島國，從十六世紀以來分別歷經兩種不同的革命或取徑，卻成為東西兩個「文明」，而且在海洋之中相遇結合。川勝說：

到了二十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的海上霸權逐漸讓位，美國取而代之。尤其美國艦隊布局亞太地區（包括日本港口），長期以來其勢力首屈一指。然而有意思的，在本書裡川勝鮮少觸及二十世紀美日關係的恩怨情仇，美國似乎不配稱作「文明的海洋國家」。反之，他津津樂道，以日本為首的新興工業國家（NIES）和東南亞國協（ASEAN）之經濟發展連鎖。

除外，他又細說日本怎樣努力貢獻，促成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至於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的世紀局勢，川勝特別討論「資訊革命」的來臨。在這一波的衝擊之下，日本應該何去何從？為了這個大哉問，川勝提升「文明的海洋史觀」，朝向另一個層次。

「破」大陸史觀，「立」海洋史觀

學術研究的「第二個層次」（the second order）屬於反思性的。以歷史研究為例，當一位史家回顧過去學者們在同一個領域中的研究成果，評論他們的思想有什麼淵源或分歧，這就是種「史學史」的工作。除外，假使這位史家也反躬自省，有意建構個人的思想體系，這就是「史學理論」的反思。川勝這本海洋史觀，其實最精彩、最值得讀者細心關注的部分就在這個層次之上。

這本書的〈起之章〉寫於 1984 年，可見三十多歲的川勝已具有「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反思能力。他企圖推翻時下日本史、東洋史和西洋史研究各自疏離，老死不相往來的藩籬。雖然其成果只是雛型，但是已經難能可貴了。

〈承之章〉於 1993 年完成，距離上一篇章已經有段時間了。這個時候川勝更具自信，傾力批判 1990 年之前的日本史學界，分別指出「唯物史觀」和「生態史觀」的缺失。就內容而言，本書並沒有詳細分析在這兩種史觀影響之下的種種著作，坦白講，如果對日本史學界不是很熟悉的人可能不便批評。

然而，這個篇章直接抨擊這兩種史觀的兩位祖師爺，我建議讀者應該謹慎考慮。因為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本人的思想主張是什麼？他們的追隨者又怎樣轉化或扭曲原意？近一百年來西方學術界各有門戶之見，爭鋒不斷。川勝在這篇章裡對馬克思和達爾文的認知及種種評點是不是合乎真相？還有待深究。

臺灣一般讀者閱讀本書，只要掌握川勝用心之所在就可以了。他一是為了反對「日式」的馬克思史觀，一是為了超越梅棹忠夫（1920-2010）的「日式」生態史觀，而這兩種思維取向的共同基調，就是「日式」的大陸史觀。換句話說， 它們都是日本史學界自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到 1980 年代的主流史觀。川勝念茲在茲，有意翻轉它們，建構一種以日本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海洋史觀。

川勝一路走來，不斷地破又破，反又反。其成就的「第一個層次」已經反映在〈轉之章〉裡了，而「第二層次」則表徵在〈終之章〉（1996 年）、〈序〉（1996 年）、〈跋〉（1997 年）以及〈文庫版後記〉（2016 年）。這幾篇文章的內容完全在談理論、說觀念，其實也是川勝史學理論畫龍點睛之處，值得細心玩味。

依我個人淺見，川勝為了「破」大陸史觀，「立」海洋史觀，他同時也不斷「反即返」 （rebel as return）。簡單地說，他回歸日本傳統時代幾個重要的時刻。

第一，西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之間，即世界史上所謂「軸心時代」（the Age of Axis），也是人類思想革命的時代。川勝表示，日本人並沒有缺席這個時代，而且他們主張「不只對人，對物也要珍重愛護」；「人和物合為一體」。

第二，到了九世紀之際，日本天臺本覺論形成。這種佛理，一方面肯定「山川草木國土悉皆成佛」。此說不僅孕育著十四世紀以來的「勤勉革命」，而且影響二十世紀的西田幾多郎（1870-1945）。另一方面，這種佛理主張「一心二門」，本始二覺。「一心」即眾生心，或者說，宇宙萬有之本體為一心。「二門」是就覺性或認知而言，共有「心生滅門」以及「心真如門」。前者往上昇揚，成為「不覺」或者「非覺」。後者往下，面對「真如」或「實證」。

第三，到了二十世紀，川勝特別推崇西田幾多郎、三木清（1897-1945）和今西錦司（1902-1992）等思想家，或者還可以再補充梅棹忠夫。從這一連串的日本文化遺緒，川勝為其海洋史觀「往上」建構一套形上思維，也就是「存在與空間」以及「分棲共生」。

川勝既然「一心」開二門，除了「往上」有形上思維，「往下」便是「知即行」，走入現實的實踐工作。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位史家為什麼擔任靜岡縣知事、為什麼參與 2010 年的「全國總合開發計畫」。這本書顯現，川勝的海洋史觀除了和他的形上思維互為辯證，同時也和他的現實意識息息相關。

海納百川，學習海洋精神

最後，我想提出幾個問題供讀者們參考，大家一起思考：

第一，以海洋文化彌補大陸文化的視角，絕對值得肯定。但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應該是互動互補的。川勝的海洋史觀是否矯枉過正，反而又忽略了大陸史觀呢？

其次，川勝的海洋史觀裡，自從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以來，世上只有英國和日本兩大「文明」存在，而且最後相互交流連結。先說「文明」（civilization）這個概念，本來意含著中心論的色彩，川勝的文明史觀無意中把全世界許多國家視同「他者」或「邊陲」，如此是否違背了他自己所服膺的「分棲共生」原則呢？

再說，世界「文明」以英、日為主，那麼當今的日本處在美國及中國之間，又該怎麼面對呢？

第三，就「第二個層次」屬於形上思維的部分來說，川勝的思想與淵源似乎有文化國家主義或文化傳統主義之嫌。尤其講起生態生物學，川勝心目中似乎只有今西一人。我個人同意二十一世紀需要「新的形上思維與歷史思維」（thinking metaphysically and historically）。同時，我也主張「一心二門」，這也是我和川勝彼此靈犀相通之處。

然而，這套新思維必須「海納百川」，學習「海洋精神」。我們除了包容世界各地的文化為「文化遺產」，也應當接納當今各種跨知識的觀點。如果建構海洋史觀的結論反而為了發揚「富士山精神」，真讓人不知如何適從，又該如何與其它思想文化連結（hub）？

本文收錄自八旗文化《文明的海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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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文明源自亞洲海洋」為核心論點，
借鑑日本的海洋經驗， 讓臺灣成為海洋國家的經典必讀之作！
《文明的海洋史觀》的中心論題是：「近代文明始於亞洲海洋」。
「海洋史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為基礎，吸收了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連續性對外貿易帶來的產品變化會引起社會的變化」的歷史觀。
本書能給臺灣的啟示在於，如何借鑑日本，從「臺灣的海洋史觀」出發，去思考臺灣和海洋的關係，並且在放眼全球的寬宏視野中思索臺灣未來的定位。在東協崛起、中美對峙愈趨頻繁的此刻，臺灣又正好位於涵蓋東南亞海域與太平洋的亞洲海洋的中心點，使得本書顯得更為重要。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