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先：是「誰」，在逃？──書寫底層的政治、倫理與抉擇

本書（《全員在逃》）描寫美國司法警政如何高強度、多方面介入邊緣黑人的群體生活；而這些人又如何在這樣的陰影下，繼續從事如謀生計、搞社交、談戀愛與負親職等一般人的社會生活。可說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者所寫、最為一般大眾所知的書籍之一，同時也是承受最多批判及爭議的書。本書主題反映了美國貧窮治理的轉向痕跡，而它從備受期待到飽受批判的評價轉折史，也有助我們思考研究、書寫邊緣群體的一些重要議題。

窮人在逃：從福利、工作到司法警政的貧窮治理轉向

貧窮，一直是各個宣稱已達文明進步之社會所積極面對的問題；同樣身為人類，我們很難有足夠的理由，說服自己有人就應該過著物質極度匱乏且自我尊嚴低落的生活。

美國做為一個普遍崇尚個人主義、相信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貧富差距在其中尤為明顯。而過往奴隸黑人、種族隔離的暗黑歷史也讓美國的貧窮染上濃濃的種族色彩，許多黑人世代身陷貧窮的比例遠高於白人；他們因過去法律或互動的潛規則而被隔離，生存地區的環境品質十分不堪，嬰兒死亡率、居民平均餘命、教育水準、醫療資源等生活水準的指標，甚至還不及第三世界國家。

美國政府試圖緩解貧窮問題，這樣的志向在經濟發展前景樂觀、政治自由氛圍高漲的一九六〇年代特別是如此，許多自由派人士及政治人物有信心能透過公權力的介入消除貧窮，於是自詹森政府宣示「向貧窮宣戰」之後，挹注了前所未有的各項津貼來援助窮人家庭，大幅擴張福利制度。

然而，時至一九七〇年代，包括美國在內的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面臨滯漲的危機，同時美國在國際介入及國內施政上也遭受種種挫敗而使統治正當性受蝕，最終在一九八〇年代，雷根政府徹底逆轉原本政府積極介入解決貧窮的進步政策方針，改採方興未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減少公共支出、縮減福利、主張個人自律及道德要求。當時，學界亦有研究，指責此前各種優渥的福利政策反使得窮人失去工作動力及道德操守，這也成為雷根為其政策轉向辯護的學理根據。

另一方面，有愈來愈多福利津貼發放，是建立在被認定為「值得被幫助的窮人」（deserving poor; Katz 1989）的前提上，而這個「值得」往往與工作倫理綁在一起，社會福利成為規訓窮人成為資本家眼中「好員工」的工具。許多窮人發現，若想得到援助，必須忍受惡劣的勞動環境及低薪條件（Soss et al. 2011）；倘若他們不接受這樣的爛工作，除了必須冒著失去津貼的風險，也得承擔「懶惰、不上進、沒責任感」的道德汙名。

更有甚者，國家透過司法警政的手段來治理貧窮，特別是針對那些在主流視角中不願從事「正當」工作的「壞」窮人。當時，美國的都市內城因為政府不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公共建設、企業為尋找更順從及低廉的勞動力出走，以至於成為失業率極高的地方，無法找到工作又面臨福利減縮的窮人亟欲尋求賺錢的出路；此時逐漸發展的毒品工業遂進入貧窮地區，而幫派也插手這塊利益龐大的事業，招募內城裡無所事事的年輕人。

這樣的趨勢，被政府及許多保守人士視為當時美國社會的毒瘤，自七〇年代至今，屢屢發起像「向毒品說不」、「向犯罪宣戰」的運動，投入大量警力及司法資源，採行零容忍政策及強力掃蕩的原則來執行，導致眾多美國內城貧民窟成為警方密集巡邏、盤查、搜索的維安目標，而年輕且教育程度低的黑人也成為最容易被監禁的群體。從高夫曼〈前言〉中所提供的數字，便可看到這樣的現象有多麼嚴重。

窮人的生活乃至於他們下一代的成長，在大規模監禁的趨勢下受到什麼影響，這從二十一世紀起是許多政治人物及學者專家熱烈討論的話題，大家殷切期盼立基在實證資料而非意識形態的答案。

有學者批判說，問題不僅在於監禁會中斷了弱勢者在教育及就業機會、影響他們日常生活及人際關係；同時這個所謂「大規模監禁」時代下司法警政的種種強勢作為，也將為特定族裔、階級及空間貼上各種負面標籤，讓主流社會以及窮人自身覺得「有人窮就是因為他們品行低劣、罪有應得」。當窮人承受了這樣的象徵暴力（Bourdieu et al. 2000; Wacquant 2008），政府及掌權的菁英們便可理所當然地無視弱勢被剝削及壓迫的苦難，更加鞏固既存社會在運作上的不平等機制。

但保守人士認為，這樣的說法過於危言聳聽，只為違法的加害者考慮，無視於深受各種犯罪行為威脅的受害者權益，更有汙衊司法警政工作之嫌。雖有不少立基在統計資料的研究指出監禁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但其間的因果機制仍難判定，往往依據詮釋數字者是自由或保守派的立場而說出不同的故事。

數字背後有許多具體生活的真相及運作的機制，仍有待扎實的質化資料來揭示。只是，這樣的材料並不容易取得，首先這些邊緣群體的生活遠離了主流社會的目光而被隔絕，研究者要如何進入他們聚集的地區，然後又能得到他們的信任及認可呢？其次，進到這樣的地方生活，對一個外來的人來說，可能會面臨適應上的困難。最後，該如何適切地書寫這一群與研究者本身的社會背景及生活處境如此不同的人，並呈現在研究對象、學術同僚、政策制定者，乃至於社會大眾的面前？

追獵高夫曼：從備受期待到飽受批判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來自費城地區菁英家庭的白人女孩愛麗絲．高夫曼──她的姓氏高夫曼來自於一位全世界社會學界可謂無人不知，但因正值學術生產而驟逝、令人惋惜的大師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因大學課堂報告的緣故，因緣際會從二十歲起，一步步接觸並認識年輕的黑人貧民，最終住進貧窮的黑人社區達數年之久，後至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系攻讀博士，在當代都市民族誌的重要開創者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的指導下，繳出了一部得到美國社會學會頒獎肯定的博士論文。

這本由該論文改寫而成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二〇一四年出版前就備受主流社會期待，甫出版後本書也掛上了幾位貧窮及種族研究重量級學者的推薦詞，並立刻被受邀至美國社會學年會進行新書發表，有意參與該場次的人多到會場擠不下。此書在主流社會中也獲得驚人的注目，不少主流媒體 （包括《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 及書評家大力推崇，說不管哪一黨的政治人物都該讀一讀，愛麗絲本人更獲得許多公開演講的機會，登上 TED 並在短時間內就累積數百萬筆的瀏覽次數。

到了二〇一五年，局勢急轉直下，先有長達六十頁細數高夫曼書中內容多處不實的匿名投訴信，寄給數百名社會學或相關領域學者，讓她面臨任職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系所成立之委員會的調查（調查結果認定這些指控並不確實）。另外，有學者質疑高夫曼書中的問卷調查數據並不真實，也有人在向自己的警界報導人求證後，宣稱書中提及關於警方調閱醫院入院紀錄以追捕通緝犯的事情根本不存在。另外，有法界人士撰文質疑高夫曼明知其報導人欲尋仇報復，仍然開車協助，如此已經犯下了聯邦重罪。

這些風波並未因為高夫曼出面回應而有所止息，反而愈演愈烈。當有人要求她出示田野筆記及其他原始材料以確認真實性時，她回應為了保護田野報導人，因此已銷毀相關資料，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即使在重視保護被研究者的社會學界也十分罕見。另外，關於重罪的質疑，高夫曼回應當時的情況比較算是對方深陷喪友的憤怒及悲傷之中，尋仇只是嘴上說說，她開車載他們找人是個「哀悼儀式」。如此，更坐實了許多人原本對該書內容有誇大、扭曲的懷疑。

時至二〇一七年，高夫曼再次登上新聞版面，這次是因為她被加州的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社會系聘為訪問學人並負責教授質化研究，但受到百餘名宣稱是該校學生及校友的公開信反對，直言她的書「將黑人男性高度罪犯化、黑人女性高度性欲化」，認為此人「進行了窺私式不合倫理的研究」、「未好好慎重對待自己做為一個外人相對於被研究社群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故要求學校撤回聘任的決定。情勢至此，過去曾批判過高夫曼本書的一些學者，也出面為她緩頰，認為即使這本書有令人失望及錯誤之處，但也不應該因此就要這位年輕的學者賠上學術生涯。

書寫邊緣群體的政治

高夫曼的爭議風波之所以在全美鬧得沸沸揚揚，一方面與美國國內敏感緊繃的種族議題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媒體聚焦在高夫曼本人特殊的個人身分及出身，也讓問題變得更複雜。當這本書備受關注、從一本學術書躍升為主流媒體推薦的暢銷社會紀實書時，原本種種可能的毛病更會被放大討論，作者也承受絕大多數社會學者所未曾經歷過的嚴苛檢視。未來，勢必將有社會學史家或知識社會學者試圖理解這一段學術歷史。現下，讓我們先撇開這些因素，回過頭來談一談從高夫曼這本《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引發的爭議，所提供我們如何反省針對底層的研究（特別是關於民族誌）、學術書寫與社會推廣及研究倫理的一些問題。

*「真實」的呈現及建構

雖然不太有社會學者懷疑高夫曼投注在該研究的心力與收集資料之豐富，許多人更因書中情節戲劇色彩極濃[1]且筆法生動而難以釋卷，但閱讀過程中最讓人不安之處，正是在於高夫曼描寫這些親身經歷的事件，太過生動、太戲劇性，以至於讓有些人懷疑，即使這些事真的發生過，是否有必要以此種筆法如此完整的呈現。

有學者直言該書敘事的手法，宛如「叢林探險的文類」（Rios 2015）、「以傷痛為主題的色情刊物」（Fischer 2014）[2]，以第一人稱描述自身如何深入人煙罕至、危機四伏的異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只感覺如英雄般的作者如何勇氣可嘉，以及被作者研究的對象有多麼珍奇、可怕或異於常態。如此吸引眼球的描寫手法，首先會面臨的質疑，正是「真實性」的問題。

被書寫的對象真的這麼奇異嗎？是否是作者為了譁眾取寵或銷售考量而刻意誇大？[3]《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出版以來，陸續有在貧民窟做研究或生活過的人跳出來表示，高夫曼所描寫的與他們所認識的有不小差距。再退一步來說，就算我們信任高夫曼的描寫是忠於自身的觀察，仍有聲音質疑高夫曼對於自己認為的「真實」，是否展現足夠的反身性來解讀。身為民族誌工作者，理應認真面對自身的各種社會身分及生命經歷（例如種族、教育程度、出身家庭、職業），如何促成也限制了他（她）與田野報導人的接觸及看到的田野狀態；自身的特質、利益、訓練又如何左右了對「真實」的解讀與呈現。

同時，做為一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作者，對於眼前的暴力、情欲、違法行為及異於主流的說法，是否僅能「忠實報導」而已？或是能將這些現象置於特定的政治經濟脈絡、歷史遺緒、次文化下理解；並與相關的既有研究，特別是不像民族誌工作者侷於一地一時材料切入的鉅觀研究有所連結，關於這一點將在本文後面有更多討論。如此，也不會讓文本僅淪為利用底層的異奇經歷來刺激讀者（多為中產階級）反射式的同情或個人道德譴責的功能，而能帶領大家更深入思索眼前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案。

最後，書中呈現的「真實」必然是經過選擇、構框（frame）下的結果，作者為何要在書中交待這些情節或事件而非選擇不講，如果要講是用平鋪直敘抑或濃墨重彩的筆法敘述，這些都必須是慎思後的決定，不能只站在可讀性、增加話題或「讀者知的權利」的角度考量，亦須思考揭露之後的社會效果（是否只增加了大眾「色腥羶」的想像或八卦）及是否有效印證自己主張的論點。有些內容或可增加閱讀爆點及作者話題性，但卻可能傷害或汙名化被研究者，作者或須判斷是否應自制地選擇不談。[4]

只是，我們在理解高夫曼為何如此書寫《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也不能忽略現今的文化生產體制乃至學術體制的影響。不少學術工作者與出版社洽談時，都被明示或暗示需要讓自己的書更吸引人，而在此前提下，提高可讀性、富有趣味並觸及更多讀者便成為寫作時的指導方針，而前述那些學術工作者或不陌生的提醒，也許只能默默退居邊緣。

*書寫視角的效果：第一或第三人稱的選擇

過往，社會學採行參與觀察的學者書寫的習慣，是採取像上帝視角，以第三人稱的方式、貌似客觀地講述田野中發生的事情，而研究者彷彿不存在於具體場景內。時值上世紀八〇年代中後期，社會學界一方面受布迪厄對反身性的強調影響，另外加上女性主義立場論的挑戰，以及來自人類學「書寫文化」的反省，都讓社會學者們開始注意到，這種將自身抽離的「客觀」描述，事實上是更加不客觀，將研究者可能因社會位置所導致的特定切入視角給掩蓋，反倒更不利於讀者詮釋及評價到底真實情況為何，以及作者報導的獨到價值。

因此，新一代的民族誌工作者都傾向更積極地參與、介入、融入所觀察的社會生活，而非只做壁上觀、自以為只是客觀的觀察者，這也讓研究者有個更理所當然的角色，能夠更深入地與報導人互動、揭露自身在田野中的位置。而在書寫上，作者也往往被鼓勵採取第一人稱的方式描寫田野事件，揭露自身的觀察位置及田野中的社會關係（Venkatesh 2012）。如此，也能進一步反身性地思考自己與田野對象之間的關係如何左右了知識生產，以身為度帶動田野工作者對自身、他人、學術、社會乃至於存在有更深的認識（謝國雄；2007）。

從這個角度出發，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也可特別注意作者如何以女性的視角切入邊緣男性的主題，我認為不同於類似議題的民族誌（作者幾乎都是男性）[5]，高夫曼的女性視角補充了以往被忽視的底層男性周邊女性網絡扮演的角色，而底層男性在高夫曼面前，似乎也較易展現不那麼陽剛或重視尊嚴（這些都是過去類似的民族誌著重的主題）的一面。

而在這次的高夫曼事件後，學界反倒有了另一種聲音；雖然認為研究者的反身性以及揭露自身在田野中的位置是重要的，但認為在書寫上，應採用報導人為書中主角，而非以凸顯學者為書寫中心的第一人稱方式來描寫（Cobb and Hoang 2015）。最主要是因為後者有時會導致一些作品失焦的情況，讓書寫淪為個人自戀或耽溺式的長篇論述，有能會導引讀者以優勢地位的作者眼光來看待邊緣的被研究群體，進而產生了之前所描述的那種「叢林探險」式文類。

在學者為中心式的寫法裡，讀者容易聚焦在學者本身的道德特質及個人特徵上，忽略了該書真正希望探討的議題及民族誌的初衷之一：賦予被主流社會隱形或排除的人群發聲的位置，以批判、反思現行社會運作邏輯及一般人狹窄的想像。

高夫曼事件確實令不少民族誌工作者有所警惕，因此我們也看見接下來同樣深受注目的《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書，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的書寫風格就大幅擺向了另一端，在書中幾乎看不見研究者的身影，而在附錄中也主要在交代客觀研究過程及資料處理方法，對於他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只是簡略帶過。他在書的最後坦言，他常在演講的最後被問到自己做研究時的感受以及如何進入田野，但他希望大家關注的重點不是他。他說：「我並不重要。我希望當你討論這本書時，談的是Sherrena與Tobin」（書中人物），以及這本書裡討論的驅逐議題及它對被驅逐的人產生了何種影響（Desmond 2016: 335）。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書寫人稱的選擇就決定了反身性的有無以及讀者焦點，但我們可以看到高夫曼及戴斯蒙在書寫風格的不同選擇，讀者或可在閱讀後自行評價優劣，並想想這兩本書的書寫風格，如何影響你理解作者宣稱要處理的議題。

*真能說「窮人在逃」？嚴謹分析、推論、資料完整性是根底

最後，高夫曼事件之所以會發生，也跟這本書橫跨在學術書及大眾書（或社普書）之間有關。很多時候，學者希望不再自滿於在象牙塔內從事學術活動或擔任政府或有權有勢之組織的顧問，而想透過更直接的方式讓自己的研究能對社會人群的想法、對政策產生實質影響，因此會希望提高自身作品的可讀性，用更通俗易懂或引人入勝的敘事手法來呈現自己的發現。

這本是件值得鼓勵的事，而且近十幾年來，不論在臺灣或國外也屢屢有社會學者專注推動這樣的事業。然而，這樣的學術普及化工作，絕不應犠牲學術界既有且最重視的深入思辨及嚴謹推論。身為作者應先以學術作品的標準要求著作，然後再思考如何使之更容易被不具學術背景知識的人閱讀，而非因為想迎合大眾的閱讀習慣及品味，而在論證上有所廢弛。

回到高夫曼一書，其中較令人不滿意的部分，正在於其核心論點及她所收集資料的來源和後續呈現的書寫，其中有不太一致之處，以至於在推論上不甚具有說服力。高夫曼在〈前言〉中雖然聲稱本書「呈現的情況是史上的高入監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嚴打及監控，一步步正把貧窮的黑人社區轉化為一個充滿嫌疑人與逃犯的社區」，但我們看到的，多是一小群（被後來很多評論者認為無法代表貧窮黑人社區居民）深陷各種犯罪行為的黑人男性的生活情節，但卻看不到司法警政體系的高強度維安及重視社會控制，如何讓整個第六街的貧窮黑人社區居民「全員在逃」，以及這又如何使其原本就艱難的各種困境更行惡化。

做為一個研究者，若想捕捉原本聲稱的那個主旨，似應花更多精力來收集跟該社區本身有關的資料或社區層次的數據，同時花更多時間與書中所謂乾淨的人（clean people）或身處灰色地帶的人相處，用更多篇幅描寫他們的日常生活及脫貧的努力，如何受到司法警政高強度介入所影響（像本書第七章就十分精采），而非讓全書多數篇幅被各種戲劇性的被捕、暴力臨檢、仇殺、逃亡的情節占據。所以，本書英文書名 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不論主、副標都省略了主題，讓讀者自行帶入「在逃」的主詞。讀完本書後，我們或可想想，究竟它向我們呈現的，是「誰」在逃？

再者，想分析大監禁時代之趨勢對貧窮黑人社區的影響，除了重視社區面的捕捉，警政司法面的探討也不可少。雖然在書中偶爾穿插作者訪問警察的說法，但資料顯得單薄且片面，理應有更為系統、深入的處理，如此也不會讓書中警方的臉孔如此模糊，似乎只被化約為急於壓制、逮補底層黑人的對立勢力。然而，對照其他類似的民族誌（如Venkatesh的Off the Book及Waverly Duck的No Way Out），警方與社區的關係應該更加複雜。

最後，高夫曼的民族誌讀來描述性很強，較缺少一般學術作品中有問題前導的分析性，許多試圖對話的文獻也置於書末注釋而未直接在書中進行辨析。當然，這是不少希望提高可讀性及吸引一般讀者的學者會採取的書寫策略，也可能是作者期待讀者自行在流暢敘事中找出作者埋入的分析及論點。但是，如此可能冒了風險，讓人覺得作者只是丟出一個個觀察及初步分類（例如各種逃跑的策略、各種「乾淨」的人、各種灰色地帶的謀利手法），著重的點在於微觀層面的各種行動者的算計與社會心理狀態，但卻未更深入告訴讀者彼此間的關係或是否有更大的體系或制度性影響，或在微觀至鉅觀的連結上多做著墨（Duneier 1999: 341-5），最終讓本書有淪為深藏各種偏見、系統扭曲、象徵暴力於其中的常識「如實」呈現，而未善盡與常識進行「認識論斷裂」的批判責任（Burawoy 2017）。

民族誌無可取代的價值

如高夫曼所從事的民族誌研究工作及後續書寫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站在評論者的角色提出後見之明要容易得多。民族誌工作耗時長、需全身心浸淫在陌生的場域，研究的客觀性又常被挑戰而需反省工作方法。此外，田野當中有太多難以預測的情況發生，各種倫理兩難、道德抉擇、關係經營都得靠工作者在每個互動中立刻下決斷，面對眼前活生生的人，腦中閃現各種研究倫理原則、田野人際政治、自身原則的堅持、求知的旨趣、研究成敗考量等。很多時候，工作者做出的判斷無法面面俱到，或優先次序沒有擺放正確；有時，書寫上的考量也十分複雜，大多數作者都是考量再三、字斟句酌，只是最終讀者的反應或與原先預期大相逕庭，這特別容易在如《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這類由學院走向大眾的暢銷書上發生。

然而，民族誌存在的價值卻也是巨大的，它往往能讓突破優勢階級打造的概念迷思，為某一爭論不休的問題或停滯無力的領域，提供開創性的洞見。也因此，期待高夫曼一書引發的軒然大波，不會削減有志者投入民族誌工作的熱情，而能從這一波爭議中吸取到具建設性的反省，成為產出下一本精采民族誌著作的養分。即使你將來不會從事民族誌工作，我相信也能從閱讀本民族誌中，感受到理解原本不受理解之群體的喜悅，並能激發出一些對於貧窮、司法或其他議題的新想像。而搭配這本書後續引發效應的討論，或可讓過去對於書寫底層或邊緣群體之政治敏感性及倫理原則較為陌生的臺灣讀者，有了進一步思考的機會。[6]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1] 甚至有書評說其街頭情節數量之多，可填滿著名幫派影集一整季劇本所需。

[2] 意味只是藉他人痛苦來刺激中產階級受眾的感官。

[3] 特別是在書的附錄交待她這些年經驗的紀實，例如回憶自己從住了幾年的貧民窟出來，到普林斯頓這個白人菁英環聚的大學就讀時，就提到一個個令人咋舌的文化逆衝擊經驗：看到中年白人男性教授就浮現警察的陰影而感到畏懼，進到教室裡就端詳要偷什麼東西等。對於有些人而言，深刻田野的洗禮確實有此效果，但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只是高夫曼想證明自己變得跟田野當地人一樣（becoming native）的誇飾法，這麼做反而加深了大眾對黑人居住區的污名。

[4] 例如，近來寫出越南性產業之民族誌的芝加哥大學社會系教授 Kimberly Kay Hoang 曾談到，每場演講的提問時間或私下交流時，總有人問她是否真的為研究而實際從事性工作，但她考量再三後，決定不回答這樣的問題，儘管回答「是」或「不是」，都可能替她以及她的書增加很多的話題。

[5] 如在繁體世界可見的《泰利的街角》的作者 E. Liebow、《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及《地下紐約》的S. Venkatesh、《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的戴斯蒙（M.Desmond），以及其他著名底層黑人民族誌作者，如 Mitchell Duneier （杜尼爾）、Victor Rios、Waverly Duck、Randol Contreras 和 Elijah Anderson。

[6] 本導讀寫作過程曾受益於與藍佩嘉、方怡潔的交流，以及我在二〇一七學年度下學期臺大社會所開設「貧窮社會學專題」的課堂討論，在此向她（他）們致謝。

 

本文收錄於《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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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逃亡社區的故事，
一本揭開美國當代社會痛處的民族誌，
一個一腳踩上研究倫理爭議的社會學新星。
刑事司法系統的大規模擴張如何介入美國貧窮黑人的街區，讓生活其中的黑色男孩逃無可逃？
愛莉絲・高夫曼的這本深入的民族誌，
精彩卻也殘忍地揭開了美國貧窮黑人社群的生活實況，
讀來充滿戲劇張力，但也因為描述的細節過於寫實，
曾在美國學界引發是否造假的風波。
然而不論讀者認同或反對這本書的書寫角度與手法，本書都是社會領域的讀者，特別是進行田野調查領域的讀者重要的參考著作。