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慰安婦》的三個版本

朴裕河著，劉夏如譯，《帝國的慰安婦》，玉山社，2017。

三年前正值日本和南韓「國交關係正常化」50 周年（朴槿惠政權時代），年底 12 月 28 日由韓國尹炳世外交部長官和日本岸田文雄外務大臣以口頭發表的形式，宣布雙方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達成協議」，此事常以「日韓合意」代稱。當時消息一出後，造成韓國民間一陣反彈，指稱雙方政府在協議的過程中，並沒有事先詢問過慰安婦當事人的意見，就自行「達成協議」。

我在事情當下覺得這項協議令人費解的是，「慰安婦問題」不是日本和韓國之間的問題而已，為何日本和韓國之間可以逕行「達成協議」？這項協議不單只是忽略了南韓慰安婦當事人的聲音，而是直接將臺灣等其他太平洋戰線上的日本兵慰安婦們排除在外。

當時我正好在日本唸書，和身邊的日本朋友們分享之後，才發現許多年輕一輩的日本人不知道臺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事實上，臺灣還是日本帝國最早且佔領時間最長的殖民地），即便知道慰安婦問題，誤以為只有韓國才有慰安婦存在的日本人不在少數。而這開啟了我和慰安婦問題之間的連結，開始閱讀相關著作以及各派主張。

1991 年慰安婦問題正式浮上檯面，而後各國慰安婦接連對日求償敗訴，在各派論爭僵持不下的 25 年後，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的出現，就像打破僵局的一顆震撼彈，本書終於在 2017 年 7 月推出日文版的中譯本。

對於身處臺灣的我們，《帝國的慰安婦》一書可以讓我們認識韓國慰安婦運動一路以來的發展，在閱讀的過程當中，也可以思考同為殖民地一環的臺灣和韓國之間，何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慰安婦運動方向。

我在 2017 年 4 月透過日本亞馬遜取得了日文版的《帝国の慰安婦──植民地支配と記憶の闘い》（朝日新聞出版，第十刷），正讀到第二部時，中譯版上市，便開始進行日文版和日文中譯版之間的比對。

兩個版本的《帝國的慰安婦》

朴裕河是研究日本文學的韓國人，在出書之前便不時在日版的《赫芬頓郵報》上以日文投書。這本《帝國的慰安婦》共有兩個版本，分別是朴裕河以韓文寫成的韓文版，以及朴裕河自己以日文寫成的日文版。作者一人以兩種語言書寫同一本書、並分別在兩地出版的例子實屬少見。然而，韓文版和日文版雖然書名相同，卻並非單純翻譯書之間的關係，而是朴裕河以個人對於日韓雙邊的認識，分別書寫給兩邊讀者看的，而這也成為《帝國的慰安婦》在日韓上市之後為人詬病之處：為何要推出兩個版本？為何不能推出通用版，而要刻意抽換章節的排列順序？

從踏上慰安婦運動以來，由於自己語言能力有限，只能透過「在日」[1]社群或日文版的韓國媒體來推敲韓國方面的訊息。確實，不論是日本、韓國或是臺灣，由於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詮釋上的異同，各界對於慰安婦問題的認識與想像不盡相同，如何使用對方能夠理解、能夠聽得進去的方式來進行溝通，著實重要。

我能理解為何朴裕河選擇做出這樣的決定，但同時也思考著，如果朴裕河是抱持這樣的想法「因地制宜」書寫了兩個版本的《帝國的慰安婦》，那麼臺灣方面直接翻譯日文版《帝國的慰安婦》，是否就背離了朴裕河之所以親自書寫兩個版本的初心？但這也無可厚非，畢竟韓文版《帝國的慰安婦》在韓國已經查禁，今年初（2017/1/25）毀謗名譽一審判決無罪，卻又在十月（2017/10/27）二審轉而判決有罪，也就不可能以韓文版作為譯本原稿了。

《帝國的慰安婦》的問題

記得當初一入手日文版的《帝國的慰安婦》，便迫不及待想一窺這本書究竟有什麼力量，能夠讓日韓兩地都掀起一波巨浪，讀著讀著越發興奮：一直以來陷入自願與非自願、軍事性奴隸或軍妓等二元對立論爭的日本，總算也有像是臺灣紀錄片《蘆葦之歌》的路線，將慰安婦當事人回歸到作為一個人的模樣，即便在動盪不安、受壓迫的時局下也能保有喜怒哀樂，都能有屬於自己對於事物的感受。

文學出身的朴裕河，不加修飾地將慰安婦們的故事記錄下來，並引用不少日本戰後文學中前日本兵筆下的慰安婦角色，使得這本書不同於學術寫作，更容易閱讀，卻也因此引發爭議：引用方式不夠明確、被指控斷章取義只保留想要的段落再輔以個人註解。若將《帝國的慰安婦》定位為學術寫作並不合適，但《帝國的慰安婦》作為一種嘗試，確實讓「慰安婦」不再只是「慰安婦」，而是回到作為一個人的本質。

然而，《帝國的慰安婦》確實也有為人詬病之處。這本書 2013 年出版韓文版，2014 年日文版上市，都已經距離慰安婦運動發跡的 1991 年已經二十年之久（按：1991 年 8 月 14 日，韓國金學順女士為全球首位出現在媒體，現身說法自己曾作為慰安婦的日子），何以書中所引用的資料都還是慰安婦運動早期的資料，而沒有更新到最近的研究成果？

根據 2014 年 6 月 17 日《朝鮮日報》的報導，朴裕河在書中提及「朝鮮人慰安婦和日本軍之間基本上是同志般的關係」、「日本軍的性暴力可以分成一次性強姦、綁架下的性暴力與管理下的賣春等三個類型……朝鮮人慰安婦的例子絕大部分以第三種類型為主」等內容，慰安婦當事人與支持團體以「散佈虛偽的事實，造成（慰安婦當事人）名譽上的損害」為由，向朴裕河提出刑事告訴，要求韓文版《帝國的慰安婦》停止出版[2]。最後，出版社遵從法院的決定，刪除爭議性內容後出版了修正版[3]。

然而，使用到「毀謗名譽罪」畢竟非同小可。從一審判決無罪、再到二審逆轉有罪的理由，是援引已被證實部分內容是杜撰或與事實不符的吉田證言[4]和庫馬拉斯瓦米報告[5]，並給予河野談話肯定的評價[6]。

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援引不適當的資料，應該不至於到「有罪」的程度，但朴裕河在書中就指名道姓地點出「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隊協」）在慰安婦議題發跡之初，首任會長尹貞玉教授將挺身隊和慰安婦混為一談，在實際調查或聲援運動的過程中應該有機會發現兩者的不同，卻始終沒有對外澄清，最後「挺身隊＝慰安婦」的認知成為了韓國的「公共記憶」（中譯版第 150-154頁）。

這個論點洋洋灑灑地在書中佔了很大的篇幅，也無怪乎在韓國社會上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如果朴裕河當初婉轉一點的話，或許不會被對手盯上、盡其所能挑她的毛病，再冠以「意圖毀謗前慰安婦們的名譽」這般的罪名。其實，一位意圖想要毀謗慰安婦名譽的人，難道會在書中寫下慰安婦們的經歷，難道會主張每位慰安婦都能有闡述自己故事的權利嗎？

由日本政府成立的「亞洲女性基金」，主要發放對象為韓國、臺灣和菲律賓的受害者，在荷蘭和印尼方面則是分別成立改善生活的支援事業和老人社福機構。誠如書中所說，接受「亞洲女性基金」還可以獲得來自日本首相的一封信。不過，朴裕河在書中沒有提及、但卻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女性基金」當中包含著日本政府向日本民間募來的六億日圓，不足的部分才是由日本政府出資共 48 億日圓。

這其實是件弔詭的事，就如同假若今天臺灣政府要補償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卻和臺灣人民募款，不足的部分再由國庫支出一般，國庫的來源不就是來自人民的稅金嗎？政府何以再向有同理、憐憫之心百姓募款集資呢？這其實也正是臺灣當時和韓國一樣，呼籲前臺籍慰安婦們不要接受「亞洲女性基金」的主因之一。

而朴裕河沒有注意到「亞洲女性基金」的這個面向，將「亞洲女性基金」視為日本政府已經正式道歉、賠償的證據，或許朴裕河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了自己書中所謂「無法聽見異質雜音」或「即便聽到了也選擇無視」的人吧。

《帝國的慰安婦》在臺灣

比對日文版和日文中譯版的內容，或許因為譯者是歷史學出身，中譯版讀來似乎少了日文版的文學性。又，日文中譯版可能為了要使翻譯過後的語句更自然流暢，會不時加入日文原文當中沒有的形容詞或是補充說明的文句，而未標明為譯註[7]。段落標題即使是的字之差，也可能帶給讀者對於後段內容產生不同的想像：（以底線表示不同處，粗體字為增字）

五、殖民地的多重「謊言」（中譯版第 66 頁）
六、「二十萬受害少女」的記憶（中譯版第 72 頁）
１．慰安婦扮演「戰地之妻」（中譯版第 79 頁）
４．記憶的壓抑，國家的介入（中譯版第 92 頁）；愛と想い、国家の共謀（日文版第 80 頁）
６．命運輕賤如「蟻」──慰安所裡的眼淚和憐憫（中譯版第 102 頁）；「蟻」の共感──憐憫と淚（日文版第 87 頁）
８．記憶的消去與忘卻（中譯版第 113 頁）
三、剔除異質雜音（中譯版第 161 頁）
二、軍隊是慰安所的「權利主體」（中譯版第 256 頁）

或者是些微的改變語意或排列順序，就能帶給讀者截然不同的感受與印象[8]。例如像是日文版第 26 頁：

これまで「慰安婦問題」の支援者と否定者が慰安婦に対して持ってきた相反するイメージは、お決まり以上の証言を聞けなかったか、無視した産物といえるだろう[9]。

在中譯版第 27 頁譯為：

這是因為證言的內容都很老套、公式，他們無法聽到別的聲音？或者，即使聽到了也
選擇無視呢？

直譯：「慰安婦問題」的支持者與否定者，至今對於慰安婦抱持著相反的印象，是否也可以說是因為沒有聽過不是被決定、挑選出來的證言，（抑或聽過其他的證言內容仍）選擇無視（其他立場）？

而日文版第 158 頁：

また、ノイズを除去した怒りよりは、複数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生きるほうかなかった植民地の悲しみを表したほうが、より普遍的な共感を得られるだろう[10]。

在中譯版第 180 頁成為：

粗暴除去異質雜音，往往會引起更多憤怒的暗聲迴響。與其如此，不如直視殖民地的悲哀，刻劃其中複雜多面的認同與無奈，或許能獲得更普遍的共鳴。

直譯：另外，比起消除雜音的憤怒，表現出殖民地的悲哀──無法以多元的自我認同生存著──或許更能夠獲得普遍的共鳴吧。

譯者在翻譯時，也剔除了其認為在日文版原作中的「異質雜音」，這些都是比較偏向軍國主義、賠償相關的內容。（底線內容為日文中譯版缺少的文句）

実際に、慰安婦たちの敗戦前後の証言に虐殺などに関する話は見られず、帰国＝「引揚げ」についての話が多い。（日文版第128頁）

戦時下で女性に行われる暴力防止、日本の軍国主義復活防止、アジアと世界の平和に貢献することを目標とする（日文版第129頁）

工場に関しては工場法によって、軍人軍属に関してもそのような規定があるが、当時のそうした……（日文版第186頁）

つまり、日本は「元日本人」としての朝鮮人、過去の「日本国民」の粋組みを使えば、被害に対する補償は可能、と話していた。（日文版第187頁）

……としながら、「個人に対する直接補償を主張」（日文版第187頁）

「強制軍事売春」としていることや、引用は省くがアジア女性基金の謝罪と補償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のは、……（日文版第201頁）

このようなアイロニーを自覚してはいない。（日文版第211頁）

自発的に行った人もいた「慰安婦」像を韓国が受け止めなかった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の延長線上のことでもある。（日文版第299頁）

特別是在這些日文中譯版獨有的補充文句，或許因為不存在於日文原文當中，一會兒稱呼慰安婦們「阿嬤」一會兒又變成「日軍慰安婦」，而產生不一致感。

日軍慰安婦當中……日本的「愛國者」（往往也是慰安婦問題否定論者）[11]

有可能是接受慰安婦阿嬤們的面談證詞……（中譯版第273頁）

讓實際受領的阿嬤們無法公開明言。（中譯版第277頁）

然而，慰安婦阿嬤們當下最需要的……（中譯版第307頁）

當年AWF交給慰安婦阿嬤的……讓署名既不完全代表國家，也不單純只是個人。（中譯版第309頁）

結果卻是讓慰安婦阿嬤們走上街頭（中譯版第359頁）

但如今，連慰安婦阿嬤們也必須承受這些痛苦。（中譯版第360頁）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今後慰安婦阿嬤們不要再被當作國家或政治操作的人質了。（中譯版第374頁）

事實上在日文版中，並沒有出現「阿嬤」這樣的稱呼，再加上書中其實大量引用了早期資料（如千田夏光的《從軍慰安婦》）而使得「阿嬤」的稱呼方式不能一貫而之，加入了「阿嬤」的稱謂用來區隔慰安婦當事人「以前」和「現在」的狀態，又該如何去分界「以前」和「現在」的時間點？

如果將 1991 年 8 月 14 日第一位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出面指控日本政府作為分界點，相關證言只要是講述戰爭期間的經歷是「慰安婦」，1991 年後現身說法的都是「慰安婦阿嬤」，那麼戰爭結束後一直到 1991 年之間的慰安婦受害者不也就被隔離在討論範圍以外？然而，討論慰安婦問題（既是戰爭問題，也是女權問題）時，除了討論受害過程（戰爭期間）外，戰爭結束後的狀態與變化，也應該是討論的重點。

另外也令人費解的，是中日版本間，在數字（日期、頁碼等）、專有名詞或引用上會有所出入[12]？比如，齋藤勁官房副長官（日文版第 163 頁）成了齊藤勁（中譯版第186頁）；華盛頓郵報 2007 年 6 月 14 日的廣告（日文版第 258 頁），在中譯版第 297 頁變成了：「二〇〇七年歐盟決議後，日本國會議員在美國報紙刊登全版廣告〈THE FACTS〉（《華盛頓郵報》，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文版第 272 頁的內容為「一九九七年一二月一二日午前……前年一二月六日と二四日」，到了中譯版第 313 頁會整個提早一年，成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一年（一九九五）十二月六日與二十四日」。

譯者個人的文字風格，在加上日文中譯版才有的註解，與帶有個人主觀色彩形容的《帝國的慰安婦》，已經不完全是原作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而則為翻譯者、編輯與臺灣出版社所創造出的又一版本了。

＊附錄

【附錄一：日文中譯版新增內容】（以底線表示新增內容）

然而，若不深入思考「朝鮮人慰安婦」的含意，有關慰安婦是性奴隸或賣春婦的記憶鬥爭，或許將會永遠持續下去。「朝鮮人慰安婦」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慰安婦問題」的發生已經過了二十年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被談論，一直被忽略、無視或沉默以對。這種規避本質的曖昧態度，其實不只出現在慰安婦問題上，也出現在其他歷史問題的爭議上，反映了日韓之間根本的矛盾。（中譯版第18頁）

我們從一九九Ｏ年代現身的某位慰安婦的經歷，可以得知當時朝鮮社會中「業者」的角色與慰安所之間的關係。（中譯版第32頁）

當然，軍方也難逃干係。（中譯版第32頁）

但究其實，慰安所乃戰爭擴大所帶來的產物，防止性病不過是附加的理由。軍隊駐屯的備戰期間，往往會指定部分現地的賣春設施作為軍隊專用。當供不應求時，軍方進一步活用既有的性交易系統，主動介入性交易的供給，這應該才是慰安所成立的背景。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軍方通常將慰安所設置在部隊內或部隊附近，確保供給無虞。（中譯版第32頁）

這種毫不避諱的表現，顯示當時慰安婦的存在並非秘密，而是公開的。（中譯版第32頁）

慰安婦問題否定論者認為，日軍委託業者招募慰安婦，對於相關辦法其實都有明文規定，以此否認軍方的實際參與。換句話說，「巨大的需求」才是不法行為的根本原因，否定論者只將誘拐詐欺歸罪於業者，其實是將問題矮小化了。當慰安婦供給不及時，明知道一定會出問題，軍方應該馬上停止辦理招募作業。（中譯版第36頁）

關於這些日本女性的群體分析，（中譯版第40頁）

買春，對許多士兵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消費。成立軍用慰安所的首要目的，恐怕就是為了讓士兵們更容易消費，即使這機能並非刻意達成的。（中譯版第46頁）

亞洲地區的娼妓，在軍隊進駐當地前警察管理之，爾後在戰場上，當然就是由軍隊來「管理」慰安婦。不過，一旦警察和軍隊的管理無法周全時，公私娼混合的情況就會出現。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中譯版第48頁）

但大多數都被（丟到卡車上）送往南洋、北滿洲等戰場最前線，被迫過著如動物般的原始生活。（中譯版第60頁）

很明顯地，這篇報導錯將在日本實施的制度搬到韓國適用，而且也誤認，參加挺身隊的話，就會變成慰安婦。（中譯版第60頁）

然而，挺身隊制度的發想，是由於戰爭期間，大量日本男性被動員到戰場，導致勞動力極度短缺，為填補勞動力而開始動員日本女性。（中譯版第61頁）

儘管實際上，挺身隊制度並沒有在朝鮮半島實施，但當時朝鮮社會確實充滿了許多相關傳言，我們可從單時的公文書加以類推（中譯版第62頁）

即使如他所說的，真有招募未婚女性一事，那也應該不是慰安婦，比較接近類似挺身隊那種勞動力的補充。（中譯版第63頁）

也有事例指出，某朝鮮男人騙女孩們說要幫忙找「工廠」的工作，就把她們帶走了。事跡敗露後，引起那些女生抗議。「說好要帶我們去工廠的，結果沒有，我們抱怨他說話不算話，金氏就要我們乖乖聽話，然後就把我們交給日本人了，之後馬上不見蹤影。」（中譯版第63-64頁）

五、殖民地的多重「謊言」（中譯版第66頁）

六、「二十萬受害少女」的記憶（中譯版第72頁）

但正如同前述的「二十萬人定說」，是一種不自覺的社會產物，放任流布不正確的資訊，或許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維持韓國的被害意識。（中譯版第75頁）

１．慰安婦扮演「戰地之妻」（中譯版第79頁）

許多人認為，慰安所只不過是滿足性慾的空間。這種看法，其實並無法理解日本國家真正的「策略」：以提高「士氣」為名，透過慰安所來維持軍隊生活的持久運作。（中譯版第98頁）

戰場，是男性／軍人／國家所構築的戰鬥待機攻堅，那裡是不允許會話交流等「日常」存在的。（中譯版第99頁）

所謂的「日軍」，並非是單一的整體，裡面當然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人覺得去慰安所那裡找人「慰安」是很「羞恥」的事；甚至也有人「從不踏入那裡半步」。當然，報告書中提到的這些事例，可能只是少數也說不定。但更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選擇不去慰安所，即使去了也不是為了上床，甚至還有人覺得排隊充滿「羞恥」。這些事實反映的意涵，更值得深思。既然慰安所是日本當局的策略，且不論上述日本人消極尋求療癒和自覺羞恥的實際狀況為何，都表示他們對「國家」的企圖，開始有所抵抗。這種心理的抵抗，往往也正是對「人」抱持同情理解的起點。對國家策略產生「違和感」（合不來、不協調的感受）[13]和抗拒的心情，與前述證言中所看到，日本軍人對慰安婦的親切和愛戀之情，凡此種種，雖屬大時代下的零星存在，卻也自成一個堡壘。在那壓倒性的暴力時空下，人，還是有可能繼續為人。（中譯版第100頁）

「同族」（同為日本人）（中譯版第105頁）；軍人和她「同族」（同為日本人）（中譯版第106頁）[14]

８．記憶的消去與忘卻（中譯版第113頁）

但終究，這類的敘述是不可能成為韓國公共記憶的。（中譯版第114頁）

慰安婦女性的證言中，常會說自己拿不到什麼錢。或許也跟她們的借貸狀況有關係。該拿的報酬，結果事先被業者以還錢的名義扣掉了。另一方面，有些軍人的證詞則是：「慰安婦賺了他們很多錢」，這和「完全拿不到錢」的慰安婦記憶，兩者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這種記憶落差，與慰安婦收入的「借錢－還款」狀況背景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常會看到類似以下內容的敘述……（中譯版第123-124頁）

也有人覺得自己當過護士很幸運，可以跟日軍一起搭船回日本；甚至「有人覺得回韓國是很容易的事」。（中譯版第138頁）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她當時心理上的「謊言」或錯覺本身，而是之後的行動過程與結果。由於心理上的錯覺，尹教授展開了調查之旅，爾後更組織了慰安婦問題的聲援運動。（中譯版第153頁）

三、剔除異質雜音（中譯版第161頁）

將原慰安婦的證言進行加工處理再生產，讓慰安婦的生命原貌越來越模糊，韓國慰安婦的公共記憶就是這樣逐步形成的。這部動畫，可說是這種記憶形塑手法的近年代表作品。（中譯版第172頁）

儘管如此，韓國社會還是有許多人不願讓「受害者」成為「民族之女」的象徵。（中譯版第179頁）

挺隊協的影響力甚至能左右韓國政府的決定。從二〇一一年夏天到二〇一二年夏天，在這一整年，無論是韓國憲法裁判所的違憲判決（後述），或是日韓政府間的交涉難題，都可見強大的影響力。二〇一一年夏天，由於憲法裁判所判定，韓國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不作為屬於違憲，迫使李明博總統必須親自出面，提議與日本重新交涉。李總統最初的提案也是採用「人道措施」（非法律責任而是道義責任）解決。為了回應此一「人道措施」的提案，二〇一二年春天，日本政府向韓國政府提出了解決方案。然而，日韓之間的交涉隨後中挫。（中譯版第184-185頁）

因為她們必須永遠代表國家民族，永遠像十五歲的少女受害者，永遠是女性人權鬥士。（中譯版第189頁）

解放後五十年間，始終冷眼看待她們的韓國人，開始不斷地想在她們身上確認「完美受害者」的形象。這種受害者意識的投射欲求，矇蔽了韓國人自身的視線。他們看不見她們與日本士兵的愛情，感受不到她們對業者和親人的憎恨。所謂的「慰安婦問題」，演變成韓國人的「欲望和期待」凌駕一切，當事人女性「當下」所處的苦境，反而無法被認真關照。（中譯版第190頁）

這樣的發展與她原有的想法，具有很大的差距。（中譯版第191頁）

挺隊協的運動，之所以能與國際接軌合作，是因為同一時期世界各地的戰爭犧牲不斷，戰場性暴力等「普遍的人權問題」受到重視，因此將慰安婦問題與此一潮流結合，才可以成功。（中譯版第194頁）

所以當時日本政府並未認為殖民地統治是需要道歉的對象。總之，會談的結果，日韓雙方都同意以「經濟協力」的形式進行補償。（中譯版第209頁）

因為日韓會談和舊金山和約兩者是連動的，主要是在討論戰爭的處理，而非殖民地。（中譯版第210頁）

也就是說，當時的索賠是針對戰爭動員的受害者，特別用來補償他們精神上的痛苦，而非針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整體求償。（中譯版第213頁）

但此數字代表戰前「被帶到海外的朝鮮人總數」的可能性很高，不單只是慰安婦人數的估算。（中譯版第220頁）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述「三寶瓏事件」受害者、荷蘭女性奧赫恩（Jan Ruff O’Herne）的作證。（中譯版第243頁）

這背後，除了性別，也潛藏了民族歧視的意識。（中譯版第247頁）

雖然在金錢部分，壓榨她們的人主要是業者，但過度的剝削會影響內部安定，因此軍方還是會介入「管理」。這種管理，說明軍方知道「慰安」的多重剝削情況，但還是予以默認，並加以利用，有時甚至會強化這種剝削結構。（中譯版第250-251頁）

朝鮮人慰安婦，在當時是受到日本人雙重歧視的對象。（中譯版第252頁）

二、軍隊是慰安所的「權利主體」（中譯版第256頁）

即使有否定論者所說那種「用眼淚欺騙士兵或下級士官，榨取高於規定消費金額的錢，是很厲害精明的女人」（同前書）的情節，日本人自己也完全沒有立場可以批評她們。因為，是日本為了「慰安」士兵，才需要這些殖民地女性去當慰安婦的。或許也正由於她們「很厲害精明」，才有辦法忍受白天洗衣看護、晚上陪睡的那種殘酷嚴苛的重勞力生活。（中譯版第267頁）

同樣地，戰爭動員時期……（中譯版第267頁）

在實際的設置過程中，日本政府扮演了絕對的主導角色。（中譯版第277頁）

村山內閣解決歷史問題心切，決意設置AWF。（中譯版第279頁）

我們可以說，日本政府最想避開的並不是「國家補償」的內容，而是「直接補償」這樣的形式。「個人補償與法不合」[15]這道一九六五年……（中譯版第282頁）

如後所述，當年許多批判者所寄望的政黨輪替即使實現了，也無法改變這個原則。因此，二〇一二年……（中譯版第282頁）

對談代表、外交官久保田貫一郎，反駁韓方指控，主張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不全然為惡，也做了許多好事，因而引發爭執，造成會談中斷。從目前公開的會談內容來看，日韓彼此都非常在意過去的……（中譯版第285頁）

英國與愛爾蘭之間曾有統治被統治的關係，英國女王也為此而賠禮（向獨立紀念碑獻花）。（中譯版第291頁）

一直到該基金二〇〇七年解散為止……（中譯版第292頁）

同年AWF的成立，正是為了解決此一問題的具體實踐。（中譯版第292頁）

這點我們也可以從AWF參與者的證言得知……（中譯版第302頁）

反對AWF者認為……（中譯版第304頁）

但聲援者卻忽略其中的差異，將兩者打造成同一個反對目標，大力杯葛AWF。背後潛藏的……（中譯版第304-305頁）

當年AWF交給慰安婦阿嬤的……讓署名既不完全代表國家，也不單純只是個人。（中譯版第309頁）

有些政治人物的發言：「錢我們會出，請大家多指教」，聽起來有些輕浮，當然讓人很難接受。但那些政治人物畢竟還是開始行動了，起碼表示他們還有想要解決問題的意思。這些人都是國家的成員，如果承認「國家」的成立，本來就充滿曖昧複雜，或許就能夠重新看待政治人物的言行了。回過頭再來看那封橋本龍太郎首相的信，字裡行間滿是鄭重歉意，即便如此，也還是無法被慰安婦的聲援者肯定。聲援者否定那封道歉信的背後心態，其實是他們對於理想形式的過於執著。而這種形式上的執著，往往造成聲援者論述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否定「首相的道歉信」，認為其無法代表日本國家的正式道歉。另一方面，卻又對政府閣僚以個人身分參拜靖國神社多所指責，將之等同於日本國家的正式立場。這兩者的邏輯其實是矛盾的。（中譯版第310-311頁）

村山內閣的AWF方案公佈後，刊登在日本媒體的意見廣告〈我們要求的不是「民間基金」的「慰問金」，而是日本政府直接的道歉與賠償〉，就認為AWF只是單純的民間團體，「償い金」只是單純的慰問金（「見舞金」）。參與該廣告連署的原朝鮮人慰安婦金學順、李順德等人，對「慰問金」用語的反彈很大……（中譯版第312頁）

甚至，在AWF解散之後，日本內閣還成立了NPO法人「C2SEA（Sea to Sea）」[16]，持續關懷慰安婦阿嬤們，提供醫療照顧服務。這個NPO的小冊子上有許多激勵人心的文案，簡單抄錄介紹：「她們一個人孤獨地死去，無法視而不見，必須繼續照顧『慰安婦』受害者！」「隔閡之海＝互通之海。現在，東亞與日本，將一起凝視過去，共創未來。」不過，日本政府這些持續性的努力，韓國社會迄今依然毫不知情。（中譯版第315頁）

恐怕也正因為如此，日本聲援者對「慰安婦」的理解才會不夠完整，才會如此抗拒AWF。（中譯版第316頁）

其實正是因為此一「愛國」面向，也說明了她們與日本軍人之間的關係本質。……http://keyword.com/articleK.asp?guide_idx=9815[17]（中譯版第317頁）

慰安婦問題或許可說相當具有「日本特殊性」。……所建立起來的近代性制度。……但慰安所確實是一種「近代性裝置」……（中譯版第319頁）

一九九三年出版，日文版《悲しい日本人》，該書在慰安婦問題浮上檯面後出版，大受韓國社會歡迎，作者也因此當上國會議員。（中譯版第320頁）

一九九〇年代中葉，日本最大報紙《讀賣新聞》……（中譯版第321頁）

以下是來自右翼的批判舉例。（中譯版第346頁）

少女像無法成柳寬順（一九〇二－一九二〇，韓國獨立運動少女志工）的意象，因為柳身處的年代，左派運動尚未在韓國萌芽，她是以「民族」少女身分追求獨立、抵抗日本而犧牲的。（中譯版第352頁）

這種社會心情，對於政黨的再度輪替，不能說是毫無影響。（中譯版第353頁）

那等於是對受苦的弱者傷口上灑鹽，炫耀弱肉強食的正當性：「錯在朝鮮太過弱小、不夠強大。」對於自我責任的反省，當然必須由責任主體本人來進行，而非他者強加指點。（中譯版第363頁）

【附錄二：日文版與日文中譯版部分內容對照】（以底線對照相同段落，粗體表示不同處）

日本語版	46	3、もうひとつの加担者たち
中譯版	52	三、被遺忘的協力者

日本語版	57	それは、朝鮮人慰安婦が構造的な輪姦にさらされていたとしても変わらない。
中譯版	66	這種關係上的差異，即使在談到朝鮮人慰安婦被日本軍人集體輪姦的情況（或是「帝國強姦殖民地」這樣的廣義比喻），還是不能把她們和敵國女性的受害結構混為一談。

日本語版	65	もっとも、幼い少女が慰安婦になったケースが存在し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しいざ幼い少女が慰慰安所に着いた時は、「あう軍人に年齢を聞かれて十四歳と答えたところ、『お乳をもうすこしのんでこないと。親兄弟に会いたいだろうにどうやってきたのか』」（『強制』2、五一頁）と言われたという話は、彼女の年齢が決して平均的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る。
中譯版	75	當然，稚齡少女去當慰安婦的事例，也並非完全沒有。曾有年幼少女到慰安所，根據她的證言：「那時有個軍人問我年齡，我回答十四歲。他就叫我回去再喝點奶吧，『很想見父母兄弟姊妹吧？怎麼會到這裡呢？』」（《強制》２，五十一頁）可見得，像她當時那樣的稚齡，並非慰安婦的平均年齡。

日本語版	65	そして、朝鮮人慰安婦の中に少女が存在したのも、日本軍が意図した結果というより、「強制的に連れて行った」誘拐犯たち、あるいは同じ村の者でありながら、少女がいる家の情報を提供して協力者たちの意図の結果と見るべきだ。少女たちを勉学という教育システムから排除して、保護すべき共同体の外に追い出した人々である。自分の家から家出をし都会を徘徊した果てに連れていかれた少女たちにしても、彼女たちを家出されたのは、その時の＜家＞が男性中心で、彼女たちを保護し教育する＜家＞として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なかったからにほかならない。
中譯版	75-76	同樣地，朝鮮人慰安婦當中確實也有少女，但那並非日本軍隊刻意鎖定年幼對象。而應該說，是那些「強制帶走」他們的「誘拐犯」之惡意行為，或是「協力者」根據他們同村的人所提供的少女人家情報，刻意而為的結果。誘拐犯和協力者這些人，將少女們排除在求學教育體系之外，強迫她們脫離村落的保護共同體。而這些人之所以能如此膽大妄為，無非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家族制度，在當時已無法發揮功能來保護、教育她們了。[18]

日本語版	74	彼女たちにとって、軍人を支えることで＜愛国＞的行為につながる、「慰安婦」という存在は、初めて自分の居場所を日なたに作ってもらえたことでもあったはずである。
中譯版	85	對她們而言，若能因身體或精神上的「慰安」，讓軍人更能充分作戰，也是一種「愛國」的行為，這種意義連結的轉換，讓她們合理化了自己作為「慰安婦」的存在，替她們悲慘陰暗的底層生活，帶來了一絲明亮與溫暖。

日本語版

83-84

彼女たちは、そのような記憶を特別に強調するわけではない。写真というモノだけでなく記憶までも、一度話しただけで彼らは、二度と発言せずに捨て去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換言すれば、彼らが自分の大切な記憶を捨ててしまったのは、彼らが選択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そうされたのは、「問題」になると彼女に思わせた、韓国社会の抑圧であろう。彼女たちの体験と記憶が、＜被害者としての朝鮮＞に亀裂を入れることを恐れた、社会の無意識的了解事項でもあった。しかし、その記憶は、慰安所の苦痛をすこしは忘れさせてくれたはずである。あとの人生においてでさえ。

そのような記憶を無化させ忘却させるのは、彼女たちの体験を、民族裏切り者の意味である「親日」と指さすのと同じくらい、暴力的なことだ。そして、そのような自家撞着な状態に陥れた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く＜帝国＞である。元植民地もまた、進んでそれを受け入れたという点では、そこにあったのは、国民としての＜正しい記憶＞だけを必要とする＜国家の共謀＞だった。

中譯版

實際上，她們在證言中，並沒有特別強調那些美好回憶。不只是照片這種有形之物，連無形的回想也是如此。她們常只提過一次，就不再發言了。換句話說，她們割捨那些充滿愛戀思慕感情的回憶，並非出於深思的選擇，而是本能的自我壓抑。讓她們「害怕那些會出問題」的，正是韓國社會集體的潛意識壓抑，唯恐她們的體驗和記憶，會破壞「受害者朝鮮」的形象塑造與自我認知。然而，正由於有那些快樂、愛情與思念的短暫美好記憶，才能讓她們稍緩慰安所內所承受的痛苦，也為她們日後黯淡的人生，留下一些微光。

壓抑她們自我削去快樂的記憶、刻意遺忘生命中某些美好的片段，如同將她們的人生體驗視為民族叛徒的「親日」作為。本來是帝國受害者的舊殖民地，卻積極複製此一暴力性，實在是自我矛盾。[19]造成這狀況的理由無他，為了形塑新的韓國，國家必須介入，篩選社會成員的記憶，只留下「國民」應有的「正確的記憶」。[20]

日本語版	91	……ここには、「朝鮮人慰安婦」と「遊廓」の違いを明確に意識している兵士がいる。そこでの性行為が＜国家＞を媒介にしないと成立しないことにこの兵士はいたって自覚的で、彼の「抵抗」は、私的であるべき空間を侵犯されることへの「抵抗」だったはずだ。
中譯版	105-106	關於戰場上的「姓」，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見解，但確實有士兵清楚地認為「朝鮮人慰安婦」與「遊廓的賣春婦」是不一樣的。慰安所內的性行為，是以「國家」為中介的，小說主角的這個士兵對此有高度的自覺。他對慰安所的排斥，或可視為個人對私密空間被侵犯的微小「抵抗」。

日本語版	94	悪いやつがいると私たちがそうなことするな、と。
中譯版	108	我們會警告對方：「千萬別亂來！」

日本語版	109-110	国家の規律を利用して慰安婦たちをしてそのような競爭をさせ、繰り返される暴行で「管理」した主体は業者たちだった。
中譯版	126	反覆施暴、強化數字競爭，業者利用國家對軍隊的規訓，轉化成對慰安婦的「管理」。

日本語版	116	いわゆる「外地」と呼ばれていた日本軍の占領地と植民地にでかけていた日本人のうち無事帰国した人は軍人と民間人を合わせて六七〇万人を超える数字だったという。
中譯版	132	戰前生活在「外地」，也就是日軍佔領地和殖民地的日本人，據統計軍民約六七〇萬人。他們是否順利平安回到日本，取決於戰爭結束他們的所在地，以及他們在「外地」的生活型態。[21]

日本語版	141	強制的だったのか、もともと売春婦だったかはさほど重要ではない。女性たちがそのように、国家と男性たちに奉仕されられたこととこそが重要である。
中譯版	159	慰安婦是否為被迫、或者原本即為賣春婦，這些問題並不重要。女性來到慰安所，都會被要求為國家／男性犧牲奉獻，這種結構上的「強制性」才是重點。[22]

日本語版	150	しかしそこでは、慰安婦の募集以前から存在し、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動いた業者の姿は見えてこない。なによりも、そこでの業者に「親日」的な要素があったのなら、それが民族を裏切る特別な姿ではなく、皇国臣民化された植民地の普通の姿でもあったことがみえてこないである（二〇十三年八月に韓国で刊行されたアン・ビョンジク（安秉直）翻訳解題『日本軍慰安所管理人の日記』にはその姿が明瞭に見てとれる）。
中譯版	171	但在這部戲裡，我們看不到傳統社會中掮客的面貌，這些「業者」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動，而且早在招募慰安婦以前就長期存在。最重要的是，這部戲將這些自利驅動的業者全部視為「親日」。如果他們算親日，他們也只是皇國臣民化的殖民地社會中「普通的狀態」，並不是什麼背叛民族的特別表現。二〇一三年八月在韓國出版的《日本軍慰安所管理人日記》（安秉直教授翻譯解題），就可以清楚看到當時一般業者「普通的狀態」，不是什麼「親日」要素可以解釋的。

日本語版	152	おそらく、二〇十二年に韓国で慰安婦の公式名称をにすべきとの議論だ出たとき、本人たちがした理由もそこにあるはずだ。長い間に、自分の慰安婦生活が性奴隷的生活だったと言われることを了解してきながら、いざその名称が固着しそうになったときにこだわったのは、意識したどうかとは別しにして、その名称が自分たちの過去のすべてを表現するもの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ろう。彼女たちを「性奴隷」としてイメージを続けるのは、過酷な生活の中であえて持とうとした、彼女たちのわずかな誇りさえも踏みにじることでしかない。
中譯版	172	「公共記憶」的形塑不見得能讓本人完全認同。二〇一二年，韓國曾出現「性奴隸」的定名討論。論者主張應該將慰安婦正式定名為「性奴隸」，但慰安婦阿嬤們本人卻拒絕了。長期以來，自己過去的慰安婦生活一直被說成是性奴隸，雖然他們可以了解，但突然要將此名稱定下來時，心裡還是會很在意。不論有無自覺意識，大概她們並不覺得那樣的名稱能夠完全表現自己的過去吧。一直要將她們形塑成「性奴隸」，她們過去在嚴酷苛刻的生活中，好不容易保有的些許自尊，也將被摧毀殆盡。

日本語版	152	性奴隷以外の記憶を抑圧しつつ慰安婦自身の生きた記憶より理想化された＜植民地の記憶＞を、彼女たちは代表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中譯版	173	不斷壓抑性奴隸以外的記憶，她們的記憶不再代表個人的生命，而是更「符合理想」的「殖民地記憶」。

日本語版	154	少女像がチマチョゴリを着ているのも、リアリティの表現というよりは、慰安婦をあるべき＜民族の娘＞とするためだ。
中譯版	174	讓少女像身著韓服，並非慰安事實的真實呈現，而是將其視為「民族之女」的象徵。

日本語版	156	慰安婦が代表している植民地体験－屈服の体験は、顕彰されるにはあまりにも多くの矛盾をはらんでいる。そして彼女のみならず、植民地化とは構成員のすべてが分裂状態を強いられることでもあった。
中譯版	177-178	慰安婦代表著殖民地和屈服的體驗，目前被彰顯的部分其實充滿了許多矛盾。這種矛盾並不僅限於在慰安婦這個議題上，如同前述，所謂的殖民地化，本來就會造成社會成員的分裂的。

日本語版	155	彼女たちが慰安婦になる前に、そのような幼い少女たちを共同体の外に押し出した＜手＞もまた同じ手であることは忘れて。
中譯版	177	在她們成為慰安婦之前，也曾把幼小少女們趕出共同體之外。韓國社會完全忘了自己曾做過的事。

日本語版	158	また、ノイズを除去した怒りよりは、複数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生きるほうかなかった植民地の悲しみを表したほうが、より普遍的な共感を得られるだろう。
中譯版	180	粗暴除去異質雜音，往往會引起更多憤怒的暗聲迴響。與其如此，不如直視殖民地的悲哀，刻劃其中複雜多面的認同與無奈，或許能獲得更普遍的共鳴。

日本語版	163-164	韓国政府は、みずから解決を迫っておきながら「支援団体の意向」をきにして日本の提案を受け取らなかった。
中譯版	186	整個過程，原本是由韓國政府（被迫）主動向日本提出要求解決的，卻因為在意「聲援團體的意見」而無法接受日本方面的回應對策。

日本語版	166	国家や社会や家庭にとって遠くへ移動させられ、つらい体験を強いられた慰安婦たちを、そして、帰ってきてからも数十年の間、同じく国家と社会と家族の冷たい視線にさらされながら苦痛に満ちた生を営んできた彼女たちを、九〇年代からまた、あらたに二〇年以上も＜韓国の自尊心＞の中心に立たさてしまったのは、酷な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だろうか。彼女たちに＜正しい民族の娘＞の役割を要求してきたのは、果たして彼女自身のためだけだったろうか。
中譯版	189	那些歷經苦難的慰安婦女性，戰前，由於國家／社會／家庭的複合因素，被迫遠赴海外、遭遇殘酷經驗。戰後，回到家鄉，依然受到國家／社會／家族的冷漠對待，忍辱偷生幾十年。然後，從九〇年代開始，一切突然改觀。這二十年幾年來，她們被當作韓國「國家尊嚴」的象徵，不斷地演出標準「民族女兒」的角色。這些真的只是為了她們討公道而已嗎？會不會太過分了？

日本語版	167	韓国社会や支援団体は、あるがままの当事者自身よりも、当事者を通して、独立的で誇り高い朝鮮やその構成員として自分たちを見出そうとしてきた。その感情が植民地支配を受けたがために強化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以上、それは必然的なことだったとも言えるだろう。しかし、誇り高い自分を確認するのと、相手に対する怒りを維持するのとは似ていて非なる行為である。何よりもそのような自己確認はいつまでも＜植民地の後遺症＞から抜げださせない。
中譯版	190	慰安婦當事人自己實際的所思所想，並非韓國社會和聲援團體所在意的重點。他們最關心的，其實是透過慰安婦的受難和抵抗，去「發現」獨立光榮的朝鮮，並確認自己是值得驕傲的朝鮮民族。這種追尋民族認同的感情，因殖民地統治的歷史而強化，也可以說是殖民地統治的必然結果。然而，不斷想確認自己值得驕傲的同時，也必然將持續著對殖民者的憤怒。這種似是而非的矛盾，反而讓自己永遠也無法擺脫「殖民地的後遺症」。

日本語版	172	白人女性（オランダの女性）
中譯版	196	白人女性（荷蘭受害者）

日本語版

176

つまり慰安婦問題はもは単なる歴史認識問題を超えて、韓国の誇りをかけた、なんとしても韓国の言い分を通さねばならない問題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責任は挺対協にだけあるのではない。挺対協の不十分な情報と発信にのみ依存してきた、政府関係者にも、学者にも、メディアにも、慰安婦問題やアジアの平和に関心をもってかかわってきたすべての者にも、安逸に一つだけの記憶の形成に参加し、伝播させた責任はあるはずだ。

中譯版

201-202

也就是說，慰安婦問題已經超過單純的歷史認識問題，成為韓國民族自尊的象徵，問題解決等於賭上韓國的尊嚴，非得要照韓國說的話去做才行。

不過，事情會演變至此，責任並不只在於挺隊協。挺隊協在接收相關知識和釋出資訊的方面，並不算完備。然而，政府官員、學者、媒體以及其他關心慰安婦問題或亞洲和平議題的人，這些人都太依賴挺隊協的片面訊息，形成思考的怠惰。

日本語版	178	「日本国と大韓民国は、両国及びその国民の財産並びに両国及びその国民の間の請求権に関する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を希望し、両国間の経済協力を増進することを希望して、次のとおり協定した」
中譯版	204	「日本國與大韓民國，為解決兩國及國民的財產，以及兩國國民之間的請求權，並增進兩國的經濟合作，締結以下的協定。」

日本語版	189-190	「慰安婦」と認められた人たちは、九〇年代後半以降、韓国政府から日本の補償金に代わる支援金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しかし二〇一一年の憲法裁判所の判決文を見る限り、そのような状況は把握されていないようだ。協定当時、日本側が個人補償を行おうとしたのに、韓国側の主張で個人補償を国家が代わりに受け取ったということ、一九六五年の日韓協定から四〇年が過ぎた時点で「慰安婦および被害者」たちに国家が当時行えなかった補償をしたという点を、把握してはいなかったようなのである。
中譯版	217-218	九〇年代後半開始，被韓國政府認定為「慰安婦」的女性，可以直接領取政府的「支援金」，該支援金係用來取代日本所支付的「補償金」。如前所述，日韓協定當時，日本曾主動想進行「個人補償」，是韓國自己主張由國家出面代領的。所以，這份針對「慰安婦以及受害者」的「支援金」，究其實，應該也可以算是韓國政府遲來的個人補償。而且距離一九六五年的日韓協定，已經遲到了四十年。但從前述二〇一一年的違憲判決文來看，韓國憲法裁判所顯然並未把握這些整體的狀況。

日本語版	190	一九九〇年代に行われたアジア女性基金の「道義的補償」は植民地支配によって生じたことを意識しての補償だった。
中譯版	219	一九九〇年代亞洲女性基金（ＡＷＦ）所提示的「道義補償」，正是日本政府決定正視殖民統治的責任，而尋求法律以外的補償方式。

日本語版	195	そのまま受け入れての判決を出していた。
中譯版	224	做出違憲判決

日本語版	202	マクドゥーガル報告書も、このように誤った認識のもとに出されたものだ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国連の権威を借りて、韓国や日本の支援団体はこれを韓国の見解の正しさを証明する根拠にしてきたのである。
中譯版	232	違反道德的「罪刑」與違反法律的「犯罪」是不一樣的。麥克道格爾報告書其實充滿了錯誤的認知，但卻藉助於聯合國的權威，成為聲援團體援引為自己主張的佐證。

日本語版	228	慰安婦たちがたとえ慰安婦になる前から売春婦だったとしても、そのことはもはや重要ではない。
中譯版	261	在帝國的架構下，慰安婦女性是否曾經當過賣春婦，這個問題已非重點。

日本語版	230	たとえ制度的に問題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社会的―心理的認知を受けられる仕事ではなかった。そのような醜業に、彼女たちが自発的に向かったのなら、何がそうさせたのかを考えるべきだ。
中譯版	264-265	但提供「性」的工作，即使制度上沒有問題（例如合法公娼），仍然無法在社會上／心理上被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從事那樣的工作，若她們是「自願」前往，其背後社會結構的問題才是應該思考的重點。

日本語版	231	……（小野田寛郎二〇〇七）いようにみえたのはそういう構造によるものだ。……歌う慰安婦が悲惨な慰安婦と対峙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ように、「媚び」る笑顔も、慰安婦たちの悲惨性と対峙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中譯版	266	……（小野田寬郎，二〇〇七）以上是否定論者的證詞。但之所以會有如此表現，與前述無形的壓迫結構有關。……如同小說《蝗》的情節……[23]

日本語版	232	たとえ自発的な選択だったとしても、その＜自発＞性と＜積極＞性は、そのような構造的な強制性の中でことなのである。
中譯版	267-268	即使是「自願」選擇前去，她們的自願性與積極性，也都必須置於前述「愛國」的強制性結構下來重新理解。

日本語版	234	しかし、慰安所は戦争遂行と軍人のための場所だった。……とは言っても、慰安所の多くは、遠くに移動させられ、生命を脅かされ、暴力が日常化されていた場所にあった。
中譯版	269-270	慰安所是為了「戰爭遂行」的軍人專用場所。……但即使如此，多數慰安所還是有其特殊性，那是一個被迫移動到遠方、生命飽受威脅、暴力被日常化的戰爭場所。

日本語版

237

ここには、日本政府が「軍の要請を受けた業者」の存在を知っていたことが見えている。つまり、

「甘言、強圧」を行ったのは「業者」であることを日本政府は知っていたことになる。

中譯版

273

由此談話可知，日本政府認為有許多業者「應軍隊要求而承辦」慰安婦的招募，「哄騙、強迫」從事慰婦的也是業者。[24]

日本語版

241

基金は、政府の「閣議了解」によって設立が決定されたが、「閣議了解には全閣僚の合意は必要で

あり、反対派はの說得という政策決定に伴う困難は議員立法と変わられない。一般に、閣議での決

定の際、閣僚の間で議論は行われない。官僚らによる事前の『根回し』により、閣議に議案が上る

頃にはすでに全閣僚の合意は得られており、閣議は署名のみを行う場というのが実態」なのだが、

「自民党の場合、すべての政策は党内の政務調査会の審議を経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こでの決定は全

会一致を原則としていた」ので、「自民党閣僚だけでなく党内の反対派議員の合意も得なければ、

閣議了解には至らない」（同）

中譯版

278

AWF是日本政府經過「閣議了解」（相當於臺灣行政院的「院會共識」）之後決定而成立的。「閣議了解」必須得到全部閣員的共識，因此得設法說服反對派才行：政策決定的過程充滿難關，跟議員立法的困難程度不相上下。一般而言，正式的閣議決定時，通常各個閣員之間不會再進行討論，只須正式簽名而已。實際運作上，立法草案會在事前由各省的官員彼此先協商好之後才擬定。所以草案送到內閣會議前，通常已經經過相關國務大臣的同意並達成共識了。另一方面，自民黨所有的政策研擬，都必須經過黨內的政務調查會審議，審議結果原則上也必須全會一致通過才行。因此，要達到「閣議了解」，社會黨的閣員與自民黨的閣員之間必須取得共識，而取得共識之前，自民黨還必須先獲得黨內反對派的同意才有可能。（土野前揭論文）

日本語版

242

……（同）といった状況を十分に認識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しかも、法案提出がむずかしかっ

た理由が、慰安婦問題を議論した小委員会で「本当に強制連行はあったのか」といった論争は激し

く、話が進まない状況（「デジタル記念館　慰安婦問題とアジア女性基金」ホームページ）だった

ことを知っていた痕跡も見えない。

そして、国会での議論が法案成立にいたらなかったのは、こういった問題が国会で扱われることに

対する男性委員たちの当惑もあってのことのようだ。そこで、このような問題に対する「政策知識

と発想をもたない男性議員たちがほとんどを占める小委員会は実質的な機能を持たず、名ばかりの

ものであり、議論は官邸へ持ち込まれ」（土野瑞穂）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中譯版

279

……（土野前揭論文）反對AWF的慰安婦當事人與聲援者，或許並未能完全理解當時的政治局面，對於立法背後的困難，也毫不知情。甚且，法案提出的實際阻力，早在慰安婦問題小委員會的討論階段就出現了。當時在小委員會內，關於「強制連行」事實與否的論爭，攻防非常激烈，根本無法好好進行討論（詳參AWF數位紀念館史料紀錄）。

慰安婦問題雖然在國會被提出來討論，卻始終無法成功立法。究其原因，是因為缺乏相關的政策知識與概念，讓負責處理該問題的男性委員們都不知如何是好，而小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應有的實質功能，也完全無法發揮，因此淪於形式。具體的討論，最後只能到官邸去談。（土野前揭論文）

日本語版	242	內閣外政審議室長は……そして「公的に語られるはずのなかった『慰安婦』が政策課題となっ」
中譯版	280	當時的內閣外政審議室長（谷野作太郎）……長期以來，在日本無法被公開討論的「慰安婦」，就在當局這樣的堅持下，正式成為政策課題。

日本語版	250	韓国が日本に対する賠償要求を一九三七年以降に限定したのは（明記しないにしても）、すでに指摘されているように「植民地関係は一次的に賠償要求の対象になりうる問題ではないと認識」
中譯版	288	如前所述，韓國的對日求償限定於一九三七年一後的戰爭動員部分（即使條約尚未明記）是因為理解到「殖民地問題並非首要的求償對象」。

日本語版	252	とはいえ、一部の学者が主張するように、日韓協定自体を揺るがすのは、あまりにも問題が複雑になる。それは学術的・法的・政治的議論はいまの関係を根底から崩すものなので、両国関係をいま以上に壊してしまうだおう。協定をとりあえず守るのは、単に国家間の約束だから守るといった形式的意義以上の意味がある。
中譯版	290-291	儘管如此，我認為，部分學者的主張將會動搖到日韓協定本身，而這樣只會讓問題更形複雜。那些主張只能留待學術研究以及法律、政治層面的討論，貿然實踐其主張反而會破壞現有基礎，讓日韓兩國的關係更為惡化、無法挽救。目前還是應該繼續遵守日韓協定，這不只是因為必須尊重國際法效力，而是我相信，形式上遵守國與國之間的約定這件事，本身就具有更重大的意義。

日本語版

272

4、謝罪意識の可能性と限界

日本の支援者たちの、心からの謝罪意識と根気づよい長年の運動は、ほかの多くの市民運動と同じように、戦後日本の精神を体現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おそらく、だからこそ、と言うべきだが、日本の支援者たちの基金反対は、まずは慰安婦に関して十分に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ゆえること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中譯版

316

四、「道歉」的可能與限制

與其他的日本公民運動一樣，聲援者在慰安婦問題上所展現出來的道歉意識（謝罪，apology），以及長年來對運動的堅持，都體現了「戰後日本」的精神。恐怕也正因為如此，日本聲援者對「慰安婦」的理解才會不夠完整，才會如此抗拒ＡＷＦ。

日本語版	300	しかも日本にその思想を伝播したのは欧米の帝国主義のなせるわざだ。欧米の議決や勧告は、自分たちとは関係ない国の訴えを、自分たちの植民地を奪い、さらに自分たちの女を蹂躪したアジアの元帝国を審判するものだったが、それを有効に使えたのも、この運動がいつか「植民地」の要素を取り除いてしまったからである。……
中譯版	345	況且，傳播帝國主義思想到日本的正是這些歐美舊帝國。歐美各國所通過的慰安婦決議或勸告，實際上也是將（韓國等）非西方國家的控訴，用來審判日本──這個奪走自己在亞洲的殖民地、蹂躪西方國家女性的亞洲舊帝國。而這些決議之所以能順利通過，正是因為整體聲援運動的發展，已在不知不覺中拿掉了「殖民地」這個面向的討論。當然，歐美各國迄今也從未正視自己過去在亞洲的所作所為，忽略了那才是今天日韓不和等亞洲國家衝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語版	307-308	「娘子軍に『寄生』するたち……すべて娘子軍の繁栄に『寄生』するかたちで発生した」（矢野暢　一九七五、四三頁）ように、そのような商圈がやがて他国のお土地と制度に対する権利を獲得することは、帝国主義そのものでもあった。娘子軍たちは意図せずに、そのような帝国主義者になった存在でもあった。
中譯版	354	唐行小姐的歷史也是如此，海外日本人的商業活動，有許多是以「寄生」於娘子軍的方式，延伸發展出來的。唐行小姐生活所需的周邊設施，和服店……都依附在活力旺盛的娘子軍身上。（矢野暢，一九七五，四十三頁）這種海外商圈，如果繼續擴大成在他國土地與制度上利權的取得，就成為帝國主義的表現了。娘子軍的存在，無意間，也成了帝國主義者之一員。

日本語版

312

日韓政府はただちに、この問題の解決を話し合う国民協議体（当事者や支援者や識者をまじえた）を作るできだ。そして、期間を決めて（半年、長くて一年）ともかくも＜合意＞を導きだすことを約束して対話を始めるのが望ましい。

中譯版

360

為了解決慰安婦問題，日韓政府應成立「跨黨派的國民協商預備會議（caucus）」，讓慰安婦當事人、聲援者與有識之士等都能齊聚一堂，設定期限（半年之內，最長不過一年），以「達成共識」為最大

前提，儘速展開對話。

日本語版	314	真の＜アジアの連帯＞は、日本の帝国主義に先んじて始まった西洋の帝国主義と、彼らが残している冷戦的思考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で可能になる。そのときアジアは初めて、西洋を追いかけてきた＜近代＞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にもなるだろう。
中譯版	362	唯有超越西方帝國主義所留下來的冷戰思維，真正的「亞洲結盟（solidarity）」才有可能發生，也才有辦法擺脫對西方價值的一位追隨，真正超越「近代」。

日本語版	318	だました主体はおおむね日本軍よりも業者でしたが、女性はその部分を具体的には話さず、「強制的に連れて来たのか」と言う「親日派」学徒兵将校に向かって言います。「まだ、だまされたことがないんですね。日本帝国主義がまだ紳士的だと思いますか。」
中譯版	367	當時慰安婦的募集大多由業者負責而非日軍，那女性也未明言指出是否被業者誘騙，但面對「親日派」學徒兵軍官認為日軍不會強迫女性的質疑，她嘲弄回嘴到：「說了這麼多，還是不肯相信我是被騙的？仍然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很紳士作風？」

日本語版	318	この場面は朝鮮人慰安婦問題の本質を明確に突いています。つまり、まず朝鮮人慰安婦たちがいわゆる「強制連行」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事実、にもかかわらず、彼女をそこに連れてきた主体は他ならぬ「日本帝国主義」だったという事実です。これはかなり正確な認識と言えます。なぜなら、植民地化された土地の若者たちが住み慣れた故郷を離れ、遠くビルマ（現在ミャンマー）まで行って生命を脅かされる状況を置いたのは、確かに「日本帝国主義」だったからです。
中譯版	367	這場戲的對白交鋒將慰安婦問題的本質完全突顯出來。朝鮮人慰安婦並非被日本軍人「強制連行」而來，雖然這是事實，但是為什麼她們仍然成為慰安婦了呢？在殖民統治下，年輕女子離開至親故鄉，遠赴緬甸戰區，飽受生命威脅，讓她們身陷戰場的權力結構──「日本帝國主義」，絕對難推其咎。

日本語版	322	そしてこの部分こそが、日本は朝鮮を「植民地化」していたために実現可能なったことでした。
中譯版	372	追究起來，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才是慰安婦悲劇的原點。

日本語版

324

この動きは望ましいものですが、今後はいかなる場合でも、元慰安婦たちがまたもや国家や政治のための人質になることは防ぎたいものです。

そのためには、解決を国家や支援団体のみ任せてきた人たちの声が必要です。とくに、お互いを知る人たちの声が遅ればせながら必要です。日韓国交正常化以降、積み重なってきた厚い交流と信頼は、ここ一〇年ほとんど生かされませんでした。慰安婦問題に関わってきた人たちや関心のある人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れまで声をあでてこなかった人たちの声が、倫理的で合理的な「第三の声」となって出会う契機となることをお願っています。

中譯版

374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今後慰安婦阿嬤們不要再被當作國家或政治操作的人質了。

日韓建交以來所累積的豐富人脈交流與信賴關係，近十年來幾乎都被凍結，完全派不上用場。面對慰安婦問題，始終有許多人認為事不關己，交給國家或聲援團體處理即可。為了避免阿嬤們被利用的悲劇再發生，不管是多年來關注慰安婦問題的相關人士，或是長期保持沉默者，我誠懇呼籲大家都能勇敢站出來發言，特別是那些對兩造意見都有深刻理解的朋友，即使為時再晚，也希望你們能出面力挽。期待不同意見間有交流的機會，讓具有道德理性的「第三種聲音」能早日問世。

【附錄三：引用資料來源日文版與日文中譯版出入比對】（以底線和粗體表示不同處）

日本語版	15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加藤紘一官房長官発言など参照）
中譯版	18	（見一九九二年七月加藤紘一官房長官發言）

日本語版	29	次女ヤングン（十二）を誘引して
中譯版	27	次女楊根（音譯）[25]

日本語版	45	「現地の娘たちも公娼にくわ」（同、二三三頁）
中譯版	51	「當地的女孩也加入了公娼行列」

日本語版	51	「まず若い女、十八歳から二十二、三歳の女性……
中譯版	58	「首先篩選年輕女性，只選擇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之間的女性去當慰安婦……

日本語版	84	（同、五六頁）
中譯版	97

日本語版	96	（同、八〇頁）
中譯版	111

日本語版	111	（『強制』3、二八八頁）……（同、一〇一頁）
中譯版	127-128	（《強制》３，二八八頁）……（《強制》５，一〇一頁）　[26]

日本語版	134	（『ミズ来日』）一七一号、二〇〇四年三月、シン・ミンギョン記者）
中譯版	152	……（《ミズ来日》一七一號，二〇〇四年）

日本語版	154	ユ・ガァンスン
中譯版	175	柳寬順（……，一九〇二－一九二〇）

日本語版	192	……少しなくとも年二回以上……
中譯版	220	事務總長每年應接受兩次日本政府的改善報告[27]

日本語版	195	（憲裁二〇〇〇・三・三〇、九八ホンマ二〇決定）
中譯版	225	……二〇〇〇、三、二十，九八……

日本語版	258	その後日本の国会議員たちがアメリカの新聞に出した「THE FACTS」という広告（「ワシントン・ポスト」二〇〇七年六月一四日付）はさらに一歩進んで、慰安婦は売春婦、植民地支配は悪くない、との見解を露わにしたものだった。さきほど見たような欧米諸国からの誤解もあってのことではあったが、これはそのような心理構造を示すものだった。
中譯版	297-298	二〇〇七年歐盟決議後，日本國會議員在美國報紙刊登全版廣告〈THE FACTS〉（《華盛頓郵報》，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比安倍發言更直接，進一步主張慰安婦及賣春婦、殖民地統治非惡論等見解。或許歐美各國對慰安婦問題確實有所誤解，但國會議員如此公開宣稱，多少也披露了與安倍、橋下同樣的心理。

日本語版	272	ソウルを訪れた基金側の関係者は一九九七年一二月一二日午前、「『補償金（慰労金）』を受け取ることにした韓国人被害者七名は、前年一二月六日と二四日に補償金を受け取るという手紙を基金側に送ってきた」
中譯版	313-314	AWF關係人士到訪首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公開對外說明。說明指出，領取「補償金」（慰勞金）的韓國人受害者有七名。她們曾經在前一年（一九九五）十二月六日與二十四日來信。……

日本語版	275	（湯浅謙http://www.ne.jp/asahi/tyuukiren/web-site/backnumber/05/yuasa_htm）
中譯版	318	（湯淺謙，〈私が知る「従軍慰安婦」〉http://www.ne.jp/asahi/tyuukiren/web-site/backnumber/05/yuasa_htm）[28]

日本語版	278	（『諸君！』一九九二年七月）
中譯版	321	（《諸君》，一九九二年七月）

日本語版	287	（『あの星の下に』一九八一、二二一～二二二頁）
中譯版	330	（創価学会婦人平和委員会《引揚げ編　あの星の下に》第三文明社，一九八一年，二二一－二二二頁）

日本語版	290	（ヨ・ジヨン、四五頁）
中譯版	332	（여지연，二〇〇七，四十五頁）

日本語版	293	そして二〇一三年一月に……
中譯版	336	二〇一三年，成立了……

日本語版	321	（村松武司一九七九、二一〇頁）
中譯版	371	詩人村松武司……（村松武司，＜性と專制＞《遥かなる故郷──ライと朝鮮の文学》，皓星社，一九七九年，二一〇頁）

日本語版	322	（長沢健一　一九八三、ニニ一頁）
中譯版	372	（長澤健一，《漢口慰安所》，國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二一頁）

日本語版	323	（谷川美津枝一九八六、六六頁）
中譯版	374	（谷川美津枝《青年将校と慰安婦》，みやま書房，一九八六年，六十六頁）

【附錄四：專有名詞日文版與日文中譯版出入比對】（以底線表示對應段落，粗體表示不同處）

日本語版	205
中譯版	236	（ＩＬＯ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英文縮寫）

日本語版	236	（「デジタル記念館　慰安婦問題とアジア女性基金」ホームページ）
中譯版	273	（引自AWF數位紀念館。又，外務省並未公布河野談話的中文版，本段為譯者迻譯）

日本語版	272	オランダの「対日道義的補償請求財団」……
中譯版	314	參與者還有荷蘭的「対日道義的補償請求団体」。……

日本語版	273	そして日本は、基金解散の後も慰安婦たちを対象にアフター・ケア事業をやっている（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C²SEA朋＜シートゥーシー　トモ＞）。
中譯版	315	甚至，在AWF解散之後，日本內閣還成立了NPO法人「C2SEA（Sea to Sea）」

日本語版	303	「挺身隊問題対策協議会……」
中譯版	348	「挺身隊問題協議会……」

[1] 「在日」原意指稱「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常用於專指戰前自朝鮮半島到日本內地的朝鮮人，戰後留在日本境內成為不具有日本國民身分，但具有永久居留權的朝鮮．韓國人及其後代。

[2]従軍慰安婦問題を巡る常識と言論空間，2014/06/19，木村幹，《赫芬頓郵報》日文版。

[3]「帝国の慰安婦」朴裕河教授の在宅起訴に学者ら54人抗議声明（全文），2015/12/26，吉野太一郎，《赫芬頓郵報》日文版。

[4] 「吉田證言」是吉田清治（本名：吉田雄兎）出版的《朝鮮人慰安婦と日本人　元下関労報動員部長の手記》（1977年）和《私の戦争責任》（1983年出版，1989年韓文版上市）兩本自傳式風格的著作，事後被指出內容與事實不符、憑空杜撰。朝日新聞因曾引用吉田證言進行大篇幅的報導，被指疑為經查證「吉田證言」的真偽便進行報導備受批評，最後朝日新聞於2014年8月為援引吉田證言一事道歉。更多內容可以參考《nippon.com》〈謊言——朝日新聞「從軍慰安婦」報道的軌跡〉一文的整理：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74/?pnum=4

[5] 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書（1996/2/5公開的E/CN.4/1996/53特別報告書，正式標題為：「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5/85」，另外還有一篇1996/1/4公開的附屬文件E/CN.4/1996/53/Add.1）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1994年任命斯里蘭卡的庫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負責進行慰安婦問題相關調查，任期三年，每年須向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於1996年4月提出的報告書。

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書的內容被指出有多處不符事實，或有所誤解。例如：歷史學家秦郁彥認為「慰安婦的雇用契約不是和日本軍方簽署，而是和民間業者締結的」，但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書中卻記載「秦郁彥表示慰安婦和日本陸軍簽署契約」。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書中也引用了「吉田證言」。

[6] 【「帝国の慰安婦」問題】逆転有罪であらためて言論の自由問われる韓国，2017/10/27，《產經新聞》

[7] 完整一覽請見文末附錄一：日文中譯版新增內容。

[8] 相關對照內容請見文末附錄二：日文版與日文中譯版部分內容對照。

[9] 「慰安婦問題的支持者或否定者至今之所以會對慰安婦抱持著相反印象，也許就是因為沒聽過被挑選出來以外的證言，或選擇無視吧」──筆者直譯

[10] 「另外，比起除去雜音的憤怒，表現出『在殖民地無法以多元的自我認同生活著』的悲傷，應該更能獲得共鳴吧」──筆者直譯。

[11] 括號中的日文原文應為「否定慰安婦問題的日本人當中似乎有很多人是愛國者」和中譯的意思略微不同。

[12] 相關對照內容請見文末附錄三：引用資料來源日文版與日文中譯版出入比對。

[13] 括號為譯者補充的日文詞彙註釋，但原文這裡應為「抗拒心理」，「違和感」是在下一句。

[14] 括號為譯者所補充，但我不認為這裡的「同族」只能是「同為日本人」的意思，也可以是同為離鄉背井上前線的人。

[15] 日文原文「やはり『個人補償』はできないという一九六五年」應只有提到「不能進行『個人補償』」而已。

[16]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C²SEA朋＜シートゥーシー　トモ＞。

[17] 無法連上該網站。

[18] 這裡日文版有先提到「離開家到都市徘徊」的少女們，中文版沒有翻到「離開家裡來到都市」。中譯版在後段的證言才突然冒出「都市」，其實日文版已經先提到過了。

[19] 原文的「暴力」指的是刻意忘記阿嬤們這樣的記憶與體驗，將阿嬤們視為親日，不也是一種「暴力」的意思；但是中文版把前後兩個句子的標點位置改了，好像就成了不同的意思。

[20] 這裡的中文和日文不太一樣，但沒有改變原意。

[21] 應為順利回來的人數據統計，軍民加起來超過六百七十萬人。

[22] 日文原文應為：不管是強制或原本就是賣春婦，這都不是重點；女性因此為了國家與男性犧牲奉獻才是重點。

[23] 日文原文並沒有在這裡提及是對比前面提到過的這本小說。

[24] 日文原文中譯：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知道「受軍隊要求的業者」的存在，換言之，日本政府知道（對慰安婦進行）「哄騙、強押」的人是業者。

[25] 少了十二歲。

[26] 對照日文版內容，這裡應為《強制》第三卷。

[27] 每年至少兩次以上。

[28] 無法連到該網址進行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